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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茂春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大家怎么说他是注意听的。这些话语也符合他的判断，所以心情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好，憧憬一天比一天多。想着就要好起来的生意，想着未来将有改善的生活，想着多打点铁赚够了钱就发家致富，他虽然想不出“时间开始了”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手中挥动铁锤的速度、频率和力量却提高了一个级别。
然而，“时间开始了”之后，展示在他日子里的现实，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
没收工商业资本家财产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没收土地的活动在农村展开。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展开。1951年，东阳县吴宁镇的干部来找他，叫他不要自己开店打铁了，要加入政府组建的合作社，一起干活、一起领工资。楼茂春对于自己的手艺和能力很自信，尽管干部多次来劝，他还是无动于衷。后来，干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劝说也变成了命令并夹带着恐吓，但是脾气倔强的他还是不为所动。
然而，形势比人强 —— 全球的“大气候”，加上中国历史“季节变易”的内在逻辑，一场席卷神州的强烈“季候风”正在形成当中。
20世纪的50年代，世界是一个连空气中都透着“红色”的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豪情在全球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候，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从美国白宫发出的，而是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个时候，世界青年人的偶像不是披头士，不是杰士邦，也不是贝克汉姆，而是保尔？柯察金，是切？格瓦拉。现在备受中国学者关注的西方学者之一——哈耶克，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那本指出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极端危险性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在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而在中国则更是1958年才有译本，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列为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士才有资格阅读的“禁书”。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眉样当年又入时”★的内地“新潮”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是坐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导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颂扬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到《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去，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过，自己正在努力营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连胡风、顾准等人也不例外。
在不多的例外中，最著名的可能是故意选择了广州岭南大学的陈寅恪。1949年底，熟读变乱、历经变乱的陈寅恪就在欢腾中洞见了欲来的山雨——“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另一个，就是已经被人遗忘的留美农学教授、四川人董时进，他在1950年上书中央领导反对“土地改革”，直陈土地改革的弊病和祸害。将董时进这个被遗忘的人“挖掘”出来的当代学人谢泳作过这样的评价：“1949年以后，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当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是梁漱溟和马寅初，但与他们比较起来，真正能在大问题上看出轻重的还是董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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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坚硬”的铁匠（2）
楼茂春没有文化，对一切正在酝酿的政治风云变化无从预见，也没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铁锤不仅可以打出锋利的镰刀，还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过，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无论是秀于林的高木，还是贴着地面的小草，都一样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
陈寅恪一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是“著书唯余颂红妆”，而占当时中国亿人口80％的农民则是“生产必须合作化”——被喻为土豆和散沙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终于被生硬地装入了进口的“苏联麻袋”。
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国。据东阳县志记载，1951年7月，该县吴宁镇组建了第一个铁业合作小组；同年年底，整个东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增加到五个；1952年，增加到26个合作小组，一个合作社；1953年出现反复，但年底又增加到28个小组，三个合作社；到1956整个东阳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完成。
楼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吴宁镇的铁业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大锅饭不好吃。一个人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在合作社内，可能要三个人三天才能干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3岁就拜师学艺的他，在师傅的调教下不仅学得上好的手艺，也培养了非常勤劳刻苦的职业精神，很是看不惯干活偷懒的作风。耿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在两县的打铁比赛中，他成了“打铁状元”，所以他找领导抱怨合作社的弊病，并要求离开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对他的“叛逆”非常吃惊，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单干”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警告他不要“不识时务”。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在进入合作社半年之后的1952年底，顶着领导的责骂和恐吓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一年，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的顾准，也在上海被“处理”了，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
新年之后的1953年，他自信地设计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不知道，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年也正在执行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看不到大地将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树木将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蚂蚁也组织起来纳入苏联进口的“麻袋计划”之中。
离开合作社后，结婚已经好几年的楼茂春也与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与妻子王凤珠开起了自己的打铁铺。夫妻俩在吴宁镇上租了一间平房，这间每天以一斤米租来的平房，既是他们的家，又是这个“夫妻合作社”的车间和寄托美好未来的“造梦工场”。
就像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所演唱的一样，沉醉在甜蜜夫妻生活中的楼茂春夫妇，每天也演绎着自己的“夫妻双双把铁打”的甜美爱情——“你拉风箱来，我挥锤，恩恩爱爱把铁打”！
在这期间，吴宁镇的领导和合作社的领导曾多次找这对夫妻谈话，希望他们回到合作社去，但是这个倔强而自信的铁匠并没有回头的打算。他们相信自己的勤劳，相信自己从直觉中看出来的效率差异和孰优孰劣，相信没有战争的日子定要比战乱的日子让人安全、满意，他相信自己开店打铁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权利。
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一场连蚂蚁也无地逃遁的暴风雨，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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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1）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火红的炭火，火红的铁，火热的青春，火热的血。一个火热的男子和一个温柔伶俐的娇妻的全部事业和所有生活故事，都是以这个每天一斤米房租的“造梦工场”为舞台。
日子一天天过去，快乐的“夫妻铁业合作社”，不断地给当地的乡亲锻造出上好铁器的同时，还“锻造”出自己的情爱结晶——第一个儿子——楼忠福，在1954年3月出生了。
“哇！哇！哇！哇！”
新生命的啼哭，似乎要故意超过父亲铿锵的铁锤，响亮而清脆。屋外面，正是雷雨交加。婴儿是无知的，无知则无所畏，所以在雷雨交加中，他只管用自己的铿锵啼哭宣告属于自己的“时间开始了”。
37岁得子，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已经算是迟到了。所以这个“坚硬”的铁匠在儿子出生后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既感慨自己作为一个百姓穷苦的生活，也冀望新生的儿子将来能够富贵安康。他想到要给儿子起个好名字，好让儿子将来有出息。但是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决定让妻子王凤珠去找大舅给儿子起名字。大舅在派出所工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954年，正是限制人口流动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实行的第一年，从这年开始中国人出生后就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户籍。从这年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须经过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可能被政府视为“非法”。
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被宣传得相当严厉，所以儿子还没有满月，王凤珠就抱着孩子去找大舅了，一来是为了上户口，二来是让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艰辛、感念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战乱和灾难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顺顺当当，能够有福有禄。他给外甥起了一个非常传统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朋友，而且有福有禄。
1954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数量不断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断扩张。这时候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也因为楼忠福这位“新社员”的诞生而“扩张了规模”。为了生计，楼忠福的母亲还没有坐完中国女人传统的月子，就开始为丈夫拉起风箱了。
幼小的楼忠福，多数时候被放在打铁铺里面的卧室睡觉和玩耍，风箱的节拍、铁锤的声音和飞溅的火星代替了儿歌和玩具。这算很幸运的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这已经算是新奇而先进的工业场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后玩耍泥沙石块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铁的匠人过来，那孩子们简直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听听风箱的节拍，看看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时飞溅的火星，观赏一块废铁如何在铁匠的手里变成一把锋利镰刀的整个过程。这种感受比看社戏中翻滚的艺人还要来得新奇、有趣。
风箱的节拍，就像时钟的指针，数走了无数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员”也一天天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新社员”，已经不安分于静静地坐着观看父母“表演”了。他一会儿过去与母亲抢风箱，一会儿过去跟父亲要铁锤，参与意识极强。不过到他真能拿得动一把铁锤的时候，他们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关门了。
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