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绑票的目的是为了钱，就要设法通知其家人赎回去，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现代劫匪通常以充满威胁恐怖的声调给受害者家人挂电话。旧时代可没这么方便的通信联络手段，一般由受害者或匪帮内精通文字的人写封信，找“花舌子”送信上门，约定日期、索价，带足赎金到某地点赎票。届期不前来赎票，若绑的是小孩，就砍掉小孩手指一个，装在信内送到被绑小孩的家中，再约定赎期和地点，促使其家人遣人前来赎票。届期再不前来换票，就再砍掉小孩一指，再去送信，直到砍掉五指。土匪这样做，是为了使人恐惧，促使其他被绑票人的家中前来赎票。这同处死家人不来赎的肉票有异曲同工之处。价码一般由土匪开，他们遵循的原则是：一要榨出最多的钱；二要留有余地；三是打出讨价还价的部分。价码过高，票主家拿不出钱来，横下一条心舍命不舍财，匪队前前后后的心思、功夫都算白搭；价格过低，捞不到大油水，白忙活一回，也是一件窝囊的事。只有出个不多不少的价，才可靠，这也全靠“花舌子”去周旋。
“花舌子”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把死马说成活马，将稻草说成金条，对票主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常常能让票主家按他的意见去做。他见了票主家往往说；“你家摊上事了，我也挺同情。不过你家也要想开，把人赎回来是大事。有了人不怕没有钱，好歹这是一条命。再者说了，这是你们当家人，古语说的好：家有万贯，主事一人。不能不去赎。”末了，眼睛里果真流下几滴眼泪来。反正，大凡匪队绑到票，不捞足捞够是决不撒手的。
赎人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事，小户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中等人家摊上这种事，不落个倾家荡产，也得大伤元气，几年翻不过身来。就是大户人家也难以招架这种打击，有的人家往往从此一蹶不起，走向下坡路。更糟的情况是，财产全搭进去了，可赎回的亲人也早已被土匪折磨、摧残得伤痕累累，甚至终身残疾。
3、洋票
土匪除绑架本国人，也绑架洋人。本国人质称“本票”，抓来的老外则称“洋票”。民国时期，洋人遭绑架勒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
土匪绑架洋人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什么民族仇视，他们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也不完全是为了赎金，而是利用政府恐洋、惧洋心理，把洋票当作对付当局的“王牌”，带在匪帮里，前来剿匪的政府军就不敢随意开枪放炮，或者在谈判改编成军队的条件、索取高额赎金时，当作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
洋票
最成功地利用洋票这一法宝的是老洋人匪帮。在老洋人之前，白朗也绑架过38个外国人，但白朗既没有得到赎金，也没能保证自己的匪帮不被剿灭。老洋人却很善于利用这种对付官兵的特殊武器。1922年6月9日，在开始行动后l个月，他的部队洗劫了一个传教场所，抓走了一位挪威传教士。8月24日，他们绑架了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然后又绑架了一个意大利人。10月13日，他们袭击了一个美国传教团，绑架了一个美国传教士和一个瑞典传教士。在同一个月里，还有三个英国人被绑架。在11月初，又有一个美国人巴牧林和他6岁的儿子遭到绑架。到11月底，老洋人已经拥有14个外国人质。在遭到官军的猛烈进攻时，老洋人不仅利用肉票来充作战场上的挡箭牌，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使得官兵不敢开枪，而且利用“撕票”来威胁官军不得过分追逼。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外交压力面前，诚惶诚恐，生怕洋票出事，并不急于发动总攻，而是派人前往招安。
营救洋票
经过几天的讨价还价，官匪双方达成协议：老洋人释放所有洋票，手下匪徒改编为12个营的正式军队。老洋人本人也获得很高的军衔，并获准继续统帅自己的人马。
各地匪帮从老洋人的范例大受启发，纷纷群起效尤，1923年5月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这一次，有20多个外国人被当作人质。“临城劫车案”之后在整个华北接连发生了大量类似的绑架拦劫火车的事件，结果使外国人都不敢坐火车。同时，这种绑架“洋票”的活动波及到了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1923年这一年有41个美国人、23个英国人和14个日本人被绑架。
洋票。和山东土匪在一起的李·所罗门。
洋票之所以受到土匪的青睐，正如一个土匪解释的那样：“由于持续不断的内战，造成的贫困或荒凉，我们不得不邀请几个洋人上山，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他们坚持某些要求，获得某些保证……我们无意虐待洋人，或者制造外交纠纷。由于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你们同我们谈论赎金是多费口舌。”正因为如此，土匪对待大多数洋票的态度并不坏。云南匪首李绍宗，曾捆走滇越公司职员法国人巴都，但他非但没有勒索钱财，反而给予优厚的款待，数月后还派人把巴都送回家。在“临城劫车案”中，被绑架者都承认没有受到土匪的虐待，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经历看作大笑话。记者乔治·索科尔观察到他们中有“许多人如此健康，气色很好……许多外国人都羡慕他们能在抱犊崮的山峰上休养。”可怜的本票不仅不敢奢望有什么优待，他们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担保不了。在临城劫车案中，由于山上饮水紧缺，土匪将原有的过期未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获释的洋票。临城劫车案中的洋人被释放。
政府对待“本票”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当局认为本票不值得他们直接插手，本票甚至在土匪“平定”之后往往也得不到自由。临城劫车案中，洋票释放出来以后，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葸瑟缩，惨状不可睹。”但是，官方却不再过问。
土匪劣迹种种摊派
旧市井图
三摊派
摊派勒捐是土匪聚敛财富的又一种途径。
许多土匪为中饱私囊，在自己盘踞的地盘上以保护地方为名，就地征粮派款，搜刮民财，数量之大，令人咋舌。陕西商县大荆地区土霸王——外号“周狼”的周寿娃，一次就派给大荆、腰寺壮丁费8000余银元，小麦1000石。
盘踞陕西陇县吴山的王友邦，由抢劫进一步发展为征派。吴山东北的梨林川南村有安姓“书手”（书手是满清王朝遗留下来专门记载农民纳粮数字人的名称），姓安的家里还藏有梁林里（陇县共有28里）农民纳粮底账，王友邦的匪部查出后，便根据该底账向当地农户摊派。派款的办法按八渡里过去的分配比例，直接向各村摊派。当时的农民普遍种植鸦片，所有派款以鸦片烟款为最重。征收的办法是随派随收，在派后两三天内必须交清，有吴山派来的土匪专门催款，他们乘马持枪，凶恶不可一世，农民稍有反抗，就要遭到杀害，曾经在一天之内就有两人被枪毙。
除了征粮派款，有时为了运输需要，王友邦还向当地农户选派脚力驴骡。1926年后，随着王友邦扩张范围的不断增大，征派的粮款不敷开支，粮食严重不足。于是，他下令到接近陇县东部的千阳县寇家河源上产麦地带抢运小麦。在抢运的前二天，土匪到八渡以下梁林川各村派好驴骡数百头。到抢运那天，选派好的脚力驴骡，整队出发，由吴山匪部派出马队三四十匹作先导，到了抢粮的地方，鸣枪示威，惊散当地农民，再由赶驴骡脚户进入各村庄农户家中抢装粮食；抢装齐全，吹哨集合，脚户驮运粮食先走，马队再鸣枪一次，押送返回吴山。（阎存正：《王友帮盘踞吴山纪实》）
云南有个叫杨玉清的匪首也任意选派劳力为其服劳役。他建盖私房耳房两所，茶房1所，碉楼一座，所用木料，分派给农民运送木材；所需四五万土基，分派赤沙白佃农托好晒干，送至墙脚；石料数百车，分派附近村寨农民拉运至墙脚。但他却不付一分钱，不管一顿饭。（杨竖、陈荣华：《弥勒五匪首》）
陕西还有个土匪叫王海山，他除了在宝鸡县私自派粮收款外，还要老百姓提供学费给其四弟上学。宝鸡七区30多个村，每村分摊20块硬币，全年就负担600多元。（娄生成、段志恭：《宝鸡恶匪王海山》）
虫灾
1、土匪杂税
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土匪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使得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试举两例。
闽南著匪高为国的税目有烟捐（鸦片捐）、赌捐、戏捐、花捐（妓女捐）、军队捐（规定高匪防地，每户应出匪兵1名，如果无兵可出，就要每名折洋10元交纳）、门牌捐和铺路捐之类。在这些五花八门的捐税中，最不得人心的是铺捐和门牌捐。铺捐即店铺捐。该捐无一定捐额，多少全凭高为国的心腹走狗韦乔说了算，他说这家店面50元，店主必须在三日内一文不少地缴清，过期不缴，加罚一倍，再不交，就派兵封店抓人。所谓门牌捐，即是高匪将其盘踞下的城镇、乡村划为几个区，然后按区派定总捐额，再包给手下爪牙按户征收。按其规定，不论城镇乡村，洋楼草房，甚至牛栏猪舍，一概须缴纳门牌捐，捐率分为甲、乙、丙三等，甲等户征收12元，乙等户8元，丙等户4元。对那些富户和侨户，则给钉上特种门牌，捐额面议，这样的人家往往要被敲索至百余元甚至数百元。（洪卜仁、傅维翰、陈朝卿：《闽南著匪高为国》）
福建另一个匪首涂友清立下的税目有丁钱、田赋税、普通捐、特别捐、子弹费、过节费、优抚费等，使得群众不堪重负，敢怒不敢言。匪徒所到之处，还要地方应酬饭菜，供其享用。另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还印发信用票，以此盘剥群众。票面一元，票印价值与银元和法定钞票同样，发给部下为每月饷款，强迫群众使用通行。经过使用一段时间，发行数次，到收取信票时，票面价值只以七折计算，以此获利坑害剥削持票人。（涂明哲：《匪首涂友清》）
土匪盛行，民不聊生
土匪的发家史，也是善良的穷苦百姓的受难史，土匪们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赋税，使得他们在贫困的深渊里滑得更深。就以“铁磨头”许铁英为例吧。许铁英又名钟琪，“铁磨头”是他的绰号，是河北永年县有名的土匪。自从1939年他成立了“保险团”后，就开始了明暗结合的抢劫，白天要粮派款，晚上绑票勒财。他向群众的摊派从来是想要多少就多少。要粮，除春、秋两季必交外，平时要也得给；要款，随要随收，不论次数和多少；要费，被子费、烧柴费、枪枝子弹费等等，名目繁多；要捐，牲口捐、水车捐等不计其数。以上还都是所谓正项摊派。此外还有不少名目：如“饭折款”，就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铁匪对永年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