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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民众的问题：知识分子出了问题是缘于制度，对于普通民众，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制度，对于普通民众，仅仅存在一个教化问题。中国的皇帝从来没有“私天下”的说法，民间也没有长子继承制。梁漱溟非常排斥将西方的那一整套东西都搬到中国来的做法：“吾为农国，农业根本不适于资本主义而适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中国具有直接跨入到社会主义的先天优良条件。在“善”和“富”的两难选择中，他认为“善”是第一位的。所以，他要制定乡约，要兴办乡学，要从文化上找出路。梁漱溟是一个很天真的人。梁任公早就说过：“中国有乡治，无市治”，在“吾为农国”的情况下，乡治是非常有效的。但工业化商业化乃是世界发展之必然趋势，即使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国家也不能仅仅依靠农业立国，私欲、利益对传统礼俗的破坏是根本就无法避免的。赵俪生先生说：“与小共同体本位的中世纪欧洲相比，在大共同体的传统中国，小共同体认同较弱，‘道德经济’色彩较淡，对村社、领主的依附不强，民间（而非官民之间）‘理性自利’的‘经济人’行为早熟，老百姓之间很早就习惯于‘自由’与契约关系，温情脉脉的东西比西方中世纪更少，而绝不是更多……中国历史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这些以往被称为‘农民战争’的大规模民变，其实与‘佃变’、也与西欧的农民战争性质完全不同。‘民变’主要是‘官逼民反’。它们或是由朝廷滥用民力（如秦末、隋末、元末）、横征加派（如明末）引起；或由朝廷严厉的国家垄断、经济统制（榷茶、博买、海禁、矿禁等）绝民生路而激变；或因官府严厉的户口控制与流民潮发生冲突，包括官府强制迁徙或强制阻迁（封禁、遣返、追逃等）均可激起民变；或由于吏治腐败、法外敲诈而激成民变（常与以上三因素叠加）……过去常有人把‘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作为农民‘觉悟’不够的体现。其实民变‘不反皇帝’往往只是由于实力不够，实力足够就‘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并不需要什么‘阶级觉悟’。相反，‘不反皇帝’的佃变倒更多地出自佃农对抗业主的‘阶级’自觉。大规模民变按统治者的贬称通常有‘土寇’与‘流寇’两种类型。‘土寇’往往由地方豪强率领依附人口就地抗官，佃农（‘庄客’）作为依附人口也常常卷入这种造反。但这种抗官不但不是什么‘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恰恰相反，只有主佃较和谐而官民尖锐对立，才会发生这种‘庄客追随庄主造官家的反’的事。主佃对立、佃变频仍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土寇’的。而‘流寇’更多地是穷人与官府冲突。地主造反一般都是‘守土不流’的。但组成‘流寇’的穷人通常也不是佃农，因为与承担朝廷赋役的自耕农乃至平民地主相比，佃农较少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或许会与业主冲突而发生‘佃变’，会因追随业主而加入‘土寇’，但说他们因为地主收租就会去与衙门、与朝廷较劲儿，未免匪夷所思。正因为如此，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今天我们应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而在于大共同体本位的制度造成的‘官逼民反’。与西欧‘农民战争’性质近似的‘佃变’现象虽然存在，但大规模民变，无论是‘土寇’还是‘流寇’，都与我国集权制官僚帝国的制度下难解的官民矛盾极度相关，而与民间社会内部矛盾之相关度极小。”现在农村的情况我不了解，老师倒是说了一些，比如说因为孝道的被破坏以及城镇流动性的增强，农民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重男轻女了，‘生男不如生女’，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
颁金玉壶诚可畏独善其身谈何易
我以为，那些成天将爱国二字挂在嘴边的人，到真的要爱国的时候，必定是跑得最快的。
我以为，中国人看似到关键时刻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实则依然改不了窝里斗的本性。
有史为证。
我看到过的三种《南明史》，一是钱海岳先生的，共有十四册，按传统笔法写成，应是引用资料最全、最为详细的一种，一是美国学者司徒琳的，老外写的书，最大的优点是简洁，但观点常常不是主流，甚至错误，初学者不宜阅读，还有一种就是顾诚先生的了。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不虚美，不隐恶，站在汉民族为华夏正统的立场上，指出投降大顺只是亡国，投降清妖便是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使朱明、大顺和清妖同样暴虐，也不能认异族为亲。我们知道，吴三桂本来已经是归顺了李自成的，一来他父亲和许多家人在李自成手里，二来李自成有十多万人马，清妖兵力加起来总共也不过五万，可是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在半道上降了清，顾先生置身那样一个极左的环境中，虽然极力维护农民军的声誉，但也丝毫不掩饰他们的小农本性。对于东林－复社系统在与魏党系统争夺权利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门户之见，顾先生也丝毫不掩饰。北京城破，崇祯自缢，他的三个儿子都没能够逃出来（后来也都被清妖给杀了），在陪都南京的最高首领，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找到凤阳总督马士英商量该立谁为储，另一方面，各位遗老们也都炸开了锅，有的说该立桂王，有的说按“兄终弟及”的原则该立福王，东林党魁钱谦益则说该立璐王，其时璐王在广西，离南京较远，福王、桂王在淮安，且福王是崇祯的直系亲属，而不像其他的几个王，与崇祯是叔侄关系，按礼当立福王，其实他们这样争来争去也无非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罢了，难道东林党人就没有私心吗？璐王是旁支，如果真做了皇帝，东林党便有拥立之功。真正大公无私，按“尚贤”原则办事的只有史可法，还向马士英写信列出福王之“七不可立”，本来已经准备好要立桂王的，可惜马士英手下的几个将领在一个太监的怂恿下全都倒向了福藩（这个曾经服伺过福王的太监自然也有自己的考虑，至于为什么那个时候太监的话这么管用，那就不得而知了），马士英也不得不倒向福蕃，见大局已定，钱谦益变得比谁都快（我很理解这位后来成为叛徒的人物以及天底下所有叛徒的心情），只有史可法还蒙在鼓里，由于被马士英抓住了把柄，史可法在弘光朝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先是平级调动，才一月就被革职，钱谦益倒是升迁得很快，由礼部侍郎晋升为礼部尚书，可是不久，清妖便占领了南京。顾先生以最客观的笔墨记下了清妖对大量无辜平民的屠杀行为以及对汉民族的奴化政策，也丝毫不掩饰史可法指挥作战的优柔寡断，最终覆亡的必然。我想，如果李自成与吴三桂不窝里斗，东林党与阉党不窝里斗，区区五万清妖又怎么能够统治华夏近三百年时间呢，怎么会到现在还有人鼓吹什么“康乾盛世”是清明政治呢？
惭愧
惭愧的是，直到今天才将宾四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仔细读过一遍，原来我们都被中学历史课本给骗了！
此书不引用任何典籍，平白如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点。比如讲到三公九卿，三公谁都知道，至于九卿，其来历、职能就一概不知了。钱先生的书着实起到了扫盲的作用！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本国历史上的田制、税制、兵制、用人制度、中央及地方机构设置，官员的从属关系，这些都是应该了解的。否则，便不能称作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更没有资格谈及什么民族自尊与自信。读了这书，有一基本认识，再在《国史大纲》与《吕著中国通史》二者里择其一而读之，则可具有一普通中国人所应具有之历史知识。如果金钱时间都不甚充裕的话，建议选择吕先生的书，这书前半部分的内容和《中国制度史》（也有叫《中国社会史》的）差不多，后半部分则是新闻体通史，不过千万不要用那种插图版的，不但只有前半部分，价格还相当坑人。真是书越贵反倒越烂！
我一向主张读书要有自己的思考，即使是前辈大家，也不可盲从尽信。比如钱先生讲到汉唐宋明清五朝，宋代是最弱最贫的一环，我认为此处大可商榷。说宋代最弱最贫，那要看是就什么而言的，如果是指军事武力，当然毫无疑义，但谈到科技文化，当时宋人的成就，又岂是今天的亚洲四小龙所可以比拟的？钱先生关于宋代相权的说法，和我以往的认识也大不相同。所谓学无止境，就是要有一种不断质疑，不断改正的精神，什么时候中国人明白这一点，方才是自新自强之初始。
另外，如今中国的政治制度、农业制度和上述哪一朝代最为接近呢？皇帝是没有了，宰相有没有呢？有没有与宋代谏官制度相应的制度呢？“谏官”的权利大了会妨碍政府的办事效率，权利小了又会影响行政透明度，我们到底要牺牲哪一头呢？如今农业税是免了，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和集体，农民只有使用权，类似于唐德宗之前所实行的均田制，均田制有它的好处，也有不好，就是有的地方土地肥沃，有的地方土地贫瘠，好的地方越来越富，差的地方越来越穷，造成贫富分化，私有化以后自由买卖也会造成兼并的问题，既要保证居者有其田，又不致于分化，所以现在的政策，农村土地是可以租的，有的农民想出去打工，就可以把土地租出去，不致于闲置。较之中国台湾艰难的民主尝试，中国香港成熟的英式法治社会，中国大陆左翼色彩浓烈的政治体制，我想这样一种多元化的格局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好与不好也不是由我或者大家在有生之年所能够评定的。
困惑
说说《庄老通辨》。
此书见解应为钱穆最具独创性的发明。其上篇主要论证了《老子》成书年代在《庄子》之后。其论证方法概括起来无非两种：其一，根据字义进行推断；其二，根据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作一推断。
我认为由前一种方法得出的结论多半是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庄子》齐生死，《老子》常言生，常言育，与《易》《庸》近同，比如，《庄子》言未始有常，即无常，《易》《庸》则以化为常，《老子》心中亦有一常道一常名，比如，《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庄子》则不说“有生于无”，再比如，《庄子》说“名者，实之宾也”，《老子》将名与道并列，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公孙龙子之学说。我以为这样一些先后次序似乎在逻辑上说不通，就好像西方哲学，是先客后主，最后主客合一，还是先主后客，最后主客合一，并不一定是一个必然的现象。根据时代背景作推论就确凿得多了，但说《老子》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