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催款人到村催款，须以鸦片、烟卷、肉馍招待，不在吃饭时间，就得出“饭折款”。铁匪对永年县的统治是地地道道的土匪统治，他的罚款、派差使得老百姓胆战心惊。1939年，铁匪曾连续向茹佐村要款5次，按每亩地1。2元收款，村民筹措不出，匪徒们就在腊月三十闯到茹佐，摘门卷抄家绑人，家家户户遭到抢劫。农民陈志祥家仅有的准备过年的一斗玉米也被抢去。1941年，铁匪派人到兴业村要款，群众没能按数付出，就把赵承方、刘福珍、崔成志和永冬的母亲4人抓去，村里花了几万元，才将他们赎出来。（成合群：《永年巨匪“铁磨头”》）
控诉土匪大会
除了公开的征派，土匪们还另外想出了许多名目，什么买路钱、什么保险费，变着法儿榨取老百姓的血汗钱。1938年，张治中在谈湘西匪患时就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种情况：
“我们设官收税原有一定的规章，一定的步调；但是在湘西有些地方却有着一种独特的情形。离奇的秘密的税收机关，还是存在；但这不是中央所收的税，也不是省政府和地方所收的税，而是土匪要收的税，是所谓某大王某大王的税收机关。比如商人运输的桐油，经过某大王的‘势力范围’，每1桶就要交3块钱的土匪税，这算是买路钱或者保险费。因为假使不缴纳，那货物的通过和安全，就要发生问题，要是缴纳了，那就可以通行无阻。所以现在一般商运，在那些地方并不是受着政府的保护，合法政治的保护，而是受土匪的保护，受非法的黑暗势力的保护。”（谢心宁整理：《张治中谈湘西匪患》）如湘西瞿伯阶匪帮在抽鸦片烟税的时候，一是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种鸦片烟的多是地主，他不管是谁种的，一来就给你割得精光。二是他没有去抢收的地方，规定按保交给他捐税多少。三是过往客商贩运鸦片烟，如果向他交了税，可以畅行无阻，如果没有交税，一定财物两空。
旧地主
四川广汉地区的匪头们，鉴于该地区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想出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保住他们的饭碗。即每乡每保每月交与当地大匪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土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1只，月缴5角；养猪1只，月缴3角；种稻1亩，秋收后缴谷1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5角……如此等等。匪徒们通过这种办法，坐享其成，不须动手抢劫，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呢？（侯少煊：《广汉“匪世界”》）
在某些地方，更有一些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例如湘西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他为了谋求官职做护身符，托人送礼给国民党古丈县党部及县政府大小官员，官大多送，官小少送。1943年2月，他在古丈加入了国民党，土匪头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员。不久，他又当上了保安乡乡长。亦官亦匪的张平，公开以捐税的形式坑害老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土地捐、人头税、出谷税、存谷税、火坑捐（湘西当地居民在屋子中央，挖一坑，中烧柴火，用以照明、取暖、烧煮食物）、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子弹捐、碉堡捐等。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娶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许多农民因交不出捐税，被割掉下身、吊半边猪，甚至被残忍地杀死。（胡家模：《恶魔张平》）
2、吃票
在东北，有一种变相的摊派勒捐，名之为吃票。吃票就是专门管理地方一些“单开”——专干一种“案件”人的事情。吃票的绺子多指那些常在一个地方来往的大绺子，也有的就是他们派出去的。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北东部、东南部开放，采参的、放山的、打猎的、捕渔的，淘金的、采药的、放排的，干什么的都有。匪绺在路口、旅店、客栈、车铺、赌场、妓院、货庄、车站、码头等要隘地方设立暗卡、底线、坐线，下山的人、运货的人、担款的人等等，必须接受吃票，一般而言，吃票最高三成，少则一成。
土匪的勒索使得不少民众流离失所
下面是曹保明先生描述的放排季节吃排饭的是怎样向土匪纳献进贡的：
“这些吃排饭的，往往要到管这个地段的绺子掌柜那去‘报号’，取得他们的认可，叫‘考票’。实际是去拜见‘吃票’的头子，也是去寻找‘靠人’（靠山）。不然他们得了钱也出不了山口。土匪是靠吃排饭的这类人物养着。吃排饭的闯进绺子，抱拳在左肩，施礼道：‘西北连天一块云，乌鸦落在凤凰群，不知哪是君来哪是臣？’”
大掌柜的说：“从哪来相府？”
来人说：“称不起相府，抱老把头瓢把子，吃排饭的。”
这时掌柜的说：“给这兄弟倒酒上烟。”这人说：“等一排下来，我恭敬弟兄们和大掌柜的……”另外，也有的匪徒在交通要隘、商旅必经的道口、山货下山必经的河口、山门等地方，临时设卡吃票。
土匪出没之地
辽西巨匪杜立三，17岁时，单人到辽河岸上，用红布缠起一把木头勺子，形似土造手枪，威胁上水船只，一天之内，劫了16只由营口回航的粮船。那时候，辽河两岸出产的粮，多半靠水运到营口去卖，回航买杂货。每到秋季，沿着各码头，热闹异常。杜立三限令每只船，放下“买路钱”，船家或多或少放下银元或元宝，才准解缆上行。后来杜的力量渐大，索性在柳条岗子渡口岸上搭起席棚，公然设临时“官卡”，派人开捐，规定到营口卖粮下航船每只2元，由营口运货回航上航船每只5元，船商没人敢于违抗。（王寿山：《辽西巨匪杜立三》）
对那些具有金银财宝和有价值的“细软”的高官大吏、大粮户、大商人，土匪也自有办法对付：
“上饷”，即向当地富户筹措军饷。上饷者向上缴纳军饷之谓也。当盖着红色大印、写着“都督府某某先遣支队，为筹设军饷，以应急需……仰该民某某，限于几日以内，筹借现洋几千几万元，送交某处，如敢违抗，则火烧房屋，鸡犬不留”字样的布告文书贴在大门上时，有哪家还不赶紧乖乖地把钱拿出来？也有的土匪单独出马，向亲戚朋友或地方富裕大户以“借款”的形式来搞钱的。
爬山轿常常是土匪袭击的目标
“丢条子”，这是江汉平原向地方、富农及富裕的中农逼款的方式。
丢条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合丢”，几家或全村共丢一张条子，要款若干由大家共同负担。一种是“单丢”，按户丢条，要款若干由某户负担。
“贴票”，和“丢条子”有些类似。有贴一户的单独票和贴一保一村的集体票。夜间派人把写好的条子，上面规定款额、限期及兑票地址，贴在预定对象的门上，或投进屋内。
“收水”，“收水者，岁向商店收取例规也。”说白了，就是土匪强迫其势力范围内的商家店铺，每年向匪帮孝敬一定数额的钱财。土匪声称，按期将事先规定好的钱财恭送过来的，可以受到他们的保护，否则不能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商家店铺为求安宁度日，岂有不服从的，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嘛！于是，土匪也理所当然地充当起税监的角色，年年敛取高额“税收”，坐享其成，从未上交政府。
“上饷”、“借款”、“丢条子”、“贴票”、“收水”同“吃票”一样，都可看作是土匪变相摊派勒捐的手段，因为这几种手段虽然在名称与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却同真正意义上的摊派勒捐毫无二致。
土匪劣迹种种贩毒
土匪为获取暴利，常强迫民众种植罂粟
四 贩毒
1、土匪与烟土
在旧时代，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或金丹、烟土等，久之成瘾，决难改掉。而贩卖毒品，又是一项一本万利的生意，许多黑道人物都把贩卖烟土作为牟取暴利的重要手段。作为恶势力之一的土匪自然也与之有着不解之缘，价高利厚的鸦片烟是土匪们的一棵摇钱树。
民国初年，许多地区每两烟土价格在黑市上已升至10块银元以上，甚至20块银元，接近黄金价格，这对于贪婪成性的土匪来说，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力。
为了得到鸦片，许多地方的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虽遇灾祸也不得减免。
河北临漳县匪首郭清在他的管辖区内，强迫20多个村庄的农民种大烟，每年种1000多亩，然后以每亩5两的比例收取实物烟税，一年就收“大烟土”六七百斤。湘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除此外，土匪为了得到鸦片，有的通过扼守烟商通道，大肆拦劫烟土；有的大量从种烟地低价收购烟土；有的通过绑架勒索鸦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在收鸦片烟季节，派人到产地抢收。更有一些股匪，竟强迫群众把大烟种在盆子里，把盆子放在背箩里，背着随土匪的行动转移。
有时土匪也直接经营罂粟地种植，自种自销。“狗肉将军”张宗昌就曾在黑龙江东宁县其驻军范围内，由他出资，令裕宁公司经营了2万垧土地，种植罂粟面积占5000垧。
东北地方的林区，半山区和偏僻的边远地区，凡胡匪盘踞出没的地带，只要有罂粟的种植，就有胡匪从中操纵渔利。有些烟农特别是豪绅官僚等巨富种植，为了确保产销的顺利，往往雇佣胡匪保护；还有些烟农因不堪查禁罂粟的官方、军方的侵夺，组成“烟匪”，伺机报仇。
吸食大烟是土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920年，在乌苏里江支流挠力河畔有个叫孙玉民的种烟把头，纠集了一伙人种植罂粟。这一年风调雨顺，丰收在望，孙玉民满心欢喜，组织了上百把“烟刀”准备收割。正在这时，驻防吉林一带的吉林陆军第4旅旅长李少白，到挠力河一带查禁鸦片，与孙玉民谈判。孙玉民没有满足军方的要求，军方用镰刀将10亩地的烟桃全部涮光，收入全部化为乌有。军方撤走后，孙玉民被烟农推举为大当家的，组成了300人左右的匪绺，攻城占镇，成为著名一时的烟匪。
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的贵州省，土壤、气候特别适宜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都很有名。当时政府虽然装模作样三令五审禁烟，贵州省议会却借口该省地穷民贫，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所以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称作“赶烟会”。
除上述地区以外，凡种植鸦片的地区均有烟匪出没，如热河、云南诸地，鸦片种植业兴旺，围绕鸦片“要清钱”的土匪业也极为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