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气愤极了，她反驳他难道你忘了当年的饥荒，当年的饥荒里人可以边吃边屙、吃掉屙的。
她说年幼的他当时饿得狗屎不臭都可以吃掉三堆。
她说他今天对她的指责完全是人有了三顿饱饭吃之后的轻狂。
她讲到狐臭，会举我的姑母她的女儿的例子。她形容她女儿的体臭像死蛇的味道。
死蛇的味道我至今没闻到，蛇我经常见到，一个四十四中的同学被蛇咬伤，我们分辨不清有毒无毒，谁 也不敢舍身为他吸毒。我观看了伤口半天，提议用他自己新买的钢笔为他吸毒，他很不好意思，犹豫了好久 ，过了半天才慢慢地拿出钢笔来。原来钢笔里一买来竟然就吸了满满一皮管红墨水。他红着脸承认是买笔的 时候贪小便宜吸的。我们都很鄙视他，蓝墨水黑墨水就算了，还能写字。
红墨水能干吗，还想模仿老师在练习本上划Ｘ啊。
是我营救了他，也许蛇本来就无毒。不过倒霉的人最好不要贪小便宜，要是蛇有毒，而钢笔里的墨水要 清洗之后才能用来吸毒，这样的话难免要延误了时间，毒发身亡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的姑母是犯错的女儿，紧张地从口袋里摸出事先叠好的、手掌大的卫生纸片去揩腋下的汗水。
于是得意的她又向女儿推荐用小个子的西红柿、酒精搅拌成糊，早晚各擦洗一次，让女儿不要相信激光 、药物疗法，那些都是骗钱的。这个时候她完全不是那个戴着老花镜读《卫生报》相信科学长寿的老人。
她自己没有狐臭，这我可以担保，我和她同一张床这么多年。
她的小儿子有。
我早就发现我的父亲不生腋毛。
他结婚之前，应该是在认识我母亲之前，动了切割手术，由一个狐臭患者变成狐臭隐患者，蒙骗了这个 绝对不懂得遗传学的姑娘。看来跟我母亲结婚，他还是投过资的，受过皮肉之苦的。
夏天里我从背后用手指抵住打赤膊的他让他做出缴枪不杀的动作，可以看见他腋下的Ｘ形的疤痕。
第八节
我在四十四中的三年里，每年长高几厘米，我现在的身高都是在这段时间里长成的，高中太压抑了，一 厘米也没长。
身上也随着发育发出一股奇异的酸味，不是死蛇的味道，而是没酿好的酒、腐败的苹果味道、闷干了的 汗味。
我回头看一个叫我的人，这种味道猛然钻到鼻孔里来，我一下子慌乱起来。都不敢答应喊我的那个人了 。
我注意这种味道，防不胜防。我回到家，很不安，让家里人轮流闻我，他们纷纷摇头，认为我果然也得 了狐臭。
我哭了好多天，每天一想起来就哭，手臂夹得紧紧的，不敢摆动。上课的时候，有个女孩子穿了一条无 袖的新裙子，女老师妒忌她、捉弄她，喊她到黑板上写题目，手一举起来，露出大拇指那么长的浓密的腋毛 来。我看见她的腋下，我也难过地流泪。
每天不停照镜子，长成这张脸，我觉得已经很吃亏了，家里又穷，凭什么，还让我有那么多的缺陷。
等到去了一十一中，我停止长高，这种酸味也随之消失了。
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根本没有人在这些年里表现得故意疏远我。是我自己心虚。
他们躲避一个狐臭的姑娘，应该是把她练习本上的名字胡丽娅改写成狐丽娅交上去，等她走在一楼的时 候就开始在五楼打口哨、四处逃窜。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对待过我。我渐渐放下心来。我冒险和别人近距离接近、和他们擦肩而过、争夺他们 手上的东西，我故意穿无袖的衣服，在体育课出汗以后自然地脱掉外套，没有人露出一丝反感来。这些举动 无疑是一场无狐臭的宣言。
感谢我的父亲和母亲，感谢命运，十七年前的那场交汇，虽然不是精挑细选，偶尔也扬了一回长避了一 回短。
在路上我看到一处为残疾人募捐，现场站着一个没有耳朵的人、几个豁嘴的人，多半是儿童。大人们再 残疾，几十年都这么过来了、已经习惯了，没必要，只有儿童才心理承受不了。他们大约就是受捐人。搞募 捐的也是不自信，受捐人不到场还怕拉不到捐款。我认出来面熟的那两个孩子是到从幸福院借来的。不知道 一天开多少租金。他们不是那种无法改动的残疾人，要是得到资助他们完全可以更像人一点，那天，我掏光 了所有的钱，连手表都捐了。
我吻遍围的全身，没有一点异味，除了淡淡的汗水的味道，只有下半身发出的五香葵花一样的香气。
我叫他给我买花，我才不要玫瑰，挑选一种有揸开的手掌那么大的、红得妖艳的十二瓣葵花，十几支， 扎成手腕粗的一把。因为他和它们一样芬芳。
他多么干净，他的身上不吸一粒灰尘。他的袜子穿一个月不洗都不会臭、不会黑。他第一次来到我们寝 室打牌，我看见他提起裤脚坐下，他的袜子雪白。快要离开时，他呵了一口气，在我床上轻轻躺了一下。晚 上，那个拓在我床上的空白不上灰的影子还在，我顺着这个影子躺下去，和影子重叠起来。我嵌进影子里， 就好像睡进一个人的体内。
这么一躺，也许已经暗示了，从此以后，我只有这么一个人只让这么一个人在我床上，陪我每一次天黑 ，陪我大汗淋漓。
第九节
祖母识字，年轻时好学，跟祖父读报、写信，自己又肯摸索，认识了不少字。跟她喜欢左右人领导人的 性格有关，她有阅读出声的习惯。
她生怕她看过的东西你没看过、她注意到的东西你没注意到。她喜欢考别人，小时侯看天气预报，考我 各个省的省会。现在喜欢让人说出五大湖和五岳分别是哪五大。主要是考当了导游的堂表。大学以后，她在 电话里给我读过一首关于如何长寿的顶真诗。
明明是个一无所知的人，却又摆出无所不知的样子。
祖父死得早，他生前管过一个文化馆，又管一个煤矿。他的葬礼都是在那个煤矿里举行的。黑漆漆的、 脏兮兮的。他如何疼我，我已经不记得了，据说他从来没抱过自己的后人，惟一抱过的就是我。跟他儿子一 样，照看那么多孩子，惟一没有弄丢过的就是我。比我大的小孩子掐哭了我，他一定会为我报仇。听起来他 一点不像个老人，反而更像个孩子。我只记得有一天我和堂表跪了很久，我们的周围挂了很多条幅，瞌睡都 来了，胡大太叫我们不要跪了，去摆着大圆桌的地方吃饭。
我至今受了他的益，我祖母坚持出钱送我读大学是他的遗愿。祖母在来信里说为了什么家培养人才她心 甘情愿。字迹太潦草了，分不清是为黄家还是为国家。我对对他的遗忘表示羞耻。
后人对他褒贬不一。
他应该是个善良的人，不杀生，打起儿子来，却是放进箩筐里用扁担打。他生性孤僻，从来不去别人家 ，只是邀请别人来自己家里下棋。他很小气，吃一种饼，一只手把饼往嘴巴里送，另一只手在下巴下面接着 ，孩子们在他手下别想吃到一点饼的粉末。他长期吃肉、红糖、鸡蛋，得了癌，他癌症晚期时，药水打进去 时是蓝的，小便出来也是蓝的，前后蓝得一样明亮。体内已经没有多余的水来稀释药水了。
据我父亲讲，当时祖父和祖母的工资是多少级，加起来全大庸城第一高。我父亲乘火车丢失一只帽子， 人还没下火车，还没反应过来自己什么时候丢了帽子，帽子已经有人恭恭敬敬地送到府上了。
小学时我代表梨宾小学去参加大庸市里的演讲比赛。
我的父亲指着其中的一个派头很大故作姿态的评委说以前这个人在你祖父管的文化馆里打锣，每天下午 都要打几个小时的锣，现在反而成了大庸城的文化名流。
文革时候祖母当上了造反派司令，资历是曾经上京告过御状，告倒了一起去互相告状的劲敌，一个屠夫 。
屠夫在天安门前遭到红卫兵毒打，连连叫唤，不要打我，我是革命的杀猪工人。
她发动了几次武斗，削平了几层楼，腰上捆着一根石油鞭子，见人就打，手榴弹不离手，听起来都很硝 烟弥漫。
祖父是一派的头子，相比之下显得温文儒雅。他的堂兄在另一派里不肯过来，成了夫妻俩的死对头。祖 父对革命十分忠贞，他拖着一队人马从乡下返城，骑着一匹年轻的马。他的堂兄被人按在岔路口上私自枪决 ，枪声响完了，他都没有跳下马。走了过去，吭都没吭一声，头都没有回一下。他的堂兄也不屑开口求救。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仇恨浇灌着他们，他们一个比一个心狠。直到他生病住院的时候，闭着眼睛，小声喊过 一次他的堂兄，好像他堂兄来探望他来了，泪水涟涟的，应该是在梦里头。
她一生拥护着这个党派、歌颂这个党派，到老都没有被容许进入这个党派，遭到了儿子的耻笑，这大约 跟她文革时期太猖獗、间接闹出过人命有关。
我父亲遥想当年的风光，他以前住的大院就在现在的市中心搞马戏表演的那块地方，大院门口驻着四个 兵，他进出四个兵都要对他点头哈腰。他和围墙外面的孩子打石头仗，隔着一堵墙，只能通过喊声辨别对手 和对友。石头有馒头那么大一个，格外重，像铁那么重，一个石头扔过墙去，打晕了一个出门喊孙子回家吃 饭的老人。机缘巧合，这个老人竟然是我在梨宾小学的一个同学破嘴的祖母。和我父亲以石头对打的孩子就 是破嘴的父亲。
其实当年这个小城就那么几个人，哪怕几个人又繁殖出几个人，都清得出来龙去脉来。
老人一家哭的哭喊的喊，涌进来评理，被卫兵用枪歪歪斜斜地挑在门口。
他躲到一个撤走的施工队留下的、借助一棵大树和一堵围墙搭成在半空中的施工棚里，不久老人醒了过 来，独自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走了，人群解散了。
他父亲走到那堵墙下面，对着那棵树漫不经心地喊他的名字，是用家乡话喊的。他早知道他在上面。他 假装不知道他躲在哪里。
这是在他记忆里他惟一的一次徇私，惟一的一次温情脉脉。
第十节
他把进城之后的自己形容得像个纨绔子弟。
而在堂表的父亲口里，后进城几年的弟弟刚进城那阵子完全是个乡巴佬。他抢劫过城里孩子的两只可以 拼成Ｘ形状的磁铁、一只青石榴，到处捡别人的过滤嘴烟头。一次捡到一个鞭炮，没有把它和烟头分别放在 棉衣的两个口袋里，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鞭炮，炸烂了他的新棉衣。他连看一场电影都感到稀奇。
我曾试探地问过当时的情景，他闭上眼睛假装不记得了。后来又主动找我说过，当时胡大太有个重病的 侄女在城里，吸过鸦片，烟瘾很大，他是为了她。
进城的当天他记得。
他和胡大太一起。是个下雪天。雪要下不下的，稀稀薄薄。
中途有个陌生的好心人要求帮他们拿包袱，遭到了拒绝。
他们先是坐船，看见村里一个临村正挨批斗的地主儿媳，散开着头发、大着肚子，躲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