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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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之年- 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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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
那年入冬,高中生楚建明经常从中学课堂上逃掉。翻过省一中的后山,就是一条四车道的马路。如果在山顶停留片刻踮脚远眺,就能看见山下两处停工的工地和远处江边漆着洗衣粉广告的电视塔。
  车床厂子弟就站在山下马路旁的车站等他。
  我就是楚建明。在省一中的那一年里,我喜欢逃学,站在学校后山上远眺。少年时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就像一架苏联产的望远镜,视野永远偏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如果不想停留在简单的泛泛而谈上,那就得聊聊量子力学和瑞利散射。不过小时候的我想法简单——武汉的天泛黄,那一定是倒映的长江。
  我和伙伴都是车床厂的子弟,每到夏天,兄弟们都会到江边玩水。无数个夏日的黄昏,我们穿着针织短裤,站在滚烫的水泥防波堤上,挥斥江风,脚踏夕晖,议论江湖新闻,某某厂的又把某某厂的揍了,某某头领的女人跟某某小白脸跑了,仿佛一生的活动范围都不会超出这几个街区。而雾气茫茫的长江两端,便是童年心中的最远处。
  大人们讲,我们车床厂的前身是造火炮的,国民党时代,大概是为了方便运输,国内的军工厂全都布置在长江沿线,火炮生产线金贵,给安在了华中重镇武汉。后来大概是看战局不利,怕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把中国军工给一网打尽,便又慌里慌张组织人手在江阴沉船堵塞长江航道。
  推想起来,这便是我们童年追溯时空的最远处了。江城边这个车床厂里,有一批老人来自长江下游的广阔乡间。国难当头,跑去金陵兵工厂学徒,解放战争里投诚过来,建国后内迁华中,还是干的老行当。小学同学蒋峰告诉我,他爷爷年轻时就在江阴常熟一带上班,本来混帮会收保护费,后来国难当头突然有了觉悟,那一带的黑社会拉了几个大队,和国军的特务大队(民间的各种忠义救国军混编)一起打鬼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黑社会也不例外,厂里放露天电影,只要是《沙家浜》,蒋峰就在台下拽着我们嘀嘀咕咕地说他爷爷认识胡司令。
  几乎是在蒋峰学会吹牛的同时,同学李海洋就养成了跳起来接他嘴的习惯。他打击蒋峰的经典台词是,要不是老子的爷爷策反你爷爷,你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参加革命。
  李海洋家是三代武汉土著,从上到下都有爱在口头上当人老子的习惯。他爷爷年轻时参加地下党,和一大批闲棋冷子一起打入了国军内部,渡江战役前夕,老爷子在江阴要塞的炮团里搞地下工作,策反国军,活人无数。后来百万雄师过大江,众多炮台不战而降,江阴要塞是千里天险崩溃的最东起点。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资讯不发达,电视报纸都没有,车床厂的兄弟们都擅长从自己的革命家谱里挖掘英雄崇拜,均以自己一门忠烈,有个杀敌无数的爷爷为荣。后来看多了小人书,眼界变得开阔,才知道江山代有才人出,除了本朝十大将帅之外,这世上可资做偶像的英雄豪杰非常多,除了有李元霸和岳飞,还有拿破仑和巴顿。
  那时节我们熟读兵书战策,在单位图书室翻阅武术兵器杂志,家里的墙上,贴满了各色飞机大炮的彩图。我们了解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日本的90坦克,还能谈谈中东战争和沙漠风暴,唯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兴趣全无。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只是运动会的口号。大人们都在私下敲打我们,说出国读书、下海挣钱才是硬道理。
  90年代最初的那几年里,也正是武汉市,甚至整个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几年,千万工矿企业改制,无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我们几乎是和这个华中重镇同时步入青春期。
  1993年,我的伙伴们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收割,蒋峰和李海洋一帮子弟给划拉到厂子里的技校去混技术去了,我考进了省一中上高中。成绩中等偏下,念得心不在焉,整天惦记着和车床厂的伙伴们玩。这群兄弟讲义气,总聚在我学校后山下的一个小车站,等我从学校叛逃出来。每次看我笑嘻嘻地从山上一路跑下来,就有人扔给我一根希尔顿香烟。
  扔出来的香烟在空中划出一条弧线,被我接住。我绕圈把在场的每一个人拍两下,然后搓搓冻红的双手,摸出一盒火柴点上——我那会儿抽烟没瘾,但兜里总揣着三两包火柴,作链条枪的弹药。我一般把火柴塞在我妈给织的毛线手套里,出门的时候总不大愿意戴手套,当着伙伴,表现自己不怕冷,溜出教室的时候,更是把夹克衫的拉链也解开了,一路从山坡跑下来,衣服里灌满了风。
  “走吧。”
  “去哪儿?”
  “过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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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侦察记(1)
武汉过江的公共汽车,自我记事起,就是加长的巨龙型。我和兄弟们都爱坐在中间的转盘位置,可以像圆桌会议一样面对面吹牛,爷爷一辈乃是童年的主流偶像,在当时已因青春期的叛逆被弃之脑后,取而代之的是爹妈的剽悍故事。他们这一代虽没赶上战争年代,但是赶上了十年浩劫,从扁担条凳到冲锋枪手榴弹,各种等级的武装冲突频繁,上山下乡,战天斗地,其乐无穷;青春,热血,忠诚,一个也没少,吹起牛来,也有十足的本钱。
  冬天的路上堆满了积雪,汽车喷着白气开到大桥上,轮胎外绑上了一圈链条防滑,轧上去哗啦哗啦直响。我指着窗边守桥的武警战士,说当年守桥的独立师是我爸的老部队,你们听过1967年的故事没,话说东海舰队的军舰从长江口开进来,黑云压城城欲摧。结果我还没来得及讲到伞兵进城,就给江面上传来的一声汽笛打断,给蒋峰趁机抢过话茬说他的段子,他指着雾气弥漫的长江,遥想当年他爸的渡江历险记。话说1967年夏天横渡长江活动,无数大好青年在江心遇害,唯有他蒋峰老爸神勇剽悍,在敌人的水鬼阵中杀出一条血路,侥幸逃生,这才没耽误后来有了蒋峰。
  蒋峰一家三代单传,爷爷黑帮出身,后来虽然投诚,可最终也没能入党。儿子和媳妇乃是武汉最早的一批知青,1968年溯江而上,少年入川。
  根据蒋峰后来多次的描述,那次遥远的旅行已经渐渐被我们每个人熟知。遥想当年,上百号第一次出远门的武汉知青在枝江码头下船休整,和沿着长江顺流下放的宜昌知青因为放行李的地皮问题起了纠纷。宜昌青年出门都带有解放前地主家看家护院用的马刀一类凶器,从棉絮里一抽出来就开打。这些兵器本来是考虑带着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没想到在家门口六十公里就派上了用场,所以说,上帝的审判总比想象的来得早,所以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武汉知青没称手的兵器,打起来就吃了不少亏。后来多亏枝江码头搬运队的工人阶级扛着大扁担过来了,一个个虎背熊腰站在码头喊话,谁再动手就一人一扁担。这群猛人长期干体力活,特别壮,有几个知青不听话,给锤了几下就消停了。蒋峰的老爸在这场战斗中因为表现积极,被人砍中耳朵,后来电视里有了黑猫警长,小蒋峰不懂事,就管他爸叫“一只耳”。再往后,蒋峰长大了,谁叫他老爸一只耳他和谁急。而且少年蒋峰吸取了当年他爸打架吃亏的教训,出门的时候总在口袋里揣一把水果刀,在外和人一语不合,眉毛一横手就往口袋里抄,乃是车床厂子弟里公认的狠角色,江湖人称“蒋疯子”。
  1993年底的那个上午,我们在航空路天桥下了车,武汉的冬天冷得别致,过了早上的上班高峰期,街面上人就不多了,路边的早点摊也开始纷纷撤走,只留下灰色的邮局大楼下两个卖茶叶蛋的老头盯着我们看。我们都没经济来源,烟都得互相蹭着抽,大家都假装没看见老头的企盼,原地跺脚取暖,蒋疯子牵头围攻带路的李海洋把大家带进了埋伏圈,受欺骗的群众也纷纷要求李某人去买吃的赔偿精神损失。
  李海洋原本联络好了汉口的几个朋友在天桥下碰头,然后一起逛街。结果对方没来,为了平息伙伴的怒火,他主动提出到前边的卫生学校去找两个女孩儿出来聊聊。

渡江侦察记(2)
这是种奇妙的心态,一个人的时候和女孩说句话都会感到不自在的家伙,和一群坏小子在一起,取个三流电影里恶俗的帮会名称,最好再配置一位作恶多端,有着牢狱经历的“老大”,就会变成一个无所顾忌的恶棍,爆发出巨大的破坏力。
  我记得很清楚,就从那一年的年中,社会上开始屡屡传闻撬保险柜的案子,大人们都说是国家银行政策惹的祸,各大银行回收贷款,借钱不还的单位把款子一打到银行就给没收了,到了最后不敢往银行存钱,全放保险柜里,时称“体制外循环”。银行没辙了,却繁荣了广大小偷公司的业务。几个月下来,被盗单位遍及全国,灾情严重,加之春节临近,贼人都惦记着搞点钱回家过年,更是犯罪高发时段,各个单位都不敢马虎,门岗,巡逻力量明显加强。卫校里边当时不知道藏了什么宝贝,平时一个老头的门房站了三个穿大衣的门卫,边聊天边跺脚边往我们这边看。李海洋瞟了他们几眼,大概是觉得人太多不好进,抱有畏难心理,带着我们悄悄转移到卫校后边的院墙下。
  墙头的玻璃碴子早就给前仆后继的爬墙者砸光了,砂浆粗糙,冻红的手指扳上去生疼。李海洋和蒋峰搓着手,踩着砖缝爬上墙头,然后腾就跳进去了。剩下的几个人也迅速跟了上去,横骑在墙头,看着李海洋和蒋峰探头探脑地走进了操场,才一个个跳下来,靠着墙站住了。墙里是一片小树林,正好把人挡住,那年全国的单位里都栽了这种为应付领导检查的样子树,蔫头耷脑地插在地里,有的连根都没有,时值深冬,树叶早已落光,只剩下一根根直苗苗,说不出的诡异。
  卫校里的树和男生一样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总显得有些冷清。几幢楼错落摆放,水泥色的外墙显得有些老旧。我在小树林里又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就递出去了,大家没有上甘岭的觉悟,烟轮了两圈,再到我手上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个屁股。
  远处的李海洋和蒋峰此时已见区别,海洋把黑羽绒服里的白围巾掏了出来搭在脖子上,露出一截脖子冒充上海滩里的许文强,蒋峰虽然平时横眉瞪眼不含糊,关键时刻还是有些害羞,揣着手掉在后面两三米远的地方当跟班,看见一个个小妞从眼前晃过,李海洋却不搭话,不禁有些着急。
  李海洋在操场上溜了一圈,大概是没发现合适的对象,犹豫之间一回头,看见了我们站在远处指指戳戳地取笑,面子上挂不住了。正在这会儿,办公楼里走出来两个女学生,他想也没想就迎了上去,头也不抬就问:“同学你好,向你们打听个人……”
  其实当时我们相距至少100米,他说什么我根本听不着,这句话是我猜的,千百年来,小流氓李海洋拍女孩儿的瞎话就这一句,说完这句,才顾得上抬起头看看对面的姑娘。
  对面的美女穿件蓝大衣,个挺高,披散着头发,看见两个陌生的小伙子上来打听人,转头问问身边穿黄大衣的女伴,完了遗憾地告诉对方没有这个人,说着警惕地扫了一眼这俩家伙:一个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发黄起球的白围巾,另一个端腔缩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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