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甚至是误导。当然，中国真正“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不在少数，只是他们很多人籍籍无名。当然，这也和中国经济学界的阶层固化有关系。
作为一本立足于从经济学的“思想”、“学脉”的角度，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著作，这本书会颠覆很多你以前接受的所谓的“常识”。比如亚当·斯密一直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但考证历史你就会发现，斯密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所以他并没有见过火车，而是仍然生活在马车时代——货物交流的范围很小。至于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社会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亚当·斯密就更是没有见过了。这些都是人们引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必须考虑的前提，不考虑这些就会犯错误。
另外，经济学虽然纷繁复杂，但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也只是几个经典的词汇、概念。不幸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经济学思考或讨论，就是被这样几个“词汇”、“概念”统治着。而这些“词汇”、“概念”一旦出现误导，就会出现社会的整体性非理性。
目前，社会上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概念中，又当属“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几个概念最为流行。可惜，人们对这几个概念的“字面理解”，和创造它们的大师们的本意，是完全不符的。
比如“自由放任”常常被从字面上理解为“政府将一切经济事务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要在经济事务中扮演任何角色”。但考证经济史就会发现，这并不符合经济学家的本意。经济学中“自由放任”一说的提出者是法国的重农经济学派，它也是人类第一个经济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法国重农经济学派提出“自由放任”时，只强调政府对当时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工商业（也就是小商小贩）进行自由放任，而对于当时处于“实体经济”地位的农业不但不能让其自由放任，而且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流通领域不创造财富，生产部门才真正创造财富”。但后人在继承“自由放任”这一经济学概念时，就将重农经济学派的“局部放任”误解成了“全部放任”，完全背离了提出者的意思。这一点在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关于另外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我们也存在很多误解。“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作为“比喻”词汇，并非经济思想。而且在书中，亚当·斯密是用它来“反讽”那些反国际贸易人士的，不具有任何认同含义。
另外，我们熟悉的关于“守夜人政府”的概念也存在理解错误，而且错得更离谱。虽然“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这些概念遭到误解，但毕竟是来自经济学大师们的经典文献，而“守夜人政府”这一概念根本就不是来自经济学文献的，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对当时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嘲讽”。但流行起来后，竟然被一些经济学家当作经济学概念来引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守夜人政府”乃“典出亚当·斯密”是毫无历史依据的。
近三十年，世界流行的“小政府主义”思潮，往往将源头追溯到亚当·斯密、洛克等学者身上。而仔细考证起来，亚当·斯密和洛克也不是什么“小政府主义者”，其思想更接近于现在的“大政府主义”。如果你认真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惊讶地发现：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论证“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也没说过“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或者“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之类的话，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与谴责私人资本为了私利伤害消费者，损坏社会公众利益，胁迫政府、国会，暴力伤害国会议员等丑行。
亚当·斯密实际上一直为政府争取更多的职能。比如他主张将“拥有军队”、“建设公共工程”、“公共裁判”等相应的职能大胆地交给政府，并且用文明社会和野蛮时代的政府职能差异进行对比，说明政府职能的增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常备军问题时”，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担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不过，一国的军权如握在君主手里，君主有了常备军护持，他就自以为安全了，无需再像近代一些国家所行的那样，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或如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纷扰，也有可能不到几小时就掀起大的骚乱。那么为防微杜渐起见，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反之，一国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贵族，还有精练的常备军，那么就是最粗暴、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至于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宽恕这抗议，或搁置不问。并且，君主既意识到了自己地位的稳固，就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这样做。所以，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需为公共安全而赋予君主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
从亚当·斯密的这段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制国家反而可能比君主制国家更容易“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而现实中，这种镇压早已不存在，共和制国家特别强调法治，而且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的纷扰演变成骚乱。但这些法律也导致了人民的不自由，甚至很多法律细致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比如，美国竟有46个州禁止百姓在阳台晾衣服；美国宾西法尼亚州法律规定，不得在浴室唱歌；加州安大略市一条订于1930年的法律条文规定，禁止公鸡在不该鸣叫的时候乱鸣叫，否则主人将吃官司或被罚款；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都有一条古怪的法律，规定如果没有合法的捕鼠执照，使用老鼠夹逮老鼠也属非法行为。我们从中可窥见，共和制国家对人民限制之一斑。
而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到的“公民社会”概念，和我们中国市面上流行的定义完全不同。洛克说的公民社会是“政治社会”，是指有政府管理的社会，没有政府的社会被洛克称为“自然状态”，这种状态自由但是野蛮，会产生出不平等和违背社会正义的事情来，社会秩序也必然会受到极大的侵害。洛克强调，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是不能够享有充分“完备”的自由的，因为当私人财产经常受到他人的干扰、威胁甚至侵犯时，人们对自由和其财产的享有意义，就显得那样的苍白和不稳固。如果有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惩罚他人所犯的任何罪恶，那么人人就都可以这样做。
自然状态有着不可克服的缺陷，它已然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生存境况。在这一状态中，道德和良心是控制人们行为的唯一防线。如果人们的人际交往失去道德约束，无序状态随之而来，那么只有暴力才会产生权力。所以，单纯依靠道德、良知和“自我立法”的结果，可能是使社会和个人都遭受更大的灾难。人们必须走出这样的自然状态，进入到一种能够拥有正确裁判权力的社会状态中来，而这就是“政治社会”，也就是政府的来源。
将自由主义追溯到亚当·斯密和洛克的始作俑者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者”们，他们这么做其实是“托古改制”，和中国清末康有为将自己的“西化革新”思想追溯到孔子那里没什么区别。这些“笑谈”不仅中国有，美国也有。比如在里根就任美国总统时期，为了降低改革的压力，就曾要求他手下的执政团队，以及经济学家们设计并佩戴印有亚当·斯密肖像的领带。
其实，我们如果再做更深入一步的考察就会发现，在经济思想史上，研究国际贸易的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大政府主义者，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德国的李斯特、美国的克鲁格曼，以及中国的林毅夫等，因为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强势地位，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或干预。特别要强调的是，“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亚当·斯密赞同自由贸易，但并不支持自由主义。
如此说来，哈耶克主义者频繁引用的“自然秩序”其实是对前人的误解。在经济学中，“自然秩序”的本意是“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秩序”，最初来自法国重农经济学家的研究，其强调的是“研究经济规律，遵循经济规律”，丝毫不包含自由主义的成分。而到了后世的奥地利学派那里，就成了“尊重自由、自发形成的秩序”，完全变成了另外的意思。
总之，“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这些流传最广的经济学概念，没有一个是被人们正确理解的。它们现在的传播含义，都不符合经济学历史上大师们的初衷，这在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目前的中国主流经济舆论，不仅对古典经济理念存在误解，对近代经济理念同样存在着误解。比如对科斯、弗里德曼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成名的经济学家的学术理念，也存在着普遍的误解。这方面，我在书中的考证也有很多。比如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其实一直是一个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他本人只赞同产权清晰，而非私有化，而且一直看好中国；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曼并不赞同货币紧缩，相反却是“量化宽松”的发明者，西方经济学家虽然也反对政府，但他们反对政府的理由却与中国的一些学者一致。比如经济学不是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而是研究经济规律的学问等。
三、世界新两大阵营的三十年竞争
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看似被自由主义一统天下，这其实只是表象。实际上，世界还可以分为“大政府”和“小政府”两大阵营。实现“大政府”的国家包括北欧五国、德国、中国、法国、奥地利、荷兰，以及新加坡等，实行“小政府”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日本、拉美、东南亚部分国家、解体初期的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这两大阵营的人口相当，大概各有20亿人。实行“大政府”的国家基本上都形成了经济稳定增长、低负债、低失业、社会福利不断改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经济局面；而“小政府”国家则出现了经济动荡、高负债、人民生活倒退等情况。前者以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实行莱茵兰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为主，而后者大多奉行或实践过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模式。
两大阵营的竞争同样极为精彩，其精彩的程度，超过了二战之前及冷战时期的大国对抗。而这三十年竞争的结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坚持“高福利”、“有为政府”的国家都胜利了，而那些实行“去福利化”和“小政府”的国家则遭遇了全面性的失败。
在这三十年中，实行“大政府”的北欧国家从以打渔、捕猎为主的经济体，攀登上了人类文明的巅峰，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最自由的国家；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而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德国成为了欧洲的新盟主。
与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