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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以杀的，可杀这样的人，敏感啊，皇帝不论是为了灭口（毕竟不光彩）、找替罪羊，还是干脆心里发毛（今儿个帮我宰人，明儿个不定帮谁宰我呢），都随时随地可能动杀机。就算这在任皇帝不杀，抢来的皇位有可能再被人抢了去，哪怕自个儿善终，继位的儿孙也许想拿什么人的脑袋收买人心，这些都是悬得不能再悬的现实性危机啊！
问题是不杀也不行：这秘密实在太重要、太可怕了，您不杀不是也知道了吗？那还留着您作甚！南朝刘宋文帝时，太子刘邵造反，让皇宫卫戍司令袁淑动手，这袁淑不干，回宿舍睡大觉去了，结果刘邵临起事前，让人把袁淑给害了。
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那该如何是好？
那就得看您会不会装蒜耍赖了。
其实平安推脱这类两难任务，办法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您可以想法子证明，这项任务根本不需要进行。西汉时有个刘贺，给扶上皇帝宝座刚27天，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弄得下岗待业。即位的皇帝刘病巳总觉着有这么个家伙在旮旯蹲着，自个儿在宝座上怎么坐都觉着不自在，就让刘贺户口所在地的地方官张敞去调研，那意思就是差不多该动手了。人家张敞混了几个月，一份报告打回京城，说这刘贺有严重精神病不说，还是个特不得人心的小混混，虽没明说，暗含着就是“您宰这主儿作甚啊”那意思，结果特别秘密任务取消，他张敞也落个清闲自在。
比如您可以未雨绸缪，早早给自己弄个“免疫证明”。刘宋有个将军叫黄回的，因为经常担负中央警卫工作，接到特殊使命的概率着实不小，这老兄就搞了个公开仪式，立下个“誓不杀诸王”的毒誓。果然此后皇室多次内乱，连亲王带皇帝死了一串，他老人家手里连一滴皇家血都没沾上。
再比如，您可以趁着还来得及，想法子证明别人比您更适合干这差事。梁朝的时候侯景造反，曾立萧栋为傀儡皇帝，后来自己个儿取而代之。在湖南起兵的湘东王萧绎（后来的梁元帝）派大将王僧辨去南京*侯景，临行前嘱咐“把那个傀儡皇帝干掉，免得碍手碍脚”，王僧辨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脸色：我是个职业军人啊，打仗您让我去，我准给您打好了，这差事专业性太强，那谁谁谁还有谁谁谁，他们都比我合适不是？萧绎还指着王僧辨帮忙打仗，自然不会硬逼，结果那活儿还是交给个叫朱买臣的人给办了，而王僧辨轻轻巧巧摆脱了干系，还没惹萧绎生气。
瞅着没有？装蒜的功夫可是少不得。要说这装蒜其实也有风险，这就要求：第一，蒜要装得委婉、逼真，让人无话可说；第二，不论采取哪种装蒜*，都最好趁窗户纸将破还没破那一刹那发力，早了莽撞，晚了就算装怕也是身不由己了。
疑不疑跟贪不贪无关
人人都知道，皇帝是天底下第一号疑心动物，倘他手下有个大将带兵远征，打了胜仗，或灭人国家，或占了地盘，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带着几万十几万重兵，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儿占了几个十几个的州县，他那心病是绝对不会轻的，一准儿琢磨怎么才能把您给收拾了。
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贼惦记都那么可怕，何况是皇帝惦记？这对您的政治前途、乃至最宝贵的*—生存权，都是莫大的威胁。
有人会对您说，您得想办法贪污一些，因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有限的，在金钱美女等方面显得贪，在江山社稷方面那就会让人觉得没啥念想。皇帝要的就是江山社稷不丢，金钱美女他老人家要多少有多少，丢点儿芝麻，换得西瓜平安，对他而言那也是如释重负不是？
要说能支持这一论点的例子，那还真有不少。
比如北宋大将王全斌，受命攻打后蜀，打下后蜀之后大搞“五子登科”，闹得当地安定团结问题一直解决不好，被迫内调反省。可这老王反省了没几年就异地当官，东山再起，照样带兵打仗。人家大宋皇帝说了，干部资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因为小节问题就把人一棍子打死。
再比如东晋末年“影子皇帝”刘裕（后来的刘宋开国皇帝），手下有个大将王镇恶，带兵灭后秦立下头功，而且赖在离首都建康（南京）好几千里的关中就不肯回去了。他是关中人，而且是当年前秦大丞相王猛的孙子，您说这够多可疑？可刘裕亲自跑去一考察，发现这位王镇恶贪污成癖，甚至把后秦皇帝的豪华公务车都拆了，把车上的金银珠宝、高档家私都搬自个儿家去，一下就放了心，让王镇恶接茬在关中猫着，自个儿回建康筹备篡位去了。
您要真照着学，估计不倒霉的概率是绝对不高的：您光看着这些位贪污避祸了，没琢磨他们为什么贪污还能避祸。
王全斌跟王镇恶之所以能用贪污搪塞猜疑，那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天下大乱、群雄纷争的乱世掌兵。北宋灭后蜀那会儿，东南有南唐，北边有北汉，其他旮旯还有好些个小国割据。刘裕灭后秦那就更不用说了，什么北魏、大夏、北燕、西秦、北凉，五胡十六国还有三分之一活得好好的，刘裕自己的篡位大计才进展到一半，还不知东晋版图内有多少人正憋着算计自个儿呢。
这种情况下，外将只要没篡位野心，没独立欲望，贪点儿就贪点儿，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此而已，这可不是放心，那叫没辙，一旦有更好的选择，这贪的也还是能靠边就靠边的。就拿王全斌来说吧，他固然没受什么大处分，很快就又获重用，但跟他一起打后蜀的同僚曹彬（唯一没贪污的一个）却被火线提拔。可见如果有既没野心也不贪污的人选，没野心却贪污者就只能退居其次了。
事实上，所谓“不疑”，不过是表面上不疑，或者不便疑、没法疑罢了，您带着人家那么多人马，占着人家那么大地盘，又是拿又是贪的，那皇帝也是人啊，他能真个不疑吗？您别看那个刘裕到处跟人说“我不疑王镇恶”，他留着后手呢——把自己二儿子刘义真跟一帮亲信留下“帮助”王镇恶，而且偷偷下了密令，王镇恶如果不老实就干掉他（后来也果真干掉了）。您说，有这么“不疑”的吗？小心点儿吧。
这还是兵荒马乱，拿小节换大节的把戏，至少表面上还是好使的，要是天下大局已定，用兵只是偶尔为之，您别说想靠贪污换信任，就算真的就是想多贪多拿一点儿，那也得吃官司，让您把多吃多占的给皇上吐出来。唐朝一统内地之后不久，唐太宗派了几位大将去攻灭了吐鲁番一带的割据小国高昌。有个叫薛万彻的将军，贪了点金银珠宝，还跟高昌某个贵妇人弄得不清不楚，结果庆功会还没开，就先给送上法庭，差点弄个公审：天下太平，皇上已经不担心您能夺得了他的江山，这会儿您若夺他的财宝美人，他是绝不会跟您客气的。不信？您要有胆子，不妨试试看。
让皇帝降低对您的期望值
都说西汉对异性王的猜忌很厉害，汉高祖甚至带着群臣去赌咒发誓“非刘姓不王”。可就在这一片痛打异性诸侯王的白色恐怖气氛（8个异性王给弄掉了7个）之中，长沙王吴芮却跟没事人一样，安安分分地传了5代47年，最后因为末代长沙王没儿子，才寿终正寝。
事实上西汉的异性王严格说起来还不能就这么算完了，今天广州一带的南越王、福建一带的东瓯王、闽越王，直到汉武帝时代才灭绝；而贵州、云南的什么夜郎王、滇王，则几乎贯穿整个西汉，汉朝皇帝赐给滇王的金印，今天还在博物馆里藏着呢。
要说皇帝最在乎的，就是这“名分”俩字，君无戏言，说了“不王”那就该放之四海而皆准，更何况这个王跟皇帝就差一级，弄不好就得出事，怎么能随便让这些来路不明的家伙一“王”几十、上百年不销号？
其实道理很简单，皇帝对这路外来神仙，期望值原本就不高。
您看这长沙王，原本是秦国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论是项羽灭秦或刘邦灭项，他都是个躲在旮旯摇旗呐喊的拉拉队角色，他的长沙国在当时也是个天高皇帝远的边疆地区。对于西汉初年的几个皇帝来说，对这样一个看得见、摸不着的“臣子”，那期望值也就是您不造反、不当皇帝，保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至于服从命令听指挥什么的那是想也不敢多想。期望值如此之低，那就一动不如一静，既然您这王也叫了好几年了，况且又没什么过错（其实也没什么贡献），那就接茬这么叫吧，反正又不用中央发一分钱工资。那些个南越王、夜郎王关系更疏远，皇帝对他们期望值更低，那也就更是爱王不王了。
说白了，皇帝就没把这路王给正经当回事，长沙王还算是正宗诸侯王，可人家发誓“非刘姓不王”，就愣把个老吴家给忽略不计。汉朝的礼法规定，诸侯王的大印上应该铸一个乌龟，可保存下的滇王金印，该铸乌龟的地方，却铸了条不伦不类的蛇——什么王，逗你玩儿呢。不过话说回来，您要是当这样一号王，不也是又太平又威风？
做一个扎根边疆的好青年，让皇帝降低对您的期望值，就算当不上王，那日子也能混个不错，弄得好了，能整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南朝时候岭南有个少数民族先进妇女典型，叫冼夫人的，她先后当过梁朝、陈朝、隋朝的大官，而且都是和平交接，却在三个朝代皇上那里无一例外得到“忠直”的高度评价，这是什么道理？还不是因为三朝帝王对这块地、这位地方实力派期望值不高，只要能挂上中央的旗号，顺带和政府机构、军队做些战略配合，就万事大吉？冼夫人要是徐州、兖州之类内地地方官，也敢这样“城头变换大王旗”，还“忠直”？不给当墙头草严办了才怪！
看见降低期望值的好处了吧？因为期望值低，还会形成惰性和惯性，让您不但自己得实惠，子孙几代都能得好处。王莽因为不理解这个奥妙，派人去把周围那些什么夜郎王、滇王都给改成侯，连匈奴都给连累了，结果弄得天下沸腾，一塌糊涂，什么道理？他的期望值提高了，可整个社会还没跟上这新形势呢！
不过话说回来，形势那是迟早都会变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旦王朝稳固，原本的边疆变成内地，皇上对您这地儿、您这官儿的期望值就会立马提高。前面提到的南越王，在汉高祖、汉文帝那会儿，只要送点儿土特产，就准能得到中央通报表扬，可到了汉武帝时候，就怎么瞅怎么不顺眼，天天找茬逼人家回中央汇报工作，最后弄到刀兵相见的地步。
一句话，皇帝都是贪婪的，他对任何东西要是没念想，那就是暂时够不着，等够着了那就准不会客气。五代十国的后周，甚至主动允许归降的南唐国主称皇帝，可到了江山庶几乎一统的宋太祖时候，人家南唐自贬得连“唐”字都没了，把半个国库捧过来哀求放过一马，宋太祖怎么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眠”—这下总该明白了吧？等到您从“蛮荒之地”变成人家的“卧榻之侧”了，那么您的梦也就该醒醒，赶紧学吴越的那位钱俶，趁中央军还没出动，赶紧收拾金银财宝、档案材料，去资料室拿补贴、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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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帝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