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呢：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馀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三十六 杜威 哥大 博士Ⅰ（1）
1917年上半年，是胡适留美七年的尾声，已经进入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指导老师杜威。
还是在1915年9月间，胡适就离开了生活五年的康乃尔，转至哥大师从杜威。转学的原因很多，根据他写给母亲的信，大约有这样几条 ：绮色佳是小城，居民只有六千人，而纽约是大都市，自己很想感受和观察大都市的生活状态。其次，如果作博士论文，绮色佳地小书少，不够用，而纽约则不存在这问题。复次，自己好交际，小城绮色佳，熟人太多，费时不少，因此颇想在纽约、芝加哥之类的大都市中“万人如海一身藏”。另外，在胡适看来，一个学校得两个学位不如在两个学校各得一个。当然，更重要的，是杜威在那儿，在纽约、在哥大。
插：其实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胡适信中没有提到，直到1927年1月14日，胡适才在给韦莲司的信中以英文的方式披露，那就是“我的哲学教授们对我所做最好的一件事是他们在1915年没让我通过哲学系圣哲奖学金的＇申请＇。这个事情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为了自己能专心于学业，我决定把自己隐没在一个像纽约这样的大都市里。在1915年到1917年两年之间，我非常用功。这些刺激全是来自康乃尔的教授。” 康大教授为什么没给胡适奖学金？胡适坦诚：“我在康乃尔人缘太好，活动太多，这对我的功课是不好的。Thilby教授从不掩饰，他对我外务太多感到不快。别的教授，尤其是Creighton教授也觉得不高兴。”（同上）有意思的是，胡适其实一生都没改掉自己在康乃尔的“毛病”，社交太多，外务太多，讲演太多，它们几乎剥夺了胡适的学问时间和思想时间，这也就是胡适为什么在大部分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上都无法更深入的原因，甚至连自己既定的题目一生也没做完，如《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不过，如果胡适是像康大教授所希望的那样沉湎学业，那么，胡适还会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胡适吗？这是一个两难，而选择就是代价。
胡适为什么欣赏杜威？在某种意义上，是康大教授批杜威给批出来的。康乃尔大学哲学系由新黑格尔派主持，他们信奉的是老黑格尔那一套，重理念、重思辨、重形而上。这一点，胡适并不习惯。尤其在课上，老师们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时，总要把杜威的“实验主义”拉出来批一通，这反而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胡适自述：“在聆听这些批杜的讨论和为参加康大批杜的讨论而潜心阅读些杜派之书以后，我对杜威和杜派哲学渐渐地发生了兴趣，因而，我尽可能多读实验主义的书籍。在1915年的暑假，我对实验主义做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我决定转学去哥大向杜威学习哲学。”
胡适学从杜威有其自身哲学气质的因素，从胡适一生看，他也不重理念、思辨和形而上（这是欧陆哲学的特点），而是重经验、重实际（这和英美哲学又天然吻合）。哈耶克谈论的“理性建构主义”胡适身上是一点也没有的。相反，他认为理论或思想都来自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他还没有拜学杜威之前，他曾经在某青年会做过一次讲演，语涉实验主义，所言所论，就很中的：
天下无有通常之真理，但有特别之真理耳。凡思想无他，皆所以
解决某某问题而已。人行遇溪水则思堆石作梁，横木作桥；遇火
则思出险之法；失道则思问道，不外于此。思想所以处境，随境
地而易，不能预悬一通常泛论，而求在在适用也。
这不啻是杜威实用主义的通俗版。把一种哲学思想表述得如此常识，亦可见胡适自身的哲学特点。在胡适那里，一开始就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不会在这个后来长期困扰着我们的问题上困扰。他的问题是，在常识的层面上运作，在经验的层面上言说，在材料的层面上展开，胡适如果作为一个哲学家（严谨地说，他是哲学史家），他欠缺在学理层面上对任何一个问题作思辨性的开拓，包括他推行了一生的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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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杜威 哥大 博士Ⅰ（2）
插：和胡适相映成趣的是晚胡适十年到美国的萧公权。前面已经比较过胡萧二位初度日本的观感。这里，可以构成比较的是，如果胡适放弃了康乃尔而去哥伦比亚大学的话，萧公权恰恰相反。萧刚去美国时就读密苏里大学，该大学在密州的哥伦比亚市。密大肄业，萧公权的两位老师给他提供了两个选择，一个是带奖学金的哈佛，一个就是胡适离去的康乃尔。经过考虑，萧的选择不是大名鼎鼎的哈佛，而是绮色佳小城的康乃尔。因此，胡萧二人，一个是从康乃尔到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是从哥伦比亚（城）到康乃尔。更有意思的是，胡适离去康乃尔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居然是同一个原因。且看胡适这样说：“我转学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康乃尔哲学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义’（New Idealism）学派占据了。所谓‘新唯心主义’又叫作‘客观唯心论’（Objective Idealism），是19世纪末期英国思想家葛里茵（Thomas Hill Green）等由黑格尔派哲学中流变出来的。” 然而，萧公权选择康乃尔的两个理由，第一个便是：“康乃尔的哲学系是当时美国唯心论的重镇。无论个人是否接受唯心论，研究这一派的哲学可以得到精密思想的训练。” 显然，胡适的哲学气质和康乃尔不吻合，他在康大是否接受到那种“精密的思想训练”呢？总之，形上的哲学思辨是远胡而去的。
胡适到哥大后，选了杜威两门课，“论理学之宗派”和“社会政治哲学”。前者作为逻辑学，胡适在这个方向上完成了博士论文，后者并未看出胡适这方面的造诣，倒是更多地看出他的社会政治关怀。在胡适的自述中，他的老师似乎并不善言谈，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枯燥无味。他上课时，语速极慢，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往下说，甚至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一个介词都要慢慢地想出来，再讲出来。胡适把这解释为杜威讲课时“选择用词的严肃态度”，但也不得不承认，杜威“不是一个好演说家和讲师”。
胡适的话，在萧公权那里得到了印证。萧就读康乃尔时，该校的法学系曾请杜威来校讲学。鉴于杜威的盛名，“一间可容五百多人的讲堂完全坐满。来迟一点的只好站着听。名重一时的杜威先生似乎不擅长演讲。他站在讲台上，把讲稿放在桌上，俯首低声，一句紧连一句地读着。我聚精会神，倾耳谛听，勉强了解他所讲的大意。……第二次演讲时，来听的学生不过第一次的半数。到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演时，讲堂里的座位三分之二是空着的”（真不知1919年杜威来华是如何完成他那五大讲演的）。不过，杜威的到来，使萧公权有讲演以外的收获，当他代表康大五十多个中国学生请杜威参加借以向他表示敬意的茶话会时，会上，萧请教杜威，“中国积弱的主要原因何在？”，杜威的回答是“中国文化过度了”。
案：杜威给胡适的影响，除了哲学思想上的实验主义外，他之作为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亦给胡适留下很深印象。这里试举一例，当胡适刚到纽约不久，“一夜，余在室中读书，忽闻窗下笳声。临窗视之，乃一汽车，中有妇女多人，盖皆为女子参政之活动者也。中有一女子执笳吹之，其声悲壮动人。途人渐集车下。笳歇，中有一女子宣言，大学藏书楼前有街心演说会，招众人往赴之。余遂往观之。”胡适去了后，只见男女数人在演说。环顾之际，忽然发现杜威先生也在人群中，也许是路过吧，胡适这样想。“及演说毕，车门辟，先生乃登车，与诸女子参政会中人并驾而去，然后乃知先生盖助之为进行活动者也。”
胡适止不住叹息：“嗟夫，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
三十七 杜威 哥大 博士Ⅱ（1）
具而言，胡适是1917年9月20日离开绮色佳去纽约的，次日即至哥大。是日，胡适特意作日记“别矣绮色佳”，内中颇具“却望并州是故乡”的思致。
“吾尝谓绮色佳为‘第二故乡’，今当别离，乃知绮之于我，虽第一故乡又何以过之？……此五年之岁月，在吾生为最有关系之时代。其间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结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阅历，所求学问，皆吾所自为，与自外来之桑梓观念不可同日而语。其影响于将来之行实，亦当较儿时阅历更大。”更值得胡适感念的是，“……绮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而胡适呢，“余之于绮，虽无市民之关系，而得与闻其政事，俗尚，宗教，教育之得失，故余自视几如绮之一分子矣。今当去此，能无恋恋？昔人桑下三宿尚且有情，况五年之久乎？”
到了哥大的胡适即注册进入哲学系的研究部，此时，胡适读研已经两年了。胡适是在1913年就完成了本科的学业，尽管按规定直到1914年夏才举行毕业典礼。于是毕业前一年和毕业后一年，胡适在康乃尔读了两年的研究生。从1915年到1917年，胡适在哥大又读了近两年，前后读博一共费时四年。后两年的哥大生活，给胡适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以至晚年胡适哥大频频在口，如同说北大一样，生活五年的康乃尔因其以上的原因，反倒很少提及。
提及哥大，不能不说它同中国的关系。据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袁同礼先生统计，到1960年为止，哥大授予中国人的博士学位居全美之冠（203名），后来查实比伊利诺大学少一名。当然，数量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关键还在于哥大的博士回国后的表现。何炳棣先生当年清华毕业后，准备留美，这里就有一个择校的问题。他请教他的老师雷海宗先生，雷认为有四个学校可以选择：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和伯克莱的加州大学。而和何家有世交的清华教授赵守愚则一直鼓励他国内考清华，去国选哈佛。这不仅他自己哈佛毕业，而且他这样分析：就全美来说，物理学是芝加哥居首，医学是霍普金斯，至于从综合角度，大多数还是哈佛领先。然而，何炳棣亦师亦友的学长伍启元、一位留英回来的清华经济学家却力主何炳棣选哥大。他的分析极具说服力：“在中国高知中，再没有比哥大校友更显赫的呢。试看：外交界哥大校友以顾维钧、蒋廷黻为最；哲学方面有胡适之、冯友兰、金岳霖三巨头；教育界有蒋梦麟、张伯苓（访问研究生）、张彭春等；政治学方面有张奚若、陈之迈等；经济及财商方面人才甚多，要以马寅初为最杰出，”也就是说，“哈佛当然造就出不少学者和专才，但哥大替20世纪中国造就出不少‘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