棵藕兔拦鶦IA暗中进行调查。到了06年的时候，有消息说他们可能会很快摸到组织在温哥华的点。当时曾仲英已经退了，157新来的负责人对业务本身不是太熟，处于谨慎考虑，和韦学文商量后决定把温哥华的点先撤了。这事是韦学文自己去办的。
那里的点具体就是一家汽车轮胎销售公司，规模还比较大。因为03年前韦学文一直在温哥华“冰冻”了5年。这5年时间里他什么也不能做，只能做一个轮胎店老板。可能是他本身比较会经营，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也必须要做的像那么回事，所以到03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是邓禄普在温哥华的销售冠军。最后06年决定要处理的时候，为了不留后遗症，必须收现金，这在欧美国家是有相当难度的。后来韦学文找了当地越南黑帮，同意他们用一手提箱“脏美钞”来买这家公司。
脏钱是黑道上的一种说法，就是指因为某些原因而被政府作了记录的纸币，一般都是联号的。这种现金根本不敢大量使用，只能存在于地下市场里。但韦学文认为无所谓，因为这钱他拿到手就是公款，只要送回国，组织肯定是有办法让这钱变干净的。脏钱在美国和加拿大没法用，但在中国不一样，这是美国政府发行的货真价实的真币，又不是假钞。能为组织多挣点公款作经费有什么不好？
不过临时出了点变故，韦学文突然得到命令要赶去芝加哥，于是过境后在西雅图把手提箱交给了正要回东南亚那边的马俊波。
一周后韦学文在芝加哥突然得到消息：马俊波死了，死在菲律宾。
这让韦学文惊讶不已：就他所知，他们这票人马没和菲律宾发生过什么关系；马俊波为什么不回新加坡或者是香港的点，莫名其妙跑去菲律宾？谁派他去的？……或者是个人行为？
组织上当时成立了个十多人的调查组。秘密的查了两个月，结论：马俊波是执行任务时路过菲律宾，意外车祸遇难。自后还是定性成“牺牲”。
这件事情一直迷雾重重。但让韦学文更难受的是：他把手提箱交给马俊波是临时做的决定，马俊波实际上在第2天晚上（菲律宾当地时间）就已经遇难，而他在芝加哥根本不知道，所以拖了两三天才把让马俊波转交公款的事告诉了家里的人。这样一来，在菲律宾不见的那个手提箱就成了个根本无法说清楚的事：有人就在组织里谣传，你韦学文是知道马俊波遇难后才说托他转交的，反正人死了根本无从查证。言下之意就是那手提箱说不定就你吞了，根本没有转交这回事！
手提箱里有110万美金和十几万加元，折成人民币（按当时汇率）有将近1000万。这笔钱对任何人都有不小的吸引力，但157这个小团体的人谁也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会干私吞公款这种下作事。所以这个谣言只是私下在传，并没有谁真正提到台面上来讲。黄诚手下有人来157悄悄找人问过，后来也没什么后续，不了了之。
这事曾仲英其实在后面说了话“157做的是特殊工作，特殊工作就会有特殊情况，当然也应该特殊处理”。
但现在不一样了，韦学文明显感觉到这次黄书记给他交了底：隔离审查是因为纪委手里有实际的证据！否则不会动你。“曾家军”人马除了刘健这种异类外，其他人都有个共同的毛病：政治敏感度很低。本来现在的情况，曾仲英一手栽培起来的人几乎就只剩下韦学文一个，而且他是重要骨干，甚至可以说是曾仲英的接班人。上面是要考虑影响的，不可能因为一些小问题就把你给办了，那岂不是赶尽杀绝，还让谁来做事？韦学文一直没有想透这点，两个月前就听到风声可能会被组织调查，但竟然始终认为别人是搞派系斗争，没问题都找事往你身上糊，所以完全对手提箱的事没什么准备。
韦学文怎么也睡不着，在床上辗转反侧。他想了很多，甚至考虑到了最坏的结果。这个快40岁的中年男人这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刀光剑影中，已经看惯了生死和颠簸流离。他并不怕死，也不怕失去所有外在物质的东西。但他不能忍受被人冤枉，更何况是被组织冤枉……到目前为止一半生命历程都在为之奋斗的地方。
第三节
第三节
…
韦学文是重庆人，老家在长江边的重钢家属区。
父亲是重钢的一个科长，在韦学文12岁那年心脏病粹死在出差途中。母亲是重庆一个区法院的法警，丈夫去世后一直没有再婚，非常辛苦的把韦家三兄妹拉扯大。父亲生前是厂里做销售业务的，那时候虽然大环境差，但还有点油水，整个家庭还过得去。去世后就不行了，三个孩子，最小的三妹韦学彤还有小儿麻痹症，一家四口人就靠母亲那点死工资生活，非常艰难。
韦学文从小就是家属区的孩子王，他不太爱说话，但脑子特别好使，有一种和年龄完全不相符的心智和老道。和他混在一起的孩子虽然也都喜欢用重庆男人的方式……拳头来解决问题，但只要韦学文在，他们和其他区域的孩子打架从来就没输过。因为韦学文有一整套办法来应对各种情况，甚至还有一整套办法来对付厂里的保卫干部和派出所的公安。当法警的母亲从来不知道这个大儿子竟然会在外面打架，她仅仅听丈夫生前的朋友说过“你们家老大比较扯（调皮）”。
二弟学韬倒是比较乖，成绩也好。但母亲显然更喜欢老大，因为年纪小小的学文已经会自己和厂里的青工跑到江边码头上去捡“漏货”（货物从船上到车上，这过程中会有损耗，尤其是没有包装的散货，煤炭，钢锭一类），或者是和几个厂里的油子带一群“棒棒”（重庆街头接散活的民工）到重庆南站接那些从广州贩货的个体户的搬运活，为这事他还专门跑去学了开车（私学，没驾照）。当然，这些事情是需要一定实力的，也经常见血。但韦学文从来没有受过伤，也从来没被公安堵过。母亲毕竟是警察，她肯定知道十来岁的学文在外面挣的这些散钱是有风险的，但她除了心痛之外没有其它办法。那时候80年代，大家的收入都很低，而且公家也没钱，只有民营经济的苗头……个体户的收入高，其他所有人都是穷人。韦家三个孩子，只有一份工资，懂事的学文知道为了他们兄妹三人不肯再婚的母亲捱的很艰难，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帮家里多挣点钱。
当然这样一来，学习成绩就不可能有多好。韦学文90年高中毕业，高考落榜了，分数还差得有点远。母亲想了办法，找熟人把户口上的民族改成了壮族（不过韦学文小时候倒是听父亲说过祖辈是从广西逃荒到贵州的，所以也有可能是真的壮族），加了点分；然后又找关系要到了个法院系统在西南政法学院的委培大专名额，跌跌撞撞的让他好歹也去上了大学。韦学文刚开始不想去，他想去当兵，因为当兵不用生活费还有津贴拿。但母亲说“娃儿勒，当兵回来只有当法警，一辈子都和你妈一样。法院头要想混得好，只有靠读书！”
进大学的第一天碰上个中学校友，这人把他带到旁边的四川外语学院听一个很有名的教授讲四级考试。教授并不知道韦学文是西政的大一新生，对其差得没底的英语大加讽刺，还说“你这学期之内要是做模拟题能及格，老子手板心煎条鱼给你吃！”
韦学文在学期结束的时候真买了条小鱼拧着去了川外，同行的还有100多个同学（大部分都认为他有病，去看热闹的）。结果做完试卷竟然得了90多分。教授得知他还是大一的新生，而且还是个高考英语根本没及格的委培大专生，惊讶的说不出话。
第二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他又搞了件事情出来。当时大班上有个哥们，在校外惹了事，被人寻仇，这哥们是北方人，学过点拳脚，一个人把对方打跑了。后来对方纠集了好几十人，晚上把这哥们堵在电影院回学校的路上，把他打的全身血窟窿，还扣在录像厅里不放人。韦学文得到消息后，连夜跑回家偷了他妈妈的一副旧手铐，然后把厂里一个兄弟跑运输的烂吉普车开到那个学校附近的录像厅，下车旁若无人的走进去，摸出手铐就把同学铐了起来，然后对面面相觑的10多个小混混说“我是沙坪坝分局的，这人是通缉犯”。把同学救回学校后，他竟然又开车回录像厅，给小混混散了一圈烟，然后说领导让大家去配合下调查，可能有奖励呢，毕竟是通缉犯啊。于是这群没脑子的傻货被韦学文直接一车拉到了童家桥派出所，全部拘留。
但韦学文也有点麻烦，因为他假冒警察。
曾仲英当时正好回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祭拜生父，顺路和一个在旁边西政当处长的初中同学约好吃午饭。她在饭桌上听说这事后很感兴趣，下午就去了派出所，让秘书给所长说了说，公安就把韦学文放了。
曾仲英在车里问韦学文“你哪里来的手铐？”
“我家是重钢的，在厂里找人做的”
曾仲英把手铐拿起来仔细看了看“你家里有人是警察吧？”
韦学文愣了下，算算，估计扛不住，只好老实说“妈是法警”
“父亲呢？”
“早就不在了”
曾仲英稍稍有点失望，西政的学生嘛，本来就很可能是政法系统的子弟（所以假冒警察算不上太有胆色）。她想了想，又问“怎么不把你妈妈的警服也穿上？”
韦学文想都没想“那肯定穿帮！”
“尺码不对？”
“不是，便衣比制服更有心理影响力”
“接触过刑侦？”
“没有，我自己观察和揣摩的”
“那你看我是不是警察？”
韦学文怔住了，考虑了很久，小心翼翼的措辞“我觉得，您应该不是警察，但也不会是做普通工作的……”
曾仲英笑了笑。没说什么。
过了半个月，韦学文又见到了曾仲英。这次是在学校的学工处，处长很正式的给他介绍“小韦，这位领导是武警部队的曾主任”。单独和曾仲英谈了2个小时后后，韦学文同意跟这位“曾主任”去北京，马上走。
过去的半个月，韦学文的所有背景都已经被调查过了。虽然并不是特别满意，但曾仲英认为可以接受。他主要是看上这小伙子的脑子和学习能力了，这是“可塑之材”。马上要成立的157需要的就是这种涉世未深但又极具潜力的年轻人。当然，韦学文并不知道157是什么地方，他同意放弃学业跟曾仲英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即提干而且可以拿工资了。上这个委培大专不就是为了有份铁饭碗工作吗？现在母亲要供三个孩子上学，负担实在太重了。
当然，全家人，亲朋好友，包括西政的老师，都以为他是去了“北京的武警部队”。三妹学彤甚至还听人传说过“韦大娃”是特种部队的。
韦学文一直失眠到天亮，起床后昏昏沉沉。他花了一晚上时间回忆马俊波牺牲这几年来自己的一切活动，想看看是否可能还有疏漏的地方。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当初调查组的那个“车祸死亡”的结论，一直在暗中偷偷查这件事。但这事麻烦就在于没有任何比较现实的证据，所有的的怀疑都来自于常识判断，很多东西始终无法证实。
曾仲英其实对这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