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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帝王有党，不容臣子有朋
要说帝王最喜欢什么，这恐怕一时半会儿说不全，但帝王最讨厌的物品清单中，有一样是绝少不了的，那就是朋党。
打汉朝那会儿，皇帝就咬牙切齿跟朋党作对。要知道东汉末了那几个皇帝，贪的贪，笨的笨，未成年的未成年，差不多没一个像样的，可他们就都知道要打击朋党，凡是沾上“党人”二字的，这公务员就算当到头了，不逮捕法办那就算宽大处理。到了宋代，号称知识分子政策最宽松，可也跟朋党过不去，北宋的几个皇帝天天神经过敏，折腾与自我折腾相结合，一会儿抓这个党，一会儿抓那个党，弄得各级政府编制内干部翻烧饼般见天大换血。
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皇上讨厌朋党，大臣们也只能各想各的招儿来应付。
比较稳健的办法是自保，朋党嘛，自然有朋才有党，咱一个朋友都不交往，整天独来独往，这总朋党不起来了吧？唐朝后期朋党闹得最狠时候，宰相有个不成文的自律条款：不在自家客厅接待客人，甚至连立下赫赫功劳的名臣裴度也不敢例外。他最后一次拜相年纪已经不小了，没办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里办公，又怕沾上朋党嫌疑不敢在家见客，结果朋党嫌疑倒是撇清，这文牍主义的害处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差点因此耽误了平定叛乱的军机。
比较主动的办法是自辩，最有名的当然是那位欧阳修老先生了。他郑重其事写了篇《朋党论》，用生花妙笔阐述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道理、其实的确就是很有道理的公式——君子有朋无党，小人有党无朋。那意思就是说，好人是因为志同道合才交朋友的，跟利益没多大关系，所以不能算朋党；只有那些为了升官发财和别人拉拉扯扯的家伙，那才叫朋党。您甭说，他这通说法不但把皇帝给噎了回去，还成为此后好几个朝代那些被污蔑为朋党的好人，以及那些其实就是朋党的坏人，自我洗刷朋党罪名的最佳挡箭牌。
因此皇上那个恨啊，好你个欧阳修，没事儿写这么个东西出来，不是跟俺过不去吗？到了雍正时候，皇上一瞅这欧阳修大约肯定没法出来跟自个儿狡辩了，就鼓起勇气写了篇《御制朋党论》，把欧阳修连皮肉带骨髓来了个彻底批判，中心思想就是，甭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是大臣那就不该拉拉扯扯，否则就是朋党，就得严肃处理。
他们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别说那些真的朋党，像索额图、明珠、徐乾学等等一个没跑，有些人明明不是朋党，只不过疑似，也一概脱不得干系。他最宠信的大臣田文镜，明明因用了个贪污犯，惹出是非，被李绂、陆生楠、谢济世三个同僚给举报了，情急之下反咬对方是朋党。这雍正一看，田文镜尖酸刻薄，连个朋友都没有，自然是忠臣，那三位有俩是广西人、一个在广西当过官，而且都参加过高考加公务员选拔（科举），那一定是朋党了，统统严办。您说亏心不亏心？这样的证据算证据吗？再说，哪儿有只问朋党，不问案子本身是非的道理呢？
嗨，您跟皇上讲什么道理？他不就是最大的道理？
您当皇帝真讨厌朋党？才不是！宋朝仁宗时候，规定不许进士管主考叫老师，理由说得明明白白，就是防范师生结为朋党。可接下来是什么规定？是规定所有进士都得管皇上叫老师。呵呵，您说，这不是废了各主考官的朋党，又立了个皇帝的朋党吗？
号称最讨厌朋党的雍正也不例外，他一面用朋党的大帽子砸人，一面又在密折里跟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套磁。比如有个官儿一直以为自个儿是年羹尧保举的，几次三番表示感激，这雍正又是跟本人澄清，又是找旁证坐实，要那老兄相信，其实皇帝才是真正的保举人。您看，吃朋党的醋都吃到了这份儿上。这还不算，他还制定了一个“关照”制度，让外省的地方官分别挂靠中央的几个亲信大臣，比如他最喜欢的弟弟怡亲王允祥，如果这些官儿去得不勤，还要挨顿批评。您说，他这是反朋党呢，还是扶植朋党？
其实啊，皇帝反的那是大臣私自结社组党，而不是真的要“废党”，如果这朋党的首脑是皇帝自个儿，或者名义上是某个大臣，其实就是皇帝弄出来的御用玩意儿，那就不是一般的朋党，是“皇朋党”了。虽然朋党不是政党，但说穿了也就那么回事儿，既然是“党”，就有执政的，有在野的，这皇帝要的是家天下，是永远执政下去，那么自然要扶植御用的执政党，而唯独不受支配的在野党横插一杠子了。
这下明白了？您如果不能或不愿加入御用朋党的阵营，那还是学人家裴度，把自个儿关在家里“独乐乐”吧。
顶嘴是需要技巧的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皇帝可是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一类人，一句话说错了，轻辄降级，重辄送命，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因此呢，但凡侍候皇上的人，不论官大官小，那都是掂着十二万分的小心，没事是绝不敢跟皇上顶嘴玩的。
可人要想办点事儿，那就总有个观点碰撞，您不可能事事都跟皇上保持一致吧？倘若您不想事事都那么唯唯诺诺，不想做那种明明听见皇上说“这鸡蛋个顶个都是方的”，您也跟着凑趣“不但方还有棱有角呢”的佞人，那就免不了跟这天底下最难伺候的主儿顶嘴了。
想来这会儿您小腿肚子在转筋吧？跟皇上顶嘴这种高风险业务，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明代大臣有句名言，叫“文死谏，武死战”，这顶嘴的死亡系数，愣比上战场杀敌还高，您说可怕不？
可是有些人顶了嘴，把皇上气了个半死，非但不用担心受处分，皇上还会反过来给他赔话。隋朝有个谏官叫刘行本的，有一回看到隋文帝烦一大臣，要在朝堂上拿竹板打他屁股，就跑出来劝道，这人没犯什么大罪过，不该受罚，就算受罚，那也没当众打屁股的道理。这隋文帝不乐意听，就给摆了道脸色。您猜这老刘怎么着？他把脸一板：我这谏官可是您让我做的，工作职责就是给您提意见，您要觉得我意见对，那就不该不理不睬的；要是觉得我胡说八道，就该让我停职反省。如今您又给我脸色，又不停我的职，这不是拿豆包不当干粮嘛！说完撂下朝板就要撤，逼得隋文帝是又赔笑又道歉，好说歹说，才把这位闹辞职的老刘给哄回来。
其实任性、不爱听顶嘴，那是人之天性，是人都多少有这毛病。问题是一般人为生计所迫，在社会上这么混着，乐不乐意都得忍着点，可皇帝不同啊，人家有任性的资本，您要是顶嘴，他可是能不忍就一定不忍的。
您可听明白了，皇帝不忍，是因为觉得任性对自个儿没损失，那么反过来，如果您能用短短几句话让他一下明白，您顶嘴是为了让他不吃亏，他任性那是他自个儿倒霉，那么这嘴就不论怎么顶都没事儿。刚刚那位刘文本就使的这招儿，他这话撂得透彻啊—我顶嘴，是因为您给我派的就是个顶嘴的官儿啊，顶得好与不好，那不都是您的主意嘛！隋末英雄夏王窦建德倾全国之力打下赵州，想处死负隅顽抗的三名唐将，他的大臣凌敬就顶了一句嘴，救下三条性命——您派出去守北边国境的大将高士兴，如果看见敌将罗艺的旗号出现立马开城投降，您心里怎么想？可不，哪个皇帝不喜欢自己手底下净是些血战到底的忠臣啊！您这么顶一杠子，他敢跟您发火吗？
有时候您嘴也顶了，自问也是为了皇上好，而且入情入理，有礼有节，横算竖算，这皇上也该听明白、想明白了，就算不照着做，那也不该迁怒于自己才是。可这皇上偏偏就给自己甩脸，破口大骂不算，还给弄个留职查看之类不大不小的处分，或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好生下不来台，您一定会特别郁闷：算我倒霉，摊上这么个主子。
别急，事儿未必就很糟。要知道皇帝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死要面子，您如果自信自个儿立论没问题、表达没问题，皇上的理解力也没问题，那就是面子有问题了。那么您千万别急，他给您脸色那是找补场子呢，您就先好歹忍忍，等风头一过，非但没事儿，皇上觉得让您受了委屈，弄不好还能给您点儿补偿什么的。前文也提到过，唐太宗时候，有人举报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张亮造反，太宗一怒之下要宰人，皇家工厂的厂长李道裕跑出来顶嘴，说张亮造反，证据不足，结果吃了个大瘪，灰溜溜回去反省。过了小半年，司法部正好缺一副部长（侍郎），人事部征求皇上意见，唐太宗一撇嘴，还选什么选，就上回顶嘴说张亮造反证据不足那位，就最合适，我当时没听，那不是人家说得不对，那是我怕下不来台，这后悔药可吃到现在呢。您瞧瞧！
看出来没有？顶嘴是需要技巧的，要“消灭敌人”，得先保存自己，跟明朝那些位那样，抬着棺材愣上，结果只能是理没说通，还把自己好端端的屁股给搭上了。
假如您是那粒沙子
但凡皇帝，对那种拥兵在外，不怎么听招呼的地方实力派，总是有那么种先天的恐惧感，就怕有朝一日，这些独霸一方的“土皇帝”会把那个“土”字抹掉，真的去当个皇帝。于是千方百计想辙，要给这些人拴上缰绳，最常用的办法是“掺沙子”，就是派个亲信大臣过去“协助”。
真皇帝和土皇帝之间固然谁瞅谁都别扭，但最别扭的莫过于“沙子”本身了：真皇帝是“县官”，要忠；土皇帝是“现管”，也不能拧着。过于对真皇帝负责，土皇帝不高兴，这日子没法过；反之，一旦任满回朝，真皇帝秋后算账，那是足够喝一壶的了。
更要命的是，既然都到了掺沙子的地步，真土皇帝间的矛盾可就不是一般二般的了，一旦撕破脸皮，兵戎相见，最尴尬的便是这“沙子”—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不管谁当王谁当寇，自己的小命儿和名声，都无时无刻不在两把大刀的威慑范围内苟延残喘、朝不保夕。
随便翻开史书，因为当“沙子”送命的主儿可谓不胜枚举。隋炀帝怕留守太原的李渊造反，派了王威、高君雅俩大臣当“沙子”，结果李渊造反的头一件事，就是把这二位诳进府中给宰了。明朝建文帝跟燕王朱棣相互猜忌，建文帝让派去的俩“沙子”张昺、谢贵算计朱棣。这二位左右为难，瞻前顾后，憋了好多天愣没敢动手，结果反倒让朱棣嗅出问题，来了个先发制人。
这还是土皇帝真想造反，“沙子”死得虽够倒霉，却也着实算不得冤，可有些土皇帝其实根本没造反的意思，“沙子”的日子也不好过。比如南朝刘宋的河南省长（豫州刺史）宗悫（就是那个想出“乘长风破万里浪”创意的才子），在历史上那可是出名的忠臣。可就这位忠臣，照样对皇帝派去的“沙子”吴喜动了杀机，这位后来出息成名将的吴喜，当时可是磕头磕到一脑门子鲜血，才算捡了条性命。
本来嘛，“沙子”等于是真皇帝扔在土皇帝身边的眼珠子。前者不能忍受这眼珠子闹白内障，起不到传感器的作用；而后者不能忍受有事儿没事儿总有个贼眼盯着，做贼心虚不用说，不做贼也受不了这种全方位的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