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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勉的读书笔记（下）
三立隘，陈寅恪不恭——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感
五十年代，社科院设立上古、中古历史研究所，以当时的学术建树而论，顾颉刚、杨树达、陈梦家皆可以胜任上古所所长，陈寅恪、汤用彤、岑仲勉皆可以胜任中古所所长，由陈寅恪兼任近古所所长亦无不可，可偏偏上古所的所长是郭沫若，中古所是陈垣，近古所是范文澜。陈寅恪开出的条件足以证明他本就是不愿意去的。《吕氏春秋·季秋纪》：“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於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於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新序·节士》亦载此事。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原则，你的原则绝对不能干涉我的原则，这就是陈寅恪的固执。也许这也是陈家的固执吧。其实古之贤者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远避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后来却义不食周粟，也许天下三分有其二而不取而代之的周文王才是伯夷心目中的理想之君吧，而周武王恐怕要算到恶人的行列里了吧，所以伯夷的“天下之清”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两难选择。陈三立反对武昌起义，可谓是“不立于恶人之朝”，卢沟桥事变，绝食五天而死，可谓是“隘”了。粮食自是人种的，岂有种姓乎？
陈寅恪五十五岁失明，七十二岁断腿，一生漂泊，他比静安先生更有理由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话，然而他都忍了，所谓“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然脂作计疏。倭子吠声情可悯，狙公赋芋意何居？”这是陈寅恪五十年代写的诗，第三句首字本非其字，我将其改为现在的样子，以赋予其一番新意。文人最好就把自己当成一介“轩渠”，管它倭寇还是群猴，学问照做不误。他是真正做学问的人。他父亲是文人，所以有文人的毛病。做学问的人也有做学问的人的毛病，所谓“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陈寅恪还是论了。他平生最为得意的几个学生，汪笺深得其治史方法之精髓，周一良经常在他的著作里出现，还有王永兴，这些人后来都搞政治运动去了，金应熙自称懂两万多首唐诗，是最有可能继承陈氏衣钵的人，后来也伤了恩师的心，被永远禁止踏入老师的家门，真正坚定不移地跟随陈寅恪的只有刘节、蒋天枢等人，可惜刘节专注于史学史研究，蒋天枢专注于楚辞研究，他们也都没有将陈氏博古通今之绝学继承下来。邓广铭应该不是他的学生，然而《元白诗笺证稿》付梓之时，他只给邓广铭寄去一本，季羡林只是听过他的课，他们都从陈先生那里受益匪浅。陈氏之绝学没有传下来，有历史的原因，也有陈氏自己性格的原因。另外，他那天才的语言学天赋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同样是值得惋惜的一件事情。据说钱文忠也懂十几种语言，别人问他是怎么学的，他说就是死记硬背呗。搞历史的人记忆力都特别好，记忆力好读书才可以过目不忘，治史才可以旁征博引，发前人所未发，我就不行，人名和年份都记不住，我还是比较擅长于抽象思维吧。
客儿山贼安有龚胜李业之感叹梅僧董巨奈何沈周雪月之恍然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金明馆丛稿初编》一七二页）云：“此正与上引老子及易系辞之旨相符合，而非般若空宗之义也”，然何谓般若空宗之义，其与心无义究竟有何区别，这也是我这个喜欢刨根问底的人所一直迷惑不解的。自原始佛教分裂为部派佛教，后来大乘又分为有、空、密宗，其中的空宗传入中国后，在魏晋时代与玄学相结合，又分作六家七宗，心无是其一，按照《世说新语》引的心无宗者的话：“种智之体，豁如太虚，豁而能知，无而能应，居宗至极，其为无乎？”把有无分得很清楚。般若空宗的代表人物鸠摩罗什的学生僧肇在《不真空论》里写道：“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此得在于神静，失在于物虚。”这是一句极其关键的话，其实陈先生也引到了这句话，只是如果事先不明白僧肇的学术渊源，就不能体察其真意而忽略不见。援玄入佛是格义，援儒入佛又何尝不是，这个方面陈先生也引用了很多材料，比如《颜氏家训》里颜之推将儒家的“五常”比附佛家的“五戒”，就似与华严宗相仿。除开佛理，陈先生似乎对道教及其原始形态“天师道”的研究也格外深入。东汉张道陵创立五斗米教，此后又陆续有张鲁、张角、葛洪、寇谦之、陶宏景等人继承发扬，影响巨大，陶渊明、沈约等人皆是其信徒，琅邪王氏自不必言，西晋赵王伦、孙秀，东晋孙恩、卢循，刘宋刘邵，及至梁武、陈武皆与其有莫大关系，诚如陈先生所言，研究中古历史，不可不明天师道之源流。陶渊明信奉天师道，一方面可以从其家世渊源来说，另一方面则可以从其诗文本身来证实。陶渊明的曾祖父是陶侃，而陶侃是溪族人。溪族是生活在武陵一带的蛮夷，据说溪族人的祖先是高辛氏养的一条狗，所以后世之人经常以“溪狗”辱之。考察陶侃后裔，多以“之”字命名，而这又是天师道教徒的典型特征（琅邪王氏），且《通鉴 义熙六年》：“卢循所将之徒，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卢循与天师道关系密切，其所率部众乃是天师道之宗教军队无疑，故溪人皆是天师道之信徒无疑也。从其诗文本身来说，《桃花源记》正是一篇武陵溪族生活的纪实文字，虽经陈先生的考证，其实为刘裕遣戴延之、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一事与《搜神后记》刘麟之一事牵连混合而成，然而在细节方面却是相当真实的。陈先生且指出其所避之秦人，自是苻生苻坚之苻秦而非始皇胡亥之嬴秦。陶渊明所持之信仰与名教、佛教之区别集中体现在形影神赠答诗里。第一，反诘名教之所谓“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有诗句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第二，反诘旧自然说求长生学神仙，有诗局云：“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第三，诘佛教形灭神不灭，有诗局云：“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盖陶渊明既不同于任诞佯狂之阮籍，亦不同于“形无同”、“三语掾”之名士可知也。（概说未尽者可参看陈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清谈误国”里关于《四本论》才性合、才性同、才性离、才性异以及“竹林七贤”的由来（谢公道江北事特作狡狯彦伯遂以著书）等相关内容）
章怀好色岂闻主父梁武之探鷇裴炎直男何曾卖主背国以媚武
近来诗兴颇佳，唐人那种格律诗我作不来，古体诗倒是可以写写的：
赫赫七德舞
乐天来书之
分金赎人子
剪须懋公哭
媚娘施吕毒
遂良折笏走
可叹徐家子
世上无复有
哀哉平辽业
枉哉大理丞
除刑五覆奏
四百死囚归
爱民如爱子
千年一太宗！
李世民的身后事，《通鉴》与《新唐书》的记载大致相同，惟有死胖子李泰的一段话为《新唐书》所不载：“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比李治的好听多了。李世民的幼稚病遭到了谏议大夫褚遂良的极力反对：“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后来李泰又对李治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被李治告诉了李世民：“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李元昌是###的人。包括齐王李佑在内，若不是为人所逼，是断不至于到谋反的地步的，李佑是被权万纪给逼的，太子是被李泰给逼的，也怪他时运不济，齐王的事正好把纥干承基给牵了出来，或许太子这个人的精神也有点不正常，一天到晚老想着做突厥人。至于李泰，倒没有谁逼他，是他自己把自己往死路上赶，他老爸就说了：“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籓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则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其实李世民对李治还是很不放心的，可惜这孩子有长孙无忌这么一个大靠山，借高阳公主房遗爱事件（这件事大多也是冤枉的）帮他扫除了李恪这最后一个障碍。不想李恪一语成谶，长孙无忌竟死于妇人之手。
还有一件事，《列传》亦不载：“承乾既废，上御两仪殿，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之。”司马温公当然言过其实了，李世民是不至于自杀的，这个场合很有意思，刚好李治也在那里，不能不说他舅舅安排的巧妙了。
牝鸡之辰，惟家之索
“如果一大清早听见的是母鸡的鸣叫声，那么只可能是有人到家里来索取东西了。”我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引用《尚书》里的这句话，只是为了说明杜牧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他何以有那么多感伤的诗句。因为朋友的关系，杜牧向来与元白不和，同时，他也受到李党的排挤。关于牛李党争，陈寅恪先生有详尽且深刻的论述。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牛李党争的两方只是两个没有严密组织的模糊集团，牛僧儒（闲来无事，取牛僧儒《玄怪录》读之，我想那个杜子春就体现了理性力量的伟大胜利吧。任你是刀砍雷劈，还是被抓来受折磨的妻子的苦苦哀求，我自岿然不动，用最时兴的词来说，这也叫做钝感力，这是男性所独有的能力。杜子春转世投胎变成女人就做不到了。我想我这一类人在大多数时候还是感情力量压过理性力量的吧）、李宗闽、李逢吉等人是牛党的骨干力量，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是李党的不二核心，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开了去，谁是他们的绝对领袖，谁又依附于谁，这就很难说了，牛僧儒参与党争的史料就很少，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