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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得明白个理儿：您不是“公仆”，说白了就是皇帝一家人的家仆，您立功那就是为两个人立的—一个是皇帝，一个是您自己，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您自己不是？那么您干了什么，有什么能耐，首先得让皇上心里完全有数；其次，那就得让其他人心里完全没数；再次，那还得让皇上知道您不想让除了他老人家外任何人心里有数。做到这三点，除非点儿太背，否则一定就跟隋朝那个鼎鼎大名的杨素所说“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于富贵”了。
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有个大将贾复就是个好例子，这老兄很能打，而且颇有些韬略，但跟刘秀那些同乡、亲戚相比资历浅了点，于是他就小心翼翼跟着刘秀打拼。人人都知道他有本事，却又数不出他究竟立过什么功劳。还有个唐朝宰相杜如晦，这人跟房玄龄一样号称唐太宗的左膀右臂，人称“房谋杜断”，可是这个“杜断”究竟断过些什么大事，就连无孔不入的史官，也是瞠目结舌，说不清楚。
他们说不清有什么？皇上说得清啊！有一次人事部门提出，贾复事迹不明，福利待遇要重新讨论，刘秀一听就乐了：老贾的功劳我清楚，有什么问我就得了。唐太宗不也在杜如晦追悼会上说出“君臣契合，彼此心知”来？不过少出点儿风头，却能换来皇上不疑，同事不妒，岂不是大大划算？再说了，这样不过晚出名罢了，最终该得的名还是跑不了，贾复、杜如晦不也永垂不朽了？陈元达的事迹不也流传到今天了？您不说，让皇上替您说，不是更好嘛！
您要没事总念叨自己那点儿功劳，或者趾高气扬，搞得自己比皇帝还牛，那恐怕就得小心了。《汉书》里说，权臣霍光曾给汉宣帝当临时司机，神采奕奕，气势逼人，弄得汉宣帝就跟坐在刺猬背上般不自在，换了那个低调的张安世，立马觉得轻松舒坦。后来霍家满门抄斩，张家却富贵了好几代人，谁能说这跟两人不同的态度无关？又谁能说，张安世后来的低调，不是受了这档子事的启发呢？
有样东西可以和皇帝抢
喜欢看清宫戏的人都知道，雍正皇帝最信得过的大臣是鄂尔泰、李卫、田文镜。其中第一受宠，那得说鄂尔泰，皇帝金口玉言“第一大臣”，这四个字可不是随便给的。
可就是这位第一大臣，却曾吃过雍正一个第一流的大瘪：1735年，贵州台拱的苗族起兵造反，鄂尔泰被雍正以“以前处理民族矛盾不当”、对这次恶性事件负有责任为罪名，把他刚封了3年的伯爵世袭罔替给抹了。
要说鄂尔泰可是够冤的：他1726年被派到贵州当官，搞“改土归流”；1732年因工作成绩出色被调回京城，当上大学士、兵部尚书；这会儿正领着一帮老同事写*呢。照理讲，这贵州的地方性事务早就跟他没什么职务性关系了，就算秋后算账，那也不该是这么个算法吧？
问题是《清史稿》里写得明白，这个撤职查办、以观后效的处分，竟然是鄂尔泰自己哭天抹泪主动申请的。他难道疯了不成？
他才没疯，他这皇帝公关学门清着呢。
没错，苗族人9年前的造反是他给平定的，9年后又造反，跟已经调离好几年的他没什么关系。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您也不想想，皇帝是讲道理的人吗？想当初贵州平定，鄂尔泰的报告往上一递，这雍正一时高兴，讲了几句“苗疆永定”、“从此不烦刀兵”之类大话，还在贵州当地修了纪念桥、纪念柱等好些标志性建筑。天子无戏言，他说永定那就得永定，他说从此不烦刀兵，那就得不烦刀兵，可这定还没过3年就永不下去，眼见着刀兵还得再动上一动，他皇上说话，难道是放屁不成？
乱子已经出了，总不能睁眼不认账，但皇帝又错不得，那么唯一能下台的办法，就是找个替死鬼了：皇上说那些大话，不是皇上没见识，是因为鄂尔泰这些无能大臣形势分析能力差，给皇上的报告政策性预见性不强，要说责任，那一丁点儿都不是皇上的，差不多全部都是鄂尔泰的。
鄂尔泰当官就是为了当大官，伯爵这玩意儿自然不舍得抹，可是事儿已然这样，替罪羊是一定得有的，而且多半就是他。与其等着被抹，还不如自己凑上去主动抹，你给皇帝挣回一张脸，皇帝能不还你个实惠？果不其然，伯爵虽然没了，其他一切待遇照旧，后来这个伯爵还是给挣回来了。
千万记住，宁可让自己丢份，万勿让皇帝丢脸，您跟皇帝抢江山抢老婆当然不行，这黑锅可是怎么抢都不会错的。五代十国时候有个西平王高季昌，让自己的儿女亲家倪可福承包江陵外城基建工程。有一次高大王视察工地：这工程进度不行啊。一声令下，当众打了亲家一顿板子，这倪可福不但不恼，反倒乐了：他的亲女儿、高大威的儿媳早交代清楚，这顿板子不白打。这不，当天他就弄了好几百两银子的医疗费，待屁股伤一好，立即升官做了大将军。
越是勤快的皇帝管的事儿越多，出错的机会也就越多，那时候他准得踅摸人给他背黑锅。赶紧上，没亏吃，要是犹豫不上，好处没了不说，弄不好这黑锅横飞过来，您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当年曹操征袁术断了粮草，那个不识相的后勤处长王垕，不就让黑锅把脑袋给旋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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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高官厚禄也能硬讨
虽然从有皇帝那天起，就有诸如中正、司隶、吏部之类五花八门管提拔干部的部门和官员存在，但谁都明白一个铁的事实：谁当官，当多大，得皇上说了算。
说起来皇上可不是那么好伺候的，一般官员想从他老人家手里混上一纸提拔令，升上个一级两级，实在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想凭工作表现吧，又不知道皇上好哪口，万一人家要个老黄牛型的，您却扮做千里马，那不是白折腾了？再说，表现不好提拔不上去；表现太好，同事会嫉妒，会打小报告，皇上说不定还会嘀咕您是不是打算一直升到他那宝座上去。弄不好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靠溜须拍马吧，一来那窝囊气不是人受的；二来万一马屁错拍到马脚上，官不但没升还降上几级，不是更麻烦吗？
可您还别说，还真有这么一路能人，能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皇帝手里硬讨个大官来当当。
说起这人，名气不大，官职原来也不算高，他叫陆法和，在南朝梁元帝手下当郢州（湖北武昌）刺史，也就是个武昌区长的位子。这老兄除了当官，业余爱好是算命打卦。有一天他给皇帝写报告，居然大言不惭署了“司徒”的头衔。这司徒可不得了，那是三公之一，比武昌区长高了不是一级两级。照理说，这罪过够砍头的了，结果您猜怎么着？皇帝一瞅，什么，这小子怎么当的司徒我怎么都不知道？哦，甭问啊，这小子会算命，敢情他算出来自己有这么大福分啊！于是他一道委任状下去，这算命业余爱好者、武昌区长陆法和，就真的当上司徒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硬讨升官的横主还不光中国有。西非有个小国叫利比里亚，当年有个军士长多伊，靠政变杀死总统，自己上了台。他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有个叫查尔斯？泰勒的“海归”挟了个公文包，大模大样闯进商务部副部长办公室，坐到副部长办公桌后，打电话叫来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在这些人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中庄严宣布，自己从即日起，就是利比里亚的商业部副部长了。有人急忙报告多伊，多伊迅即作出快速反应：派人把副部长的委任状和公章送进商业部，交到了泰勒的手里。于是乎这个连办事员级别都不够的泰勒，就这么硬讨了个副部长当。
俗话说得好，形势比人强，皇帝跟皇帝也不尽相同。这些硬讨高官的狠角色，无不咬定了四个字的宗旨：趁火打劫。他们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瞅准了这太岁的软档。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讹诈的都是怎样的皇帝。梁元帝原本是个王爷，因为侯景叛乱，国内一片大乱，他趁机打着平叛的旗号抢来了这么个宝座，国内国外，都有一大堆不服不忿的。陆法和的郢州正好处在前线的要点，要多重要有多重要，对他，皇帝只能哄不能吓，这司徒横竖就一头衔，又不用什么成本，多人家一个司徒，总比少自己一个皇上强吧？那非洲土皇帝多伊的情况也不例外：他上台后把原来的高官杀了个干干净净，自己又没几个亲信死党，商务部副部长是个无关紧要的位置，拿来换个“人才”，也还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再仔细瞅瞅这两个成功公关案例的背景：陆法和事件发生时，梁元帝夺取帝位不到3年；泰勒事件发生时，多伊政变成功仅仅十几天。柿子要捡软的捏，讹诈皇帝，就得讹诈这路屁股没把宝座坐热的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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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嘴未必就吃亏
皇帝是什么人啊？那是想让您上天您立马升天，想让您坠地您立马落地的主儿。伺候这么个主儿，顺着捧着还怕功夫不到家，还能顶嘴吗？
别说，有时候还真能，不但能，而且未必就吃亏。
汉高祖刘邦因为宠着小老婆戚夫人，连带着宠上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想把太子给换了，让刘如意当接班人。结果刚在研讨会上发扬一下*，就有个叫周昌的大臣不顾自己结巴的毛病，跳出来坚决反对，弄得这件事不了了之。照说这汉高祖该嫉恨周昌吧？嘿，不但没嫉恨，临死前还特意让这老兄当刘如意的监护人，理由是“您既然敢拧着我不让刘如意当太子，也就一定能拧着我大老婆吕后，不让他把刘如意给害了”。后来尽管周昌尽心尽力保护，可还是让吕后瞅冷子把刘如意给害死了，可她同样没难为周昌，不但没给处分，还给升了官—不管怎么说，这周昌当初也保过自己亲儿子的皇太子之位啊！
您看，这皇帝大小老婆大小儿子争继承人，原本是大臣们最为难、最容易押错宝的当口，这周昌拧着这么一顶嘴，最后老少皇帝、成败双方，都恨不到他头上。
有时这么顶嘴还能升官。唐太宗时候有个功臣叫张亮，当了司法部长（刑部尚书），却没事儿干整天算命看自己能不能发达，还私养了好几百保镖。唐太宗一听，这还了得！你一个主管法律工作的高级领导，这么搞不但是知法犯法，简直就是要造反，杀！皇上说杀谁敢说不杀？您甭说还真有这么一位，此人在皇家工厂里干了个副厂长（将作少匠），叫做李道裕，这职务不起眼到皇上都叫不上他名字。就这么位最多算副局的干部，跑来喊了一嗓子“证据不足啊，您可不能就这样凭主观办案”，这唐太宗没听，还是把张亮给杀了。溜溜过了一年多，人事部门要提拔个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提了几个人选皇上都不满意，末了突然来这么句：去年喊“证据不足”那谁谁在哪儿呢？这副部长就他了，人家说那有道理啊，我到今儿个还后悔当初没听呢。
皇帝也是人，当然乐意听顺耳的，不乐意听拧着顶着自个儿的。但皇帝毕竟是皇帝，他得念着自个儿的江山社稷，他们也不是不明白，那些喜欢顶嘴的主儿，往往才是有主见、有担当的主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