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的民主权力。那些一贯欺压百姓的地主巴依、流氓恶棍们，一个个都耷拉下了脑袋———谁还会投票选举他们呢？那些素孚众望、办事公正、忠实于大众利益的人，被农牧民们推上了区、村长的位置。
在改革基层政权组织、民主选举区、村长的基础上，毛泽民又领导开展了建立县政务委员会的工作。全疆各县都先后建立了政务委员会，使县级组织的权力置于政务委员会集体监督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县级行政长官独断专行弊端的产生。毛泽民还大力提倡深入清廉的工作作风。他自己做出表率，深入基层轻车简从，从不前呼后拥给基层和百姓增加麻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从不拖拖拉拉。不少县级政府官员受到他的影响，改变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作风。
1942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泽民正伏案工作，忽然得知：新疆西部各县发生大面积斑疹伤寒。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如不迅速扑灭将严重威胁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毛泽民心急如焚，立即组织医疗队奔赴疫区，自己也亲自指挥各地卫生防疫。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劳累，他终于又病倒了。
毛泽民躺在病床上，心里想的却是疫区的情况。他强忍着心慌、气喘的痛苦，避开医务人员，趴在枕头上，吃力地写了一封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信。信中对全疆医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指出了解决的方法，提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的具体措施。当医务人员们得知这封信是周厅长趴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写下的时候，无不受到感动。
躺在病床上的毛泽民坚持着指挥这场扑灭疫情的特殊战斗。当疫情基本上被控制的消息传来时，毛泽民那蜡黄的脸上才露出笑容。为了使各级政府从这次疫情暴发中吸取教训，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毛泽民在疫情扑灭后不久，又亲自为《新疆日报》撰写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一问题的文章。报社的工作人员在编发这篇文章时，都非常感动，社长当即决定压下报社已写好的社论不发，而将毛泽民的文章作为“代社论”在头版发表。
大凡热情关心帮助别人的人，对自己却往往不关心。毛泽民也是这样。不用说他长期带病工作，很少休息，就是吃穿用等方面，也十分节省。他用的一只旧皮箱，是1937年和钱希钧在上海时廉价买的。头上戴的一顶皮帽子，也是在上海时买的。到新疆后，他几乎没有添置什么像样的东西。吃的也很简单，能吃饱就行。其实，他的胃不好，每餐吃的东西都很少。他喜欢吃泡菜，常常自己动手腌制，有时还将腌制好的泡菜送给别人品尝。他一直保持着不吸烟不喝酒的习惯。喝茶倒是他的嗜好，如同毛泽东那样，连茶叶都要用手指从茶杯里抠出吃掉。他的不菲的薪水呢，大部分用来资助了别人。
与钱希钧协议离婚后，1940年5月间，毛泽民与朱旦华结婚。朱旦华原名姚秀霞，后改名叫朱家农，到新疆时改用现名。她在“迪化女中”任教导主任，后担任新疆省妇女协会总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是一位能干的女同志。他们的婚礼很热闹，但很简朴，什么也没有添置，两个简单的行李搬在一起就是。婚后，他们互相勉励，互相关心，感情笃深。1941年2月他们的儿子毛远新出生了。
中年得子，毛泽民说不出有多高兴。
第十九章 天山雄鹰与狼为伍的日子
公元1941年，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国内，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国际，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大规模侵苏战争，社会主义的苏联岌岌可危……
面对这剧烈动荡的国内国际局势，新疆督办盛世才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即刻发生了急剧变化。
1939年9月，中共代表邓发离任前在与接任者陈潭秋交谈时，曾这样评价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他还在党内对同志们说过：“盛世才革命是不可靠的，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评价，真可谓入木三分。
盛世才提出所谓“六大政策”，实行亲苏亲共，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借助苏联和共产党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容不得任何有碍于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事情发生。1938年9月新疆召开“三全”大会期间，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的共产党员林基路，在会上向到会代表散发了一本抗战歌集，歌集的扉页上印有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盛世才的头像。盛世才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印在最后边，大发雷霆，以“擅自印发抗战歌曲”为借口，给林基路记大过一次。1939年2月，高登榜等20余人从延安来到新疆，盛世才在宴请这些人时，威胁说：“新疆是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地方，不能把延安的办法用在新疆。新疆的六大政策是以新哲学和马列主义为基础，是惟一正确的政策，如有人把延安那一套搬到新疆来，那我就请示毛主席把他撤换。”他安排在共产党员身边的特务，时时都在监视着共产党员的行动。
正因我们党看清了盛世才的军阀本质，所以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尤其是邓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这些党的高级干部，都十分注意策略和工作的方式方法。所有从延安派到新疆的人员，一律用化名，尽量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分。党员要过组织生活，但都秘密进行。盛世才不让宣传马列主义，只允许宣传他的“六大政策”，共产党员们就以马列主义精神去宣传“六大政策”。甚至有时借用几句吹捧盛世才的话，来达到宣传我党政策的目的。共产党员们都严格要求自己，不为自己谋取私利，不违法乱纪……
尽管盛世才有那么多特务，却很难抓到共产党员的什么把柄。然而，盛世才历来狡诈多疑，心狠手辣。他排除异己惯用的手法，就是凭空炮制所谓的“某某阴谋暴动案”；给政敌罗织罪名；加以剪除。比如；1933年6月26日他制造了所谓“陈中、陶明樾叛乱案”；同年10月，又以阴谋手段除去了曾支持他上台的东北义勇军首领，最后连新疆省主席刘文龙也被他除去；1937年8月间，又以“阴谋暴动案”为由，除去新疆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等数百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这个政治流氓错误估计形势，认为苏联靠不住了，共产党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加快了他的反苏反共、投靠蒋介石的步伐。
秋天，他将反共矛头直指毛泽民，诬称毛泽民在水磨沟召开“秘密会议”，进行“阴谋活动”。
水磨沟是迪化城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当时迪化城供应的面粉全靠这个地方的水磨碾磨，所以称“水磨沟”。大约是九、十月间，毛泽民因长期超负荷工作，旧病复发，经盛世才批准，来到水磨沟的萧曹亭养病，顺便调查了解水磨业务开展情况。
养病期间的一天，刚从哈密出差回来的老战友郑亦胜得知消息，拎着一些哈密的红鳝鱼前来探望。事有凑巧，就在这一天，财政厅的4位科长也前来探望老上级。毛泽民热情地留客人们吃晚饭，大家边吃饭边聊天，很晚才散去。不料这件事被盛世才的特务知道了，向盛世才作了报告。盛世才不分青红皂白，便诬称毛泽民等人在水磨沟召开什么“秘密会议”。第二天一早，盛世才亲下手谕，要毛泽民立即离开水磨沟返回城内，另觅地方养病。
这只是盛世才反共阴谋的开端。
1942年1月底，盛世才突然决定组织一个有30多人参加的审判委员会，宣称要审判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还要复审“阿山案件”，并特意请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审判委员会。
所谓杜重远和陈培生“阴谋暴动案”，都是盛世才一手炮制的假案。
杜重远，爱国民主人士，原任《新生周刊》主编。盛世才为标榜自己进步，1937年9月邀请杜重远入疆，任新疆学院院长。杜秉性刚直，不畏权贵，入疆后多次在集会演讲和刊物撰文中抨击时政，宣传抗日，引起盛世才不满。1939年10月，盛世才下令解除杜的院长职务，将其软禁在家。4个月后，又炮制了一个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诬指杜重远是受汪精卫指使到新疆，策应日寇侵华战争，企图在新疆建立傀儡政权，将杜重远和新疆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及省城一大批进步人士近千人，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后来，盛又假惺惺以宴请为名，诱使杜重远吃下一个注射了毒药的苹果，使其中毒身亡。盛世才派人将杜的尸体偷偷埋葬于荒野。
陈培生，原名刘进中，是从莫斯科来新疆工作的。他到迪化后，哈密边务主任向他推荐一名进步青年叫孟宪曾。他遂将孟推荐给盛世才任新绥汽车公司情报员。盛世才当时没有同意，并将孟逮捕，予以严刑逼供，要孟承认是陈培生的学生，是陈将其发展为秘密组织成员充作间谍，还要证明陈培生组织了马克思研究小组进行反政府阴谋活动。这样就给陈培生扣上了托匪、反政府和反苏罪名。其实，这都是假的。
所谓“阿山案件”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案件又叫“布哈提事件”。苏联十月革命后，一些旧沙俄的官僚老财带着财产跑到国外，其中有些人也到了新疆，人称“白俄”。有些“白俄”后来被盛世才安排了重要职务，一个叫“布哈提”的白俄就被安排做了阿勒泰地区专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布哈提为配合苏联国内反动势力颠覆苏维埃政权，乘机唆使富蕴县的县长叛乱，把在富蕴县工作的7名苏联专家抓起来，五花大绑地推上干柴堆，活活地烧死了。苏联政府外交部对这次反革命事件提出抗议，新疆各阶层人士也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布哈提一伙。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无法推托，只得逮捕布哈提等11名为首者，将他们押到迪化公开审判。审讯中，布哈提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可是，盛世才为达到反苏目的，却故意将“布哈提叛乱事件”亦即“阿山事件”，说成是受苏联总领事指使策划的，将罪名推到了苏联身上。
盛世才这次组织所谓“审判委员会”审理这几个案件，并要毛泽民和王宝乾参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将中共人员卷入反苏活动之中，为其进行反苏反共活动提供口实。王宝乾是联共（布）党员，当时任《新疆日报》社社长兼外交办事处处长，也是由盛世才邀请来新疆帮助工作的。
中共驻新疆代表陈潭秋和毛泽民、王宝乾等，都很清楚盛世才组织这次“审判”的险恶用心。事前，他们研究了对策，决定在审判时尽量少发言，以防被盛世才钻空子；同时，要特别注意被审人的口供，掌握证据，以便必要时揭穿盛世才的阴谋；特别是要注意审判结论，不要签字；如果一定要在审判书上签字，就必需附加意见，说明自己的立场。
然而，狡猾的盛世才知道自己的阴谋经不住法律的检验，对几个案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