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以马寅初为最杰出，”也就是说，“哈佛当然造就出不少学者和专才，但哥大替20世纪中国造就出不少‘领袖’人物——这是哥大与其他美国著名大学不同的地方”。 这一席“真切透彻”的话，终于使得若干年后，哥大博士花名册中，又多了一个何炳棣。更有意思的是，哥大似乎不独为中国知识界添了许多知识领袖，似乎它还是个跨国现象。1950年代，当胡适在给唐德刚做口述时，说到自己在哥大居住的大楼，说：“我们今日查一查当年居住的中国留学生，应该也是一件蛮有趣的事——许多当年的学生后来在中国政界和文教界都是知名人物。”于是胡适举了些例子，包括上面没有提及的宋子文和孙科。于是，唐德刚在文后加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是专门替落后地区制造官僚学阀的大学。50年代末期哥大校长寇克（Granson Kirk）访问中东，所过之处，哥大的校友设宴劝迎。筵席上座，在不知者看来，往往以为是各该国内阁官员商讨国是的聚餐会。所以胡适的学生时代住在哥大三大宿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抖’了起来的，不独华人为然也。”
如果说胡适在康乃尔时代主修哲学，副修英国文学和经济，另外还副修一门经济理论；那么，在哥大，他除了跟杜威主修哲学，副修的两门是政治哲学和汉学。胡适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读书生涯，还是哥大的回忆比康大的多。说及康大，胡适并不掩饰自己的难堪。那时选修经济理论的老师是约翰逊教授，胡适感到奇怪，为什么跟老师上了两年，这门课却一无所获。胡适认为，如果不是这门课有问题，有问题的就是自己了。然而，在约翰逊指导的学生中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因此，胡适终于认为，这门学问显然没有毛病，是自己心理上有点失调。转而谈到哥大教授时，胡适给我们排开了不同凡响的教授阵容。津津有味的胡适指点人物，笑说各教授的特点，其中一个叫吉登斯的名教授相信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三十七 杜威 哥大 博士Ⅱ（2）
如今事隔四十余年我还记得他上第一次课时的开场白。他说：“积三十
年教书之经验，余深知教书的不二法门便是教条主义！”他接着便解释
说，“一个钟头的课，实际上至多只有四十五至五十分钟。假若我模棱
两可地向你们说，这个似乎如此，那个未必如彼，那你们究竟学到些
什么呢？你们当然既不愿听，也不愿信了。所以我只有说：‘毫无疑问
的，毫无疑问的，我就这样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教条主义是教书的不二法门的道理。”
这是一个名教授，但未必是个好老师。张口就是“毫无疑问”，这世界上有几多事可以毫无疑问呢？在学问上，胡适是奉持“无疑处有疑”的，因此，胡适虽然承认“这几句话，四十年后在我的记忆中，仍然余音绕梁。但是我听他的第一堂课以后，我就未再上他的班了……。”
补一：不妨看看来到康乃尔的萧公权。他的业师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狄理教授，萧就是冲着这个教授来的，“他为我规划一切，极其周详妥善。个人求学的志趣和学业的平衡发展都同样顾到。”然而，“他指导我，和其他研究生一样，注重思考启发而不偏向灌输知识。他有他自己的哲学立场，但不强人从己。反之，他鼓励学生各人自寻途径，自辟境地。”多年后，已经退休的萧公权提及业师，认为，“这种‘教授法’不仅适宜于指导哲学系的研究生，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学生。学生固然受益不少，学术本身或者可能因此而日新月异，继长增高。”
补二：何炳棣教授回忆自己的清华生涯，曾经提起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我们1934年初秋入学后，最初只看到他洵洵儒雅、和蔼谦虚、近乎木讷，‘过分’谨慎的一面，正如校园里流行的一首打油诗所描述校长讲话的特色：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梅贻琦也是留美的，尽管他是校长不用上课，但如果他上课，恐怕亦不脱此“特色”。那首打油，语含讥讽，但细想想，一个教师，如果他身上没有那种知识独断论的霸气，他尽管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却怎么可以把自己的观点（包括自己认同的知识）视为“毫无疑问”的呢？笔者忝列教席，欣赏的是狄理教授和梅校长而无法认同吉教授。如果检点一下自己的课堂用语，似乎也多为“大概或者也许是”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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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杜威 哥大 博士Ⅲ（1）
按照胡适自述，他非常喜欢杜威的“论理学之宗派”的课，并且这门课给他启发，使他最终决定把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
留美的中国学生以汉学为选题方向做博、硕论文，已成风习。我们熟悉的余英时、黄仁宇都是如此。这种风习自何而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胡适（该说法我是在一本有关金岳霖的书中读到的，因书名忘却，现在想查找亦无门径）。金岳霖也是哥伦比亚的博士，他对他的哥大师兄似乎有些看法。蔡元培曾称赞年轻的胡适“旧学邃密，新知深沈”，然而，在金岳霖眼里，胡适“旧学不过乾嘉，新知止于赫胥黎”。结果蔡、金二人的褒贬都嫌过当。记得金岳霖对中国学生做中国论文是不以为然的，但没记得他说出多少理由。说出理由的倒是萧公权。当年他在密苏里大学读研，作硕士论文时，他的两个指导老师问他是否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哲学的文章，萧拒绝了，他希望老师能给他一个西洋哲学的题目，理由是“（一）我们中国学生到西洋求学应当尽量求得对西洋文化的知识。回国以后去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并不为迟。（二）在美国写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或有沟通中西文化的一点作用。然而我是尚在求学的学生，对于中国哲学没有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没有介绍给西方人士的能力。（三）那时美国一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有关中国的书籍为数不多，密苏里大学图书馆尤其如此。我如做有关中国哲学的论文，必会感到参考资料的缺乏。（四）一般美国大学教授对中国文化未曾致力研究，似乎未必能够真正指导学生草写论文。” 两位教授同意了他的看法，并建议他对英国学者拉斯基的多元政治理论作一番探讨，结果，萧以此为题，完成了两万来字的硕士论文。后入康大，在狄理教授的指导下，多元政治论便从硕士论文扩展为博士论文，并成书出版。
插：所以从胡适的博士论文而引及萧公权，是因为从何炳棣教授的书里才知道萧的论文甫经出手，便是国际名著。“就20世纪华人在欧美著名大学所完成的博士论文而论，”有这样两位不能不提，一就是萧公权，另一是清华留英的陈体强。陈且不论，“20世纪炎黄子孙博士论文一出立即被誉为国际名著者只有两部。一部是20年代萧公权先师康奈尔博士论文……（《政治多元主义：一项当代政治理论的研究》），1927年在伦敦出版，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多元论柱石拉斯基（Harold Laski）即撰书评谓萧书‘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 据萧自述：他的论文是到康大访学的一个英国教授介绍给伦敦某书局的，“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秋天我在上海任教时接到书局来信，决定把我的论文付印，并列为‘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从书’……之一。我当然喜出望外。一篇论文一字不改，由英国一家重要书局出版，这已是难得的机缘，同时收入一套著名的丛书，与八十多种名著，如梁启超《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英译本，罗素的《物质的分析》……等并列，于我更是无比的殊荣。”
以上萧公权所列理由的第四条，是美国教授不熟悉中国文化因而无以指导，胡适碰上的正是这种情况。胡适的指导老师是杜威，他可以采用杜威的方法论，但杜威却无从指导他。与萧公权的指导老师狄理教授悉心指导萧不同，胡适是独自完成他的汉学论文的。据胡适日记，“五月二十二日，吾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主试者六人，……此次为口试，计时二时半。”这六位主试人，只有一个叫夏德的教授略通汉文，但不懂先秦古籍；至于其他五位，包括杜威，汉字一个也不识。结果，胡适自谓“考过”，但却留了一个尾巴，即答辩通过了，论文还需修改，于是没有及时获得博士授衔（据唐德刚）。按当时哥大规定，论文须出版同时交给学校一百本，才能正式获得博士学位。但，胡适一直到1927年由英赴美时，补交了1922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博士论文一百册，才完成了十年前没有完成的博士手续。这十年事出有因的稽延，唐德刚抓住不放，著文发端，于是在博士学位是否通过上惹出了一段“真假胡博”的公案。
三十八 杜威 哥大 博士Ⅲ（2）
胡适为什么不修改论文拿上学位而急于回国呢，原因可能不止一宗，但有一个情况是明摆着的。1916年初，胡适就向国内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投稿，彼此书信往来有过两三通。约是1917年1月，陈独秀来信，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消息：“蔡孓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孓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陈独秀不仅代表蔡元培邀其做北大教授，而且居然愿意出让自己的文科学长。如此盛意，胡适可感。他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但，只有答辩过后，才能走人。四月中旬，论文完成前夕，在给母亲的信中，胡适已经先行安排回国事宜了，提到答辩，胡适说：“论文五日内可成，论文完后即须准备大考。此次大考，乃是面试，不用纸笔，但有口问口答。……，但想不甚难耳。此时论文已了，一切事都不在意中，考试得失已非所注意矣。”末了，胡适再度表示：“这几年间，因在外国，不在国内政潮之中，故颇能读书求学问。即此一事，已足满意，学位乃是末事耳。但既来此，亦不得不应大考以了一事而已。” 可见，胡适去意已定，惟须完成答辩程序。至于学位是否立即拿到，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北大希望他“早日回国”。在这种情况下，鱼与熊掌，胡适还会留下来修改论文吗？北大教授的席位早已向他隔洋招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