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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时候，我有时像是以过去的我为主角写小说，有时又像自己在写回忆录，因为写着的我又要跳出来说两句。有一点很清楚的是，过去的我是主角，而现在的我是导演，本来导演是不出现的，但导演的部分又舍不去。也可以说像父与子，我有时甚至有些幸灾乐祸的写着那位少年的荒唐事，写着写着才想到：“这就是我啊。”不好意思起来，可笑之余又有些心酸。即使如此，我虽然偶尔也为他的荒唐感到害臊，不过这样害臊也害臊习惯了，大多我都不怎么害臊了，仿佛助我炼就了定力。除了上面两种体裁外，有时就按着性子又像作一段诗，跟前边的文字感觉完全两样，又不好用不同字体区别开，所以体裁有些四不像。而我三者都不擅长，我的目的是把事情描述清楚，所以不能当艺术作品来看，我没有那样的手段。这是体裁交代。
这本笔记主要是写给朋友亲戚看，我用来向他们出柜的，出柜出得是阔气了些。正因为三言两语跟他们说不清楚，故而想写这笔记。多年来，我不想直接跟他们说我是同性恋，我没有信心这样做，一怕自己丢脸难以自处，二怕失去他们。直到写成，我自觉说清了，他们再要怎样，那是他们的事情，再要怎样我也无可如何心安理得了。当然，我虽说是个无名之辈，不会真就期望自己只有这些少量的读者，也有以文邀点名的意思，希望不是恶名。我的好些亲戚也不识字，就是对于他们写了也等于白写。这是目的。
如果读到了、并有兴趣读的人，阅读能给您带来益处的话，我会感到荣幸。因为这是一本详尽的自我分析笔记，有些参考价值，不管是对同性恋还是异性恋，它可以勉强作为少年人进行自我认识的入门教程。至于它的寿命，我就希望它能像粗稻草绳一样到霉烂风化前扎实一段时间就好了，因为它确实不是艺术品。这是期望。
前言草草，写得有些得意似的不合我的意，权且这样，不知道还要说什么。再说，能读到的人也直接不读了，我现在跳入正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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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七岁，实岁，从拿到大学通知书到离乡的两个月，都在吃同学的毕业酒。公共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或安步当车周游全县，去一些同学家全是因为情谊，去一些同学家一半是情谊，一半是出于小县城的世俗生活侵入我思想里的要广交朋友，对扩大自己未来的势力有助。最后一场酒，在县城边界的一处坐落在高山顶上的村庄里。离开，一辆到处都是刮痕、泥点、锈迹的蓝色旧拖拉机运载着我们五六个人和十来条要去镇上出售的小猪，两个大竹筐装着它们，我们放脚的位置也不够。山道不宽，从山上到山下，转不完的弯，停不住的嗷嗷叫，小猪和我们都有些不安。那一个多小时的异味似乎去大学报到时还闻得到。
满暑假的酒气、言笑使我生活在过去，对未来并没有做什么想象。高中三年与其说得到的是一张自己满意的大学入场券，不如说得到的是三年的苦闷，我是毅然决然把高中抛掉的。我舍得高中，却舍不得高中同学，但要与高中同学回去念高中，我不愿。我的暑假一直在半感伤半愉快的留恋，而留恋没有完，新生活就没时间想似的。只是大学生使我感觉“权利”大了很多，不用再俯首为牛，去每个地方都非常合理合适。单就“大学生”这个称呼给我的影响是：六月前是一个人，六月后是另一个。
与我同去一个城市上大学的是我同村的老同学李平、李悦，他们两的学校比我学校的报到时间早一天，我便提前出发，跟他们结伴。前几天，娘就把要大学宿舍生活的必备物品准备好了，她说：“外面城市什么都贵。”这条铁律，使得除了水桶、草席这些她觉得拿了可能损害体面、而且实在不方便的东西外，连肥皂、肥皂盒、鞋刷等等这些可以容纳在一个大旅行箱里的东西全买齐了。
早晨，娘自然早起，六点钟我也起了床，看见厨房窗户旁的那小条空地上点了只有初一、十五、节日才点的红烛。红烛大而高，差不多到了春节的规格，两条火舌在竞赛谁蹿得更高似的，中间一根红香，烟袅袅的。而今日显然没有撞到这些时候，别家的窗边就没有，隆重得让我有些不自在。在厨房看到她，她像年初一一样准备了一种不平常的厨房气氛：她穿着粉色格子大围裙，一手握住另一手（平日她可没有这手势，这是那心情郑重的标志），放在大围裙中央的口袋前，说过我们素常的关系里根本没有踪迹而且不可能存在的、故意的祝福话后，那种语气和表情像是要把天底下所有好的东西一股脑儿加到我身上，带着点儿迷信，使得我更加不自在。她的意思是，生活是从今天早晨开始完满的，因而要有一个适应此种完满的表情才能让完满持续下去。我避开她的眼睛，因为我没有任何方式可以回应，而我舀水刷牙、洗脸无一时不处于这种气氛的影响之中，心想：“老娘，不要这样。”当我尝起她直接用手端过来的沸腾的猪肉汤时，甜津津的汤才把这种气氛消于无形。每个母亲于儿子都有那种临行密密缝式的柔情集中体现在某件事情上，我家的是，每当我要离开的早晨，她总是去割一点前排炖汤给我喝，为我饯行。
一个银色行李箱、一个黑色背包和一床自家种的棉花打的棉被，包含着带给姑妈的土货（她在那工作），使得我的箱子和包近乎都到它们承重的极限了。它们都在临街的前厅里候着。吃过后，塞了几个车上吃的水果，就去隔壁家与祖父祖母叔叔告别，亲了一下小弟就去上大学。
临别，父母在身边，父亲显出一幅我满足了其虚荣的那种表情，我有点为他害臊，好像他该显得冷淡、完全不以我为意才好似的，我厌恶他丝毫不控制自己的虚荣心。当我刚跨出门，我就看见祖母拿着一串鞭炮要点燃，响了两三下，浓白的烟雾里就跳起了火星。我害臊起来，这算什么事呢？看起来像用鞭炮打个广告。路上的几个行人都看过来，对面的大妈用方言说道：“去读大学了！该快乐了！”一个看自家店的、说祝福话说上瘾的老奶奶也用方言叫了起来：“该快乐了！长命百岁，发财老板。”她是说了一辈子祝福话，语气比别人夸张十倍，连平日也说。我也一直不能知道方言里的“该快乐了”是什么意思，好像世上也有不该的快乐，应该是的，他们眼里有些快乐是不该的。这两个“该快乐了”就使路过的那几个行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在家门口觅食的母鸡被鞭炮声吓了一跳，飞跑了三米，带起一阵尘。一只黄色的大狗听到了鞭炮声，停步看过来仿佛想搞清什么事情。我的精神也像被吓了飞跑起来，我加快了脚步，去国道即村里的正街上的一百米距离仿佛变长起来。在各自门前的邻居们都看了过来，我觉得他们的眼神和语气都在称赞我，而应对答复的任务让我感觉麻烦。那鞭炮声偏偏没完没了，似乎响了一个世纪。每个看过来的目光仿佛都在说：“我的儿子孙子也像这样上大学就好了。”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我想：“他们不理我，不冲我笑，不跟我家人说话（父母都跟着我）就好了。”而我的心思又好像大半都吸引在被旅行箱的轮子与地面摩擦的咔咔声上，感觉这声音在今天听起来非常新鲜。箱子里东西多，仿佛拉杆要断，非坏不可，像帮着邻人们让我不好受。路上行人不多，一家路边堆了干稻草，又走几米，堆了一车沙子，几只鸡在那玩，映出一团鸡脚印。一个孤独的小孩在那挖沙坑，四五岁，看过来也像刚才那只狗儿一样想搞清发生了什么，他显然没有吃过早饭，连脸也没洗。小时候这片地方建新房的时候倒是很多这种大沙堆，我和伙伴们挖陷阱，那时候阔气得动辄十几个人，我想到这，就舒畅了些。迎面而来的是一辆犁田用的简易拖拉机，轮子由一片片钢铁构成，在水泥路上留下长长的一排新的、白色的印痕，它的浓烟和聒噪让我想快些经过它，那印痕也会在三四天后消失。朝阳洒在一面红砖墙上，特别柔和。到路口，是满街的阳光。
两家熟悉的豆腐摊摊主——两个老太太坐在左边，自然也是要笑和说话的。卖鱼的在右边，大路两侧摆了七八个猪肉案，屠夫们在观察的过往的行人，时不时一声吆喝，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买猪肉的过客，特别女人们总是以一种防备心理接近屠夫，一接近碍于人情就不好走开了，而他们之间的攻守之战我非常熟悉，不肯吃一点亏，而她们认为屠夫就是动点手脚的。他们的对话一般是这样的：女人一脸作神紧张地说道“那肥的割掉！”“那膜割掉！吓死八人！”挑肥拣瘦，屠夫漫不经心的说道：“不怕，那一点点。”强买强卖，把割得不让女人满意的肉装进红色塑料袋里。这是一个把猪肉生意做得最复杂的地方，屠案旁变得非常有戏剧感。这种斤斤计较的防备心理多少渗透进了我们每个后辈的灵魂。马路对面的佛经太太——别人都这么称呼她——她在守着自己的水果摊，她是我自家婶婆，见到我们一家人，随手拿了两个苹果往我们半跑半走的过来，皱纹的沟壑里填着盈盈然的笑，娘客气的推脱：“佛经那么客气，自己不要卖嘛！”佛经说：“弟弟出去念书，以后做官做老板。”等等。我又不能真心实意地摆出笑脸。笑，希望快些过去。
李平住在正街上，两栋贴着90年代小长方形白色磁砖的三层楼的房子，我向他走去，他已经等在他的家门口了。他家离我出来的路口一百米，正街是我那条街的两倍宽，相互垂直，走起来就比自己那条街更轻松，只是还是遭遇了很多熟人们的目光。打定主意：鞭炮的事绝不能跟李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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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从小学就与我同班，到大学都同步的好友，他家就像我家似的。他父亲是老师，他叫他“爸爸”，而不是叫“爹”。我从小听到这个称呼疑惑，为什么我要叫”爹“而不是”爸爸“呢，这不是我要改就能改，这取决于父亲。老师的儿女必是叫“爸爸”的，有的比我小五岁以上的孩子也叫爸爸，似乎跟父亲年纪也有些关系。在我们同辈中，叫”爸爸“的是非常少的。李平叫父亲与我不同，叫母亲却跟我一样，因为她母亲也是农民。
“棉被都自己带啊！”李平的娘叫道。
“自己家的棉盖了更暖和，外面买更贵。”娘接上话，然后掰扯起来，喜气洋洋。从她们的语气听起来，她们虽然相互知道了二十年，也许更久，可是私交却并不好，只要我和李平离开，她们也许半个月也没机会说上话。但实在的，我和李平的同学关系，现在又一起上大学，把她们两的距离拉近了。
要等上一会李悦。李悦虽然与我们同属一个行政村，却是不同自然村。我们初中才认识她。初一初二与李平一个班，初三与我一个班，高中同我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