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地区以外，凡种植鸦片的地区均有烟匪出没，如热河、云南诸地，鸦片种植业兴旺，围绕鸦片“要清钱”的土匪业也极为猖獗。
土匪得到鸦片，除了自用外，很大一部分是用来高价出售，换取现钞、黄金、白银，牟取暴利。1940年夏，郭清为贩买毒品，带十几个护兵全副武装，骑着马到崔家桥王自全那里，驮回白料面两包袱，一两白料面可换100块大洋。按这个标准来计算，郭清这一次贩的毒品价值就达4万块现大洋。福建大田县匪首涂友清在其势力范围内，把用低价从群众中收来的鸦片一面开设鸦片馆，供人吸毒。一面销往外地，获利甚巨。涂友清还同大田县城富商勾结，集股到仙游贩运鸦片，并由他派兵护送，每趟数十担，光收保镖费银元就达数千元。
土匪走私毒品
2、孙殿英贩毒
孙殿英，这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东陵大盗”，世人皆以为他是靠盗墓发的财，贿赂权贵显要才官运亨通、步步高升的。殊不知，贩烟才是他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真正奥秘。可以说，贩卖鸦片是孙殿英一生中最重要的活动。
民国初年，在豫西有一绰号“仁义老张平”的悍匪，无恶不作。孙殿英在张平部下当了两年多的兵，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了制造烈性毒品的勾当。后来，张平被刘镇华的镇嵩军收编为第二路军，孙殿英又在该部所属张明部下当马夫，他与张明沆瀣一气，合伙挪用库银，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牟取暴利。为了私拉人枪，发展自己的势力，孙殿英加入了在豫西群众中颇有影响的道门组织“庙会道”，为了收买人心，需要更多的金钱。
民国河南民权县公安局是查禁鸦片的重要力量
起初，他购买了一部分烟土，掺和其他药物，在极简陋、肮脏的磨坊制造了一种叫“红丸”的鸦片混合剂，捏成条状或块状，后又经改造，在封口上印上一个飞鹰标志，称之为“殿鹰”牌海洛因，在陇海铁路沿线出售，毒害广大人民。老百姓恨之入骨，骂他是害群之马。当时，凡是在豫西贩烟的贩子都曾遭到孙的抢劫，他不允许别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出售烟土。
1922年，孙殿英投奔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被丁委任为机枪连连长。从此，他更是借着军官的名义大干贩卖烟土、白丸的勾当。他贩毒的范围，北抵热河，西及河南，规模数量都相当庞大。
民初河北沧州缉私官兵
中原大战结束后，孙殿英投降张学良，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在这里，他为了继续制造烈性毒品，派他的两个亲信李之朴、常川到陕西收购了大批制毒原料运往晋城，制造三种毒品，即白面（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孙殿英买通华北铁路沿线各个关卡，烟土车都有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烟土行销河南、山西、北平、天津甚至远达上海。人们都认为孙是靠东陵盗宝发了大财，其实黑金（烟土）比黄金、白金不知贵重多少倍。孙本人曾对人夸口说，贩运烟土，华北各地乃至上海帮会都有他的面子，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件事。
孙殿英的军队士兵多吸鸦片，以致兵无斗志，遇敌即溃不成军。孙每到一地，都向当地倾销鸦片，毒害人民，牟取暴利。人们因吸鸦片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一个县城少说也有几百户。孙的军队因嗜烟成瘾，久之军纪松懈，到处扰袭百姓。他靠烟土发了大财，也因此把自己送进了坟墓。
孙殿英购买烟土，制造海洛因都是为了赚大钱，牟取巨额利润。鸦片的畅销，使他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一时间，阎锡山、张宗昌，张作霖等割据一方的大军阀都与他交朋友，拉关系。
孙殿英用什么办法打通这些难关呢？这分两种情况：一是孙殿英与华北不少军警胥吏都有勾结，由晋、陕、到天津、上海都有他的狐朋狗友。他贩运的毒品，遇到有关系的地方，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
二是当地没有熟人。对于这种情况，他就先派出亲信，逢关遇卡，详细调查、摸索岗卡情况，探查当地头目的好恶。人家喜欢烟土的送烟土，喜欢钞票的送钞票，喜欢文物、古玩的就依着他们，一句话，就是投其所好。孙殿英经过仔细研究，认识到“一物降一物、大虫吃小虫”的道理和妙用，先挑选大头头送钱送烟，然后再层层下送。大小关卡、头目一律都有。每到一处，不等人家开口，烟土未到，钱先送到。当地大小头目得了好处，心里清楚，自然不会张扬，还在外面讲孙殿英是江湖上的好汉、够意思。一回生，二回熟，这些地方被收买以后，就更方便了。给各地这么多钱，从哪里出呢？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这样，大宗烟土、海洛因运到天津、北平后，他转手倒卖，一本万利，除掉沿途送出的一小部分，孙殿英得到的仍然是大头。
为了进一步“打开市场”，孙殿英瞄准了上海租界这块风水宝地。他认为中国人想要钱，外国人更想要；中国人赚小钱，外国人赚大钱，所以下决心把烟土生意做到租界里去。
30年代的上海，是流氓、政客和帮会、道门以及各种军阀控制的世界，租界里的生意更是一片混乱。这里的码头、烟土、妓院、赌场都被黄金荣、虞洽卿、杜月笙、吴四保、张啸林等控制了。孙殿英在华北各地畅行无阻，初到沪上，也挤不进去。孙殿英苦思冥想，想了个主意，以重金收买了天津帮会头子，通过他的周旋与黄金荣挂上了钩，先用名片向其问好，因孙殿英曾制造东陵盗宝案，臭名远扬，国内许多大军阀都想从他那里弄到宝物。黄金荣接到孙的名片后，没有轻视，礼节性地回了一张名片。
杜月笙
黄金荣
事过不久，黄金荣知道孙殿英制造毒品很畅销，从上海汇给孙殿英10万元，要他帮助代买烟土。孙殿英仔细推敲，细心算计以后，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有利可图，便拿出老本为黄金荣买了价值相当于10万元的烟土，同时又将黄金荣汇来的10万元原封不动地寄回，并亲自送货上门。
这一招着实厉害，黄金荣叹服孙殿英的良苦用心，答应烟土只要在黄金荣的“辖区”内可以畅销无阻。就这样，孙殿英打通了上海的销售渠道，他在上海销售的烟土比天津还多。
孙殿英的烟土有商标，有的土匪还公然打出公司的招牌，进行贩毒的勾当。福建同安土皇帝高定国设立“同通号公膏公司”，专门推销他自制的鸦片烟——“铜盆膏”。
3、土匪的鸦片生活
为了出售鸦片，土匪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用以掩人耳目。在厉行烟禁时期，贩毒风险很大，一旦查出，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尽管如此，土匪贩毒之事仍然屡禁不绝。有的匪帮甚至并不把官方或军方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的头子要么与官僚、军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要么本身就身兼要职。
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湘西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子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有时，土匪也同专门的鸦片贩子打交道，由他们运往外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枪支弹药和各种物品。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对于那些嗜食大烟或贪婪的政府官员和军官来说，这一招往往很灵验。因为在禁烟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
送烟土巴结上司、笼络下级是孙殿英常用的办法。抗战胜利后，他隶属于庞炳勋。庞嗜烟如命，孙殿英抓住这一点，不断送土送钱，二人“配合默契”，狼狈为奸，打得十分火热。为打通沿线关卡，更是少不了送大宗亲手制作的烟土。就连孙殿英本人也是个大烟鬼，他虽然穿着草绿哔叽军服，但脸色惨白，骨瘦如柴，形同尸骨。最后在河北战犯管理所就是因为烟瘾大发，心情抑郁才死的。（参见张鸿基：《土匪司令孙殿英兴衰纪实》，《险恶人生——民国土匪大写真》，团结出版社，第100页）
“鸦片瘾很厉害，白天倒还抽抽停停，晚上常抽个通宵。
人瘦得可怕，皮肤干燥透明。”
——《我的土匪主人》
湘西恶魔张平，也非常善于用鸦片来为自己谋好处。他先是用鸦片铺路，给古丈县县长送礼，当上了保安乡的乡长。接着，命全乡种鸦片，按株定产，按产抽税。保安乡百姓因交不足税，有的被杀害，有的被逼得卖儿鬻女，有的弃家讨饭。而张平家里则装满了几大缸鸦片烟，成了张平升官发财的资本。他用鸦片换枪，又把枪用高价卖给百姓，美其名曰买“自卫枪”，规定家家要买，不买不行。他还用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来的鸦片，购置了不少田地。此外，鸦片还是张平消灾避祸的灵丹妙药。有一次，国民党湖南当局派七十四军一个连追剿张平，刚到天台山，就被张平的一个匪徒打死了一个排长。七十四军便扬言要踏平李家洞，剿灭张平。张平见势不妙，跑到古丈县城给新任县长陈立谟送鸦片，请他游说七十四军。同时，派人抬了两缸黑油油的上好烟土到沅陵“酬劳”七十四军，军长一看，不禁大喜，命人抬了四箱弹药作为回赠，接着就收兵回省了。
土匪抽大烟
鸦片对于土匪来说是第二生命，为了供自己吸食或疗伤，在没有其他办法得到鸦片的情况下，也会购买鸦片。土匪为躲避官兵的追剿和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常年过着东奔西窜、担惊受怕的生活，如果能够抱着烟枪过过瘾，放松一下过于紧张的神经，那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抽鸦片成了土匪生活中的一味很好的调节剂。
霍华德下面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土匪的这种特殊需要：
“抽鸦片似乎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要。它常常可以取代他们的吃饭、睡觉和娱乐活动。事实上，比起在腾云驾雾中吸食鸦片来，其他任何欲望和消遣都是相形见绌的了。当他们拿到大量未经提炼的鸦片时，他们就喜形于色，一旦没有鸦片时，他们的生活就如同嚼蜡。”
土匪不仅自己吸食鸦片，还把大烟当成应酬品。在临城劫车案中，那些有价值的洋票“每天晚上都受到鸦片烟的款待”。后来，匪帮就释放人质进行谈判期间，为使官方代表满意，他们还特意在司令部设立了三个烟馆，每个烟馆里经常供一套鸦片烟具。
土匪的纪律规约
在人们的概念中，土匪乃一群乌合之众，他们以抢劫、勒索为生，缺乏政治远见，是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行为放荡不羁，为所欲为，不愿受任何约束，等等。可是事实上，人类社会任何一种组织要持久地存在并进行活动，都遵循一定的规则，受一定的约束，不可能绝对的自由、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