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这点，很多看上去很怪的事，就不难找到答案了。比如唐太宗最信任的大臣之一房玄龄，有一天随口问唐太宗侍卫“皇宫北门那建筑工地，是盖什么楼堂馆所呢”，被唐太宗听到，那就是一阵咆哮，要不是魏征跑来解救，后果不堪设想。这老房就犯了这爱偷窥的毛病——皇帝盖什么楼堂馆所，凭什么让你一当大臣的知道？你了解这些，究竟是何居心？您看，凡事就怕琢磨不是？
有人说，皇帝那是怕阴谋家野心家呢，其实当大臣的有几个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多不过为了混个不错的饭碗，弄份不但能罩自己一辈子，最好还能罩子孙几辈子的福利劳保。他们偷窥也好，刺探皇帝心思也好，多半是为了自保。问题是，这种笨办法非但不能自保，弄不好还能搞出事来。
比如李斯，本来他丞相当得好好的，可偏要弄几个眼线放在秦始皇身边。有一次秦始皇在骊山顶上，看见李斯回城，那个仪仗队那叫一个气派，心里就不大痛快，随口褒贬几句。得，这眼线就给传李斯耳朵里了，李斯第二天就把仪仗队从一个营缩编到一个班。结果怎么着？秦始皇勃然大怒，拼命追查究竟是谁走漏了消息，可愣是怎么也查不出，一怒之下，竟把那天跟着自己上骊山的人全给宰了，顺便连李斯一块儿嘀咕上了。
换了我是李斯，得了眼线的密报，就算精简整编，也绝不能做那么明显，一定得慢慢地减，不声不响地减。要让皇帝以为，咱是学习了皇帝陛下有关艰苦奋斗、大搞廉政建设的诏书，才豁然领悟，自觉自愿地开始削减不必要行政开支的，跟什么偷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如果没把握，那么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要知道，秦始皇发那么大脾气，那不是为了几辆车几把扇子，是因为一个当大臣的，居然连自个儿偷偷说了什么话、转了什么心思都弄那么清楚，这太没安全感了。所以啊，接茬铺张浪费，那不过是作风问题；如果被皇上发现偷窥，那可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了。
因此这个“内言不外泄”，可是皇帝公关学里相当要紧的一项，万万轻忽不得。唐文宗的大臣宋申锡，本来深受皇帝信赖，甚至被拉入对付揽权宦官的密谋当中，就因为有人诬告他“泄露为皇上密探的底细”，结果给皇帝一怒之下赶去福建下放。清朝雍正皇帝最喜欢用密折来搜集小报告，因此很多芝麻绿豆官都获得密折上奏的权力。有个襄阳副市长（同知）廖坤不知哪儿来的造化，也得到了这项权力，觉得皇上对自己那是十分信任啊，喜得不知脑袋搁哪儿才好，就把这喜讯告诉了同乡蔡某某。结果消息走漏，才递了两回折子，就让皇上把密折权给停了—皇上让谁不让谁递密折，这也是皇家机密啊，您把机密给到处泄露，能保住脑袋算走运，还想升官发财？
所以啊，做官最好学汉朝那个富平侯张安世。这位老兄当将军、当丞相时，每逢军国大事总是先溜进皇宫，跟皇上都商量妥了，连公章都盖了，然后再溜出去，跟没事儿人一样踱进办公室等诏书。诏书下发，大伙儿一看，怎么指示是这样啊，真够怪的，张老兄也会伸着脖子，晃着脑袋，跟着喊几声“真够怪的”，仿佛诏书里那些馊主意，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这张安世的富平侯传了至少6代，甚至隔了个王莽的大新朝，再到了东汉，还能接着传下去，这与老张善于克制偷窥心理、注意保护皇家机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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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了又能咋的
《荷马史诗》里有个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她具有预言未来一切的能力，可因为被阿波罗诅咒，谁也不相信她所说的话，让她只能徒呼奈何。
想来卡珊德拉一定很郁闷，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比明明知道不幸即将发生，跟当事人说了，可人家不但不听还拿您的好心当驴肝肺更让人不痛快、不自在的事儿了。
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您说了，人家没听，结果吃了亏，而且就吃了您说的那种亏，灰溜溜回来，这时您怎么办？
也许您会觉得，这下咱算捞着扬眉吐气的机会了，就算不堵着那白痴一通臭骂，至少也得在人民群众跟前好好评评这个理儿。
如果那人不过是您一朋友什么的，您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倘若这人是个一国之主（正牌的山寨的都一样），您也这么做，怕是不怎么上算的。
话说秦国大将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兵四十万，威震六国。打了这么个大胜仗后，他给秦王出了俩主意：要么趁赵国刚刚惨败，一鼓作气拿下其首都邯郸；如果觉得士卒疲劳需要休整，那就干脆撤兵，以后再打。结果秦王认为老白纯属胡说八道，就让大军先休息，然后去打邯郸。白起一怒之下，请病假回家遛狗抱孩子去了。等秦军屡攻邯郸不下，秦王知道自个儿错了，派人重新请白起上前线，这白起还带着气呢，就是死泡病号，坚决不出发。结果怎样？秦王把白起先是下放外地劳教，半道上干脆给做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白起不是说得都对吗？怎么对也得死？
白起当然都对，问题在于，帝王的脸面实在太要紧了，谁都错得，皇帝是万万错不得的。这秦王照自个儿的高见打了败仗，已经够窝火，请白起出山，那就是变相检讨，偏这白起不依不饶，给台阶不下，这不等于告诉全国人民，瞧，咱大王是个白痴？就算大王真是个白痴，他也是个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白痴，他肯定咽不下这口气不是？那白起还好得了？这就跟另一个命运跟白起差不多、在官渡之战后蹲在袁绍监狱里长叹的田丰临终遗言所说一样：说这种不讨喜预言的主儿，这命是说不准的。想当初，田丰就说官渡必败。如果袁绍赢了，田丰错了，他八成倒没事儿；但袁绍输了，田丰对了，他反倒活不成。说到底，是死是活，得看帝王那张脸是否保得住，就这么简单。
虽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在家天下的架构下，这江山说到底是人家皇上的，您如果念及天下苍生，或者出于职业道德，要提醒皇上注意危险，那也是应该的、可以的，可说不说在您，听不听在人家。皇帝大抵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主儿，劝不了那就先保留个人意见，千万别一而再、再而三地唠叨—您说您的卦灵，可满朝文武都是给皇帝算卦的，谁又会说自个儿的卦不灵？事发之前，那就是个死无对证，您再怎样纠缠，皇上若铁了心不听，怕是不但没作用反倒会有副作用。袁绍之所以杀田丰，是听信谗言，说田丰听说自己预言准确，袁绍吃了败仗，喜得拍手称快。这当然是胡说八道，可田丰平常那态度也的确是不咋的，有一次提议袁绍直取许都，袁绍不听，结果他老人家弄了根拐棍儿敲得地砖山响。您想啊，若非他平时这表现，别的同僚再怎么使绊子，袁绍能信吗？
那么，已经看出危险，给皇上提了，人家不听，怎么办？
隋末的豪杰李密被王世充打败，跑去投唐高祖李渊，后来觉得不自在，又打算造反。他的心腹贾闰甫、王伯当都劝他别自寻死路，他不听。贾闰甫又把道理说了一遍，掉头走人；王伯当也是再作了一次苦劝，然后一言不发陪着李密造反，最后双双遇害。
您可以学王伯当的忠臣＋烈士路线，也可以学贾闰甫的智者＋寿星路线，这就看您志向如何了。
再说个更明白的。隋炀帝的大臣杜淹在隋朝、王世充的郑国都当过官，后来做了唐太宗管纪检的御史大夫。有一次唐太宗问他“您不是早就看出隋炀帝、王世充那套不灵，为什么不劝”，杜淹说，自己在隋朝官太小，不能越级上访，根本没机会提意见；在王世充那儿其实提了不少意见，人家根本不想听，于是干脆闭嘴。您跟他们二位不同，您乐意听意见，不论对不对都不怪罪，所以我才敢畅所欲言。
明白了吧？说对了，说对了又能咋的？关键在于听您说话那位爷，究竟是个什么人，您在琢磨未来之前，得先把这位大爷的脾胃品行，琢磨个清楚透彻，才能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该怎么说，不该怎么说。
树也不是小问题
西汉成帝的大臣孔光是个官运很不错的人，在中央当了十几年大官，还做过皇帝的机要秘书，几乎每天都要到皇宫里去上班。照说除了那些“儿童不宜”、纯属皇上私密的场所，皇宫里其他地儿，应该没他不熟悉的了。
可就这么一位皇宫活地图，有那么一天赶上放假，跟老婆孩子一起喝茶唠嗑，不知哪位问了这么一嗓子：您给说说，这皇宫办公厅院子里头，都种些什么树啊？这老孔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闷坐了半晌，憋出句“今个儿天气真不错”之类的闲话，愣就没接这个茬。
有人得说了，这问话的又不是外人，问的又不是“皇帝小老婆长什么样，三围多少”之类皇家隐私，或“皇宫里有几个卫兵，都挂什么品牌的宝剑”等军事机密，不就种什么树嘛，至于这样紧张吗？
当然至于，这可是跟皇帝打交道啊。
皇帝这种动物，通常来说具有两重性。首先，他往往特别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尤其是亲信大臣的家长里短，知道得越详细、越鸡毛蒜皮越好；其次，他特别讨厌别人打探他的隐私，别人知道得越少越好。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方面也是皇帝的特殊身份所致。您想啊，这当皇帝的，打小周围的人就天天跟他说，他是天子，什么都知道，那么自然别人的秘密也该知道。相应的，他皇帝的秘密别人就该不知道，否则这皇帝跟普通人有啥区别？
正因为不想让秘密给别人知道，皇帝才变着法子地搞皇宫全封闭。夏商周那当儿，什么宫廷乐师、史官，都特意找瞎子去做，如果不瞎，最好也想法子给弄瞎了，怕什么？不就怕这些必须整天待在宫里的主儿，见到点什么都给往外说嘛！后来时代发展了，文明程度多少提高了，弄瞎的事倒是不怎么做了，可是皇宫里的上岗标准就更严了：留着您眼珠子可以，但在皇宫执勤范围内，您这对眼珠子必须功能性定向失明才行，否则，后果自负。唐朝的“四川王”韦皋，手下的亲信、幕僚不管立多大功，都只能在成都附近当县官、州官，等升到没法再升，就调回身边当退休干部养起来，坚决不让内调中央，这说穿了，就是怕这些人泄露他的“宫廷隐私”。这韦皋不过是个土皇帝尚且如此，真皇帝那还了得？唐朝有个万寿公主，嫁给大才子郑颢，出阁后没几天，她就逼着驸马，把几个陪嫁宫女统统收为小妾。这位公主怎么这么大方？史官看得明白：她是怕这些宫女嫁给外人，泄露了皇家隐私，不得不大方这么一把而已—这位公主嫁人前都没怎么出过皇宫，她这保密观念从哪儿学来，不是很明白的事儿吗？
再者说了，将心比心，您也得替皇上想想。他坐那位子不易啊，不但要管那么多人、那么多地儿、那么多事儿，还得整天提防，唯独一个不小心，把祖宗留下的江山给弄丢了。怎么小心？天下最难捉摸的就是人心，第一个要提防的自然就是活人，就是身边的大臣、亲信了。您身为大臣，职司近密，是连皇上什么时候打嚏喷都知道的主儿，如果不知道管好自个儿眼睛和嘴巴，今儿个能跟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