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后花园，感到美中不足。他找来军事工程处的处长王齐勋，面授机宜。
一天， 王齐勋拿着一卷图纸找到毛泽民，要求财政厅拨款修建迪市三公园。
修建公园，为民造福，这是好事，毛泽民理应支持。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按规定，凡预算外支出都须经财经委员会讨论批准，毛泽民答应前往实地先勘察一下再说。谁知一勘察就露出了马脚。原来，修建“三公园”是幌子，实际是为盛世才岳父修建后花园！
毛泽民笑笑对王齐勋说：“这个地方修一个私人花园倒还可以。谁爱修就自己掏钱算了！”
邱宗浚碰了钉子仍不罢休，又叫王齐勋起草了一个方案，提出将和田街所有的空地丈量卖给老百姓，所得收入用来在明园建造一幢花园别墅。邱宗浚让王齐勋将这个报告送给了盛世才。
盛世才当然会批准同意。不料毛泽民也针锋相对地呈送了一个关于市政建设的报告，对王齐勋的报告予以否定，并明确指出：迪市市政建设必须统一规划；出卖地皮所得收入必须纳入财政收入预算，由财经委员会统一安排使用。
毛泽民的报告条条在理，盛世才也无可奈何，只好照批。邱宗浚的私欲又没得到满足，气得他暴跳如雷。
还有什么办法能增加财政收入呢？毛泽民通过调查，了解到有些单位设有小金库，一些本该上交财政的款项被截留在小金库里，供非法开支使用。这个漏洞可不小。比如治安、司法机关的赃物变卖款、军事机关粮物服处出售马尾等物的款子，数额就不少。可是这些款项，过去谁也别想收到财政来。毛泽民下决心捅这个马蜂窝，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 他决定召开政府部门财经会议，专门讲座开源节流问题，要求治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的管理人员也必须按时到会。会上，他先说明了当前的财经形势，要求各部门都必须大力增产节约，并宣布事先拟定的各部门增产节约指标。轮到公安，司法和军事机关粮服处三个部门时，到会的这三个部门的代表都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与他们无关。他们振振有词地表示没有什么增产节约的门路。
毛泽民开会的目的，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三个部门的小金库，哪会轻易放过他们！他胸有成竹地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吧。据我们所知，你们司法机关有一笔赃物变卖款；治安机关也有一笔违章罚没款。至于粮服处嘛，你们那里有2万头运输骆驼，每年可产驼毛5万斤，军马剪下的马鬃、马尾就有5千多斤。仅这两项的价值，就比我们提出的增产节约指标多得多。”
停了停，毛泽民又说：“这样吧，如果你们心中没有底，我们财政厅可以派人帮助查一查，算一算！”
参加会议的其他部门人员听了，禁不住发出会心的笑声。是啊，这三个部门是地头蛇，平时作威作福，没人敢说半个不字，他们有小金库，都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无人敢提罢了。现在周厅长当着众人的面在太岁头上动土，谁不高兴？
司法、治安和粮服处参加会议的代表，知道周厅长已经摸着了自己的底细，一时也不敢整账，连忙表示不必麻烦财政厅，回去以后马上清理账目，如数上交。事后都说：“周厅长好厉害！”
毛泽民狠命的“三板斧”，“砍”出了新疆财政经济的新局面，原来一片混乱的财经秩序，被治理得井然有序。
另外毛泽民还非常重视人才。1938年5月间，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收到了毛泽民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4月18日写的，实际上是毛泽民就新疆的财经状况及自己的工作情况和整顿新疆财经工作计划给毛泽东和洛甫的报告。信的末尾，毛泽民请求：“设法给我十个党的干部（赖祖烈、高登榜、郑亦胜三人必须调来），因金矿、银砂、海关必须有强有力的领导人，才能很快转变，起得作用。”
毛泽民在信中点名要的3个人，都是苏区时期党培养的财经人才。赖祖烈是福建永定县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闽西工农银行营业科长、苏维埃国家银行福建分行行长、赣南军区供给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被分配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毛泽民与他是老战友了。半年前，毛泽民从上海返回西安时曾与他巧遇，合影留念，还委托他代为安置自己在湖南韶山的女儿远志去延安。郑亦胜也是福建人，当年在瑞金时是红军大学供给班的20名学员之一，曾经听过毛泽民讲课，1932年4月还跟着毛泽民到漳州前线筹款。他一向视毛泽民为自己的老师。毛泽民也十分喜爱这个得意的“学生”。高登榜，就是那位在延安任国民经济部工矿科的科长。
毛泽东看完弟弟的来信，甚为满意。他知道弟弟肩上担子的沉重和对人才的渴望。便提笔批示：“请陈云同志替办，财政事情第一重要，不但那里好，将来也大有助于我们。”
陈云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毛泽民的请求。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他很快选调了一批干部入疆工作，包括毛泽民点名要的3人在内。他们临离开延安之前，陈云接见他们，对郑亦胜说：“你的老师在新疆等你，你去找他就行了。”
1939年2月，这些人到达新疆后，都分别在省、地、县财政部门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同年5月中旬，中央又派出由彭加伦和陈坦带队的25名青年共产党员入疆，大多分在教育战线工作，其中有女青年朱旦华。
毛泽民到新疆不到两年时间，财政收支平衡，所欠外债也基本还清。全疆的物价平衡，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工业、农业、商业、文教卫生等行各业，都开始显出生机。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工作是美丽的人生
毛泽民原是要去苏联治病的，留在新疆后，没日没夜地工作，使胃病越来越严重，哮喘病也不时发作，同时还得了心脏病。他每天的饭量越来越少，身体越来越虚弱。1939年5月间，组织上给了他8个月的假，让他去苏联养病，这时与他同枕而眠的妻子钱希钧没能一起同行。看来，他们间的思想已出现了裂隙。
毛泽民在苏联休息治疗8个月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但当时采取的是保守疗法，胃病并没有得到根治。1940年初，他又回到了新疆。离开莫斯科时，刚好老熟人杨至成也要经东北回延安。杨至成看他气色仍不太好，劝他也从东北回延安。毛泽民婉言谢绝，执意回到了他所深深热爱的新疆。
毛泽民赴苏期间，新疆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中共代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邓发已经回到延安，由陈潭秋接替邓发的职务。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自到新疆后就与毛泽民分居，1939年冬又调回延安，并和毛泽民离了婚。
新疆督办盛世才，随着自己地位的巩固，对共产党人的态度也由暗地的戒备变为逐渐公开的限制。1939年冬，他发布所谓防止“敌探汉奸”破坏的通告，实际是要加紧对共产党人进行监视。几乎每个共产党人身边，都安排了由他亲自掌握的特工人员。这年冬，盛世才还派出视察团去南疆，去和各县的公安局长和县长面授机宜，这些人都是他的亲信。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在新疆发展势力，威胁他的统治。
毛泽民回到新疆后，继续在财政厅工作。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整顿了全疆税收，调整了税赋，既减轻了贫苦农牧民的负担，又增加了税费收入。他还对原来混乱不清的田赋，进行了重新核实，堵塞了一些隐瞒土地房产的巴依老爷们偷漏田产赋税的漏洞……
尽管做了这么多工作，盛世才对毛泽民却越来越欲去之而后快，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毛泽民的做法，触犯了盛世才的根本利益。看看全疆的财政状况逐步好转，盛世才借口毛泽民身体不好，需要半日休息，于1941年7月30日将他调离了财政厅，改任民政厅厅长。
民政厅原来是省公安处把持的部门。盛世才和治安处长李英奇，在其中安排了不少特务。毛泽民到民政厅工作，实际上是被置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
是金子就要闪光。共产党员不管在哪里工作，都要为各族人民谋利益。毛泽民到民政厅后，照样拖着病躯为解除新疆各族人民的疾苦而奔忙。
穷人中的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最为可怜，最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是民政工作的主要对象之一。毛泽民最同情这些人的遭遇，上任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他们。
8月上旬的一天，毛泽民顶着炎热的夏日，来到一所破败的救济院里，看望这里的老人们。他看到这里房屋破旧，设备简陋，老人们吃饭没有桌凳，伙房里没有几件像样的厨具，老人们个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整个救济院简直就是一个难民收容所……
看到这里，毛泽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拉着老人们的手，一个一个地询问老人们的情况，征询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他一个救济院一个救济院地跑，情况了解清楚了，一份《各区、县救济院整顿大纲》也拟定颁布了。这份大纲，对于全疆救济院的分布、收容贫民的标准、生产工作项目、经费给养保障以及对救济院贫民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娱乐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接着，毛泽民又提出并签发了《救济院贫民管理及办事细则》，对各救济院的房屋修缮、购置被褥毛毡、缝制院民服装以及开展力所能及的生产经营增加收入、保障经费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疆的救济院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办起了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像毛泽民这样对救济院贫民这么关心，工作做得这么细致，救济院的老人孩子们，开始享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按照毛泽民提出的要求，全疆共整顿和新建了17个救济院，共收容鳏寡孤贫和残疾人三四千人。
毛泽民任民政厅长期间，还为新疆各族人民在政治上争得了一份民主权利。这就是制定和颁布《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废除农官乡约制，让农牧民民主选举区、村长。
毛泽民知道，要了解农牧民的痛苦，就必须让基层政权掌握在同情百姓、办事公道的人手中。这时，盛世才还未撕破假面具。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经过与盛世才的一番斗争，盛世才被迫同意毛泽民的意见，对基层政权组织进行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区、村长。于是，1941年11月1日，由毛泽民起草拟定的《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正式颁布实施。
按照《章程》规定，在毛泽民领导之下，一个民主选举区、村长的热潮在天山南北兴起。农牧民们眼睛最亮，谁个好，谁个劣，谁能为农牧民办事，谁最会欺凌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章程》赋予了他们选择区、村长的民主权力。那些一贯欺压百姓的地主巴依、流氓恶棍们，一个个都耷拉下了脑袋———谁还会投票选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