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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美国现在可以对世界施加的权力已经不及20年之前。美国出现权力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海外野心过大，另一方面是国内投入不足。美国权力相对下降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印度、中国和巴西三国的经济崛起。到2050年，这三个国家，加上俄罗斯，预计会占到世界产出的40％，是美国的两倍，等于原来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总和。3
当然，美国依然是全球舞台上最具实力的国家。无论以什么公式计算，美国的军事实力都远远超出其他最接近美国军事实力的国家。根据五角大楼自己的分析，中国的军事实力在20年里无法与美国匹敌。4其他一些人士也指出，中国只有将大量资源从扶贫脱贫、社会保障、污染治理以及其他中国人民需要的领域转移出来用于军备，才有可能在20年后在军事上赶上美国。5俄罗斯能够与美国在俄罗斯周边进行竞争，但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已经降低，外交与声誉受到严重损伤，其全球性权力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巴西、南非、墨西哥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加在一起也无法与美国的经济影响力相比。虽然欧洲很自然地会说它的市场份额与美国相等，但事实是，即便欧洲要将经济地位转化为外交实力，还要假以时日，更不用说欧洲的军事力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2）
量了。
但是，每一个上升国家都是一种制约力量。有些国家表现在全球问题上，比如在气候变化领域里的中国，在粮食供应领域里的巴西，在贸易领域里的印度。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新兴大国有能力制止损害它们利益的行为，也是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力量。在国际组织里面，新兴大国对本地区国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可以否决它们反对或是未与它们磋商的倡议。虽然新兴大国在单独或集体制约能力的广度方面仍然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已经成为国家外交和全球秩序领域每日每时的关注点。
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国具有制约权力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当面对跨国威胁的时候，容易产生无为，难以采取行动。当然，这是可以克服的，条件是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有着足够的共同利益，打造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秩序。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强劲而富有活力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欧洲是世界上最有规则基础的社会，但是，如果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受到侵蚀，这就意味着欧洲在碳排放量和外援方面的承诺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小。对于日本来说，亚洲以及世界安全体系稳步转型是其重大国家利益。俄罗斯要想继续开发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也需要国际技术以及合作伙伴的充分信任，以便向跨国石油管道投资并保证其安全。如果核武器扩散得不到制止，全球恐怖主义继续蔓延，所有传统大国或新兴大国都会受到损害。
进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和维和等问题上，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我们在第二部分会对此加以阐述。可以肯定地说，现在没有证据表明已经出现了一个挑战美国的新的威权集团。对于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中国迅速做出了不赞成的反应，两国关系也因此有些冷淡。对于美国出现的次贷危机，中国呼吁在银行和金融行业加强国际合作，这一反应也十分说明问题。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国际权力的消长需要国际制度的重新安排。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而且是越早越好。
需要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新秩序
美国新总统将面对当今世界七大令人不安的事实。这些事实汇集在一起，会打破一切关于美国实力的盲目乐观，也会为要求美国根据负责任主权的原则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提供充分的理由：
在充满新的跨国危险的世界上，美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保护自己免予它所面临的一系列威胁。比如，灾难性恐怖主义是一个梦魇，困惑了华盛顿的克林顿和布什两届政府的决策者们。科学家估计，恐怖主义分子制造一个核弹需要的高浓缩铀数量仅仅用六个一升的瓶子就可以装下。以每天跨越美国边界的禁运品数量计算，恐怖主义分子获得足够的高浓缩铀并将其带入美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科学家还证实，如果一个很小的恐怖主义团伙获取了全面的知识和良好的工程技术，就能够拼合出核武器。要想有效应对这种威胁，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上开展国际合作：
——清理世界上现有的裂变物质，减少恐怖主义分子获取这类物质的可能；
——加强世界性不扩散机制，降低国家浓缩本国裂变物质的活动意愿；
——努力制止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活动；
——获取外国提供的关于恐怖主义疑犯的信息；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3）
——加强世界各国控制危险分子和物资跨越其国界的能力；
——截断恐怖主义分子的财源。
这些措施虽然重要，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因为这些措施并没有试图应对防治极端主义思想传播问题，也没有消除有助于加强恐怖主义队伍的那些条件。但即便要采取这些措施，也需要其他国家持续有效的合作。
还有，美国的生物安全也是与全球生物安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同样受到世界上新型传染病和全球流感的威胁。美国必须高度警惕可能发生的生物恐怖主义活动，因为随着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生物恐怖主义也在迅速发展。与对付灾难性恐怖主义活动一样，以单边行动应对生物领域的跨国威胁也是徒劳的。我们在这里罗列几个事实：现在每年有亿人乘飞机旅行，许多致命性疾病的潜伏期比较长，超过大部分国际航班的空中飞行时间；平均计算，每年有两种新型致命性传染疾病出现；科学家预测致命性流感复发率是100％；全世界有数以千万计的小型生物技术实验室，能够转化基因，生产伤害性极大的新型病原体。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持续有效的国际合作，美国是无法保护自身安全的。
2007年，布什总统终于承认全球变暖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也关系到我们这个星球的存亡。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主要大国的支持，无论美国采取什么措施，都将是徒劳无功的。大气里面的每一个碳单位都会加重全球变暖，无论这个碳单位是来自底特律还是北京，其效果是一样的。进而，全球变暖的影响也无处不在：洪水泛滥、气候异常、移民迁徙、冲突战乱，这比我们在达尔富尔看到的事情要更为严重。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最主要原因。如果美国在政策和技术发展方面不率先承担义务应对威胁，那么中国和印度等新兴最主要的排放大国也不会做出相应承诺，各方最终都会成为
输家。
美国若要保证有活力的持续国际合作，应对美国安全受到的首要威胁，就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其他国家受到的威胁。在充满跨国威胁的世界上，美国的安全需要依靠同其他国家的帮助才能得以保障。美国怎样才能得到这样的帮助呢？其他国家怎样才能从美国那里得到它们需要的合作呢？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于重新构建并重新激活集体安全这一概念。
集体安全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意味着对威胁的共同认识和应对威胁的共同承诺：当一个国家受到攻击的时候，其他所有国家都会采取行动帮助受到攻击的国家。集体安全是建立联合国的核心概念。1945年，世界各国建立联合国组织，应对国家发动国际侵略战争这一共同威胁，并考虑解决这一威胁的深层原因：经济不安全因素、损人利己的贸易政策、极端民族主义、违反*行为等。
当今世界出现了一些问题，使这一原则的适用性受到挑战。首先，在当今的世界上，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只不过是诸多威胁中的一种，并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已经不是最严重的威胁了。第二，不同国家面临不同威胁，这种复杂情景使人们难以形成对共同威胁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还有第三个问题，这就是如何将设想转化为行动：国家必须克服搭便车等集体行动难题，不仅要有效应对自己面临的威胁，也要有效应对其他国家面临的威胁。
利益与秩序：美国与主要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4）
为了与时俱进地思考“共同威胁”，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组织了一个讨论威胁、挑战和变革的名人小组，该小组在2003年对各国政府和市民社会组织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你来说，什么是最严重的威胁？”由于实力、地位和地域的不同，人们的回答也大相径庭。在非洲，人们认为是贫穷和疾病；在拉美，人们认为是经济危机和对*缺乏信任；在美国则是灾难性恐怖主义，等等不一。
建立全球安全体制，就必须将这些不同的观点考虑在内。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是否需要将这些不同的威胁分出轻重缓急？我们是否仅仅将某些威胁视为经济或社会性威胁、而不是对安全形成的威胁？我们是否需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存在不同的威胁、并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多元威胁的境况？像联合国名人小组一样，我们认为，承认不同和差异更有助于开展合作。我们还接受了名人小组对安全威胁的定义，即威胁是“导致大规模死亡和减弱生命机会、削弱国家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能力的事件和过程”。6我们认为，属于这一定义范畴的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和能源不安全因素、核武器扩散、致命性传染病的传播、对生物技术的有害使用、恐怖主义、战争和冲突、贫困和经济动荡。
这些不同的威胁是任何单边行动都无法解决的，它们之间很可能是相互关联的，许多政府和民众对此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在远离美国的国度和地区对人们产生的威胁，同样会威胁到美国自身的安全。即便人们不相信这些威胁是相互关联的（因为有些关联性还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一个国家仍然需要寻求其他国家的合作，应对其他国家面临的威胁，才能换取它们的合作，应对自己面临的威胁。对于弱小国家是如此，对于美国来说同样如此。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军事实力自身的效用如果受到过分的强调，就会对获取维护美国安全所需要的关键国际合作产生负面作用。美国军事实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并没有换取明显的外交成果。如果说实力就仅仅是枪炮导弹，仅仅是制造致命性武器的先进技术，仅仅是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军队和军火运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能力，那么，美国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