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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注意力已经习惯性的放在自己的形象上了。其实不是让自己更美、更出众，只是想用那种感觉让自己自信起来，在各种场合不至于缩头缩脑。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职业本能。我又开始戴隐形眼镜了，而且有好几种颜色，有时换换瞳孔的颜色也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可是如果让我自己选择，我最想要的方式是每天穿着宽松的家居服装，在需要看仔细的时候架一副又轻又薄的眼镜。没有什么比放松更舒服的了。越精美的装束，越是让我紧张。
30日下午，我就是带着一点慵懒，带着一点紧张，慢慢地走进大厅。那是一个铺着地毯的酒店，在二层的诸多会议厅中，这是最里面的一间。我走进去的时候迷路了。我问一个服务生，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说：“这个楼层是回字形的，电梯在中间，那个厅在外圈的最右侧。”
我觉得他说“回字形”，非常奇怪，好像特地说给我听的。
拍卖会开场之后，第一件古玩是清代的粉红玻璃香炉。远远看过去，炉腹下垂，炉足短小幼圆。看不清，我低头翻资料。一张放大的照片，能显示出表面深浅不均的仿珊瑚条纹状。叫价的人此起彼伏，与我无关。我随手翻看着资料，还有铜镜、漆壶和花瓶。我不由得觉得闷。索性抬起头来，看着人群。我坐在倒数第二排。只看得到前面人的背影，那些举起的牌子，从袖口露出的表带、或者手腕。我决定提早离去，这里坐了一些名人，商人、艺术家、海外华人……我想等这只小香炉拍完，就悄悄离去。
有人晚到。第一件拍卖品总是相对平庸。一般来说越到后面越有好东西。可是迟到总是不好的。我听到后面一排人们在让座，移动位置，衣服摩擦。有人说“对不起”，我下意识赶紧回头。
真的是斯璇。
只要一个声调，就可以听出来。他已经走到位置的中央，那里有一个空位。他坐下来，迟疑地看着我，我们点头示意，不得不安静下来。
拍卖进行了一个小时，其中有一个休息，但是他在和一个朋友交谈，站在外面的走廊里，抽着烟。主持人说，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艺术品留着下半场。
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我还在那里正襟危坐。斯璇在我身后，叫了一声，他说，“出来一下。”我走出去，非常拘谨，低头看着腰带，它有点歪了。
我们在走廊里对话。他问我下半场要听吗？我摇头，说根本与我无关，杂志社嫌我太轻松了，所以才让我来吧。他笑起来。他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瘦而高。
《二十五岁》第五章2（2）
“那一起走吧。我是过来找一个朋友的，他看中了一个铜镜，结果没有拍到。”
“好。我早就想走了。”我们开始往外面走。
“那为什么不走呢。”
“因为那些古董很好看啊。”
“撒谎。你坐那么后面根本看不到。”
“看照片。”
“还是不肯承认。”
我笑起来，知道他在逗我。本来我就在撒谎啊。
“你回上海了？”
“不是，探亲，过了元旦就回去。你呢？”
“来上海看朋友，也是过了元旦回去。”
“真没想到在上海碰到。”
“一起吃饭吧。”
“还早呢。”
“那么先喝点什么。”我们走到电梯口，他伸手按了电钮。
“不了。我们回北京再见也行。晚上我说了要回家吃饭的。”我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和他一起吃饭，我没有准备。
“那给我你的电话。”
我拿了张名片给他。我们进了电梯，他还在看，说：“变化真大。小记者变大主编了。”
“那回北京我请你吃饭。你电话没变吧。”
“没有。丢了一次手机，但是号码没变。”
“一样。我换了一台电脑，就把OICQ的密码忘记了。”我又开始撒谎了。草稿都不用打。
“怪不得。不见了。蒸发了一样。”
“别夸张了，就是忘记密码了。”
我们在酒店门口分手，两个方向，叫了两辆出租车。车上我总是在想那个服务生说的话。
五天以后，我不得不回北京。新的一期杂志要开始做了。好多事情在放假之后汹涌而来，似乎假期是一种笑里藏刀的报复，给人们一点甜头，然后变本加厉。我接了主编的电话之后，突然留恋得不想走。我陪妈妈做饭、给外婆擦身、陪爸爸看股票……甚至都不怎么出门。
妈妈送我到机场。她不知道怎么就哭了。
我是上了飞机才觉得难过起来。回想一遍，心里莫名的有种惶恐不安。
《二十五岁》第五章3
电脑上的光标，一闪一闪，犹如心跳。我一个字儿也打不出来。电话线已经从MODEM身上拔下了，为了阻止自己轻易上网。上网突然又变成了一种指向，直指一个人的存在，一个ID的存在。可是我的手上有将近5000字的采访稿子要完成。采访机在我和电脑之间，哑哑地看着我，不敢出声。整理录音，本来是可以交给编辑助理做的事情。可是我把它揽下来，为的是让这个夜晚必须有所成就，工作是强心剂，它是烈性的安眠药，让情感压抑在体内，我看得到它的形状，匍匐在血管中、皮肤下的密集状态，可是药性发挥的时候，它们只能匍匐着，假寐。
空坐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无药可救。
晚上十点半，我拉开红色的窗帘。城市的地下，真的有岩浆吗？那种红色的、奔涌的、无限炽热的血液，真的存在吗？北京是灰色的，又是一个雾蒙蒙的夜晚，根本不用去关心“污染指数”之类的数字，因为它们从来不给人们以信心。远处高楼上的红色顶灯微弱地闪着，也许和我的光标同步，遥远地迎合着雾气沼沼中的寂寥。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有一些事情正在途中，以前，我逃开了，关起门，插上锁，等了两年，以为它已经走过了，再也不会回来了。可是谁能料想，那些躲避不及的东西竟然悄悄地蹭上门来，阻截在门口，就等着你无可奈何地终于打开门，和它撞个满怀。
回北京差不多一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到遥远的时空里，有什么正在朝我走，一步一步，胸有成竹。
熬了一个晚上，才把这个稿子完成了。三点钟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来。
我就是这时听到了外婆的噩耗。像远处传来的高频歌声，飘渺而清亮。我闭着眼睛，心里哀痛着生命，岁月流逝，世事无常。一个月之前的相聚，原来就是注定的。最后的相聚。命运有时还是很善良的。
我把自己闷在被子里哭，所有的哀怨都有了理由，找到了出口，顺流而下。对于命运，突然有种想投降的意愿。
信仰中，有天使来引渡亡者升入天堂。没有信仰的人，死后去了哪里呢？有没有天使收起翅膀，无视着迷茫。那些守护天使，白色的翅膀，还是黑色？
我陷入旋涡一样的想法，从外婆到斯璇，从小姨到外公，他们旋转着围绕我，每一张脸都转瞬即逝，他们说，向上看，向上看……他们越转越快，越来越虚，我手捂着双耳，突然又用手蒙住了双眼，我看到了光，从上面倾泻而下，圆环的光芒，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禁止了我所有的动向。
那是一个梦。和所有电话一样，我在与人交谈之后又昏昏睡去，然而那不是一般的睡眠，是下意识的思考。并且总在醒来的时候，指责自己。
我开始疯狂地行动。整理行李，打电话到公司，上网发稿子，洗澡更衣，冲出红色光影的房间，冲进浑浊的大街……我在首都机场飞奔，订到了最近的一个航班……
妈妈爸爸都很平静。他们说，医生早就预见到了，没有意外。
死亡不是意外。
可是我忍不住地流眼泪。外婆似乎在死亡的时刻丢弃了沉重、丢弃了水分，那是一个极其短小、极其干涩的尸体。嘴唇微微开启，闭不拢的黑洞，再也没有了笑。
妈妈来扶我，她说，真的没有什么痛苦，她的病本应更难受的，她却一直很平静。
我们送走了外婆。追悼会非常简单，妈妈致的悼词，她说，我妈妈的一生都是一个平凡而朴实的女人，她从来没有奢求什么，而我们尽了全力，让她幸福地终老。
小姨还是没有来。
外婆和外公合葬在墓地里。老人们的去世，让人不得不感到时间的无情。
这稀释了我对斯璇的想念。所以我任性地去想关于外婆的一切。我给她写悼文，一篇一篇的散文，我在A4的白纸上写，放弃电脑。
《二十五岁》第五章4（1）
千禧年就是这么开始了。人们逐渐忘记了2000这个数字带来的欣喜。改版之后，杂志社公开招聘，否则我就会被活活累死，而杂志却不一定有起色。
我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约好的第四个应聘者。我的窗外，有一些鸟飞过，刚来北京的时候，问过别人，这是什么鸟？他们都哈哈大笑，嘲笑我，因为我不知道那是喜鹊。喜鹊很漂亮，在城市里的身影就像从水墨画中逃出来的，还带着墨迹和白纸的边缘。
门被敲响了。进来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孩子。我们开始微笑交谈。我总是对应聘者很宽容，想给每一个人一个机会。我对主编说，一个机会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现在，这个女孩子，很漂亮，圆润而光滑，每一个动作都是细巧的。她把一个帆布背包叠好，放在膝盖上，像一个乖学生。不知道哪里看来的一句话，说有些人的脸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却不是。比如这个女孩子，就是易于理解的，牛奶一样单纯的孩子。
我翻看她的简历，她是来应聘美编的。我问她有没有经验，她说没有，还没有毕业呢。
“看过我们杂志吗？”
“没有。”
我抬头看看她。她扁嘴的动作像某些动画片里的小动物，软绵绵的。
“没有看过，你怎么有把握来应聘呢？”
“我是受别人的鼓动才来的。他说，找工作的时候不要逞强说自己什么都行。”
“他还说什么了呀？”
“还说……给别人一张白纸的感觉，往往更好。”
我恍然大悟的样子，做给她看。
“那你是一张白纸吗？”
“我……我说了不算。”
我笑了。我看了她带来的作品。她把它们整齐地叠放在一个透明文件夹里，自己拿着，给我一张，我看完她又拿回去，按照顺序放好。我说，我非常愿意向现有的美编推荐她的。她说谢谢，说得很孩子气。
她走了以后，我发了一会儿呆。没事儿了。可以走了。
就在我慢吞吞地拿包、穿外套的时候，电话响起来。斯璇说你好，我也说你好。条件反射。然后的感触才不声不响地一丝一丝从心的角落里渗出来。仅仅一年多的故意隔离，我何以练就了这种自控的本领呢？天性如此吧。
他接着问：“小姑娘还行吧。”
“谁？”
“甄蔷。”
“哦。那个小姑娘。怎么……不会是你推荐她来的吧。”
“为什么不会？”
“没什么。”
“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
“哦。”
“她已经走了吗？”
“是的。”
“好。那就好。”
“还有什么事情吗？”
“没事情不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