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衙门。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和衙门很相似，上下有序，等级森严。
众多小股联合起来后，共推一位势力较大能力最强最有胆识的人为大头领，这在中南地区称为“总杆首”、“总驾杆”，在东北地区称为“大当家”、“大掌柜”，也称“大揽把”、“大瓢把子”等。川黔云贵地区则称“航把子”、“舵爷”，也称作“老摇”。
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此外，收入的分发、绑票赎金的商谈等重大问题，也是由大头领来作决定。
大头领之下，便是二头领，河南等地称之为“杆首”，东北则称之为“二柜”，还有的地方名之曰“二当家”或“二家子”等等。例如，1928年7月30日《时报》载，在豫西泌阳方城之间的母猪峡地方，有大股土匪张老六盘踞在那里骚扰地主，危害乡邻。张老六手下有十八股小土匪，每股均有头目。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联合34支各有900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白朗被推为总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店、李鸿宾等34人则为杆首。
总杆首与杆首之间，当总杆首死亡或缺席的情况下，杆首中最突出者可以接替总杆首，以防止匪帮的瓦解。杆首们有权参与所有有关匪帮前途的会议，在作出决定之前，他们可以各抒己见，讨论所有的行动步骤。
川东匪首黄云卿
总杆首和杆首的关系是很不稳定的，虽然在归并或联合之前发过誓，并以兄弟相称。实际上组合起来的各个土匪团伙的成员在宣誓服从他们的总头目时，还保持着他们的个性，他们最终还都是忠于原来的头目，因此，小股土匪在必要的时候能很自由地脱离大股土匪。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指出的：与其说是出于对组织本身负责的愿望，不如说是严峻的现实促使他们合并各自的武装，这一事实决定了他们之间并非可靠的同盟者（菲尔·别林斯里：《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27页）。
杆首们在口头上答应服从最高首领，但他们仍然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带来的那批人马，当情况变得糟糕，他们有可能率领原班人马投靠更有前途的匪帮，或者将头领杀死。因此，近世匪帮中常常演绎着属下杀死头领的故事，正如有人指出的，一个匪首生活得如履薄冰。不可一世的“老洋人”就是被自己部下杀死的。
1923年11月，在官军的追击下，老洋人匪股开始南下，奔窜于豫、鄂、陕三省之间。由于昼夜连续行军与作战，匪众实在疲惫不堪，加上匪徒人数众多，无从就食，更导致人心浮动，怨声四起。1924年1月上旬，老洋人部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山中老爷顶，作垂死挣扎。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骂人、训斥人。一天，他通知众匪首来开会，大家刚刚坐定忽听老洋人大喝一声：“李二黑！”李二黑听了，连忙站起来。
老洋人继续对他吼道：“好你个小子，胆敢背我私通官军！”
李二黑竭力辩解道：“没有的事！”
老洋人根本不信，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瞎了眼！给我拉下去砍了！”
这时，匪首丁保成等纷纷起身为李二黑求情，老洋人根本不听，说：“这不干你们的事，谁也不许坏了我的规矩！”
其实，李二黑是私通了官军，而且这是丁保成一手策划的。原来，丁保成见官军围困日紧，硬拼下去只是死路一条，便想走招安之路，并向老洋人试探了几次，但因为老洋人过去被收编后，多次为官军暗算，所以根本无意于招安之事。丁保成只得转而与其他几名有同样想法的匪首商议，大家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暗中先与官军谈起来，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顺水推舟就答应了。若他执意不从，或者放他一个人走，或者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动武。不料奉派去与官军接洽的李二黑的行动，为老洋人察觉，但又认为这仅仅是李二黑的行动，因此他丝毫不从众人之意，执意要杀李二黑。而丁保成见老洋人如此顽固，也很愤慨，便大声道：“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大怒，拔枪想打丁保成。只听“砰”地一枪，却是老洋人应声倒地。原来，另一匪首早已暗中持枪在手，一见事急，便举枪将老洋人击毙。（苏辽：《“老洋人”——张庆》）
被毙的土匪头子
鉴于不断有匪首被部下击毙这种现象，大多数匪首不得不采取各种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张作霖还是马贼时，每晚睡觉更换地点，或选派贴身保镖守护，他们通常是张的同乡。山东匪首赵永岭的贴身保镖全部由妇女组成，河南匪首樊钟秀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选择一个近亲负责他的安全。杆首之下，除少数土匪股尚有更小一级的头目，绝大多数便是匪众了。杆首与匪众之间的关系，要比总杆首与杆首之间的关系稳定得多，因为秆首与匪众接触的时间较长，关系比较密切。
总杆首→杆首→匪众，这是大股土匪的基本结构。实际情形是，在此基础上一般在土匪股的总部还设有核心的领导机构。例如白朗部就由白朗、宋老年、李鸿宾等组成领导核心。孙美瑶部则建立了一种“委员会制度”，包括6位最高首领。有的地方，土匪核心中设有相、大都督、先锋、当家官、户部尚书、巡查等职（参见陆军部档《北十一》1176）。
晚年的东北土匪“小白龙”
此外，在土匪队伍的内部，还设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财务银钱的会计，刺探情报的侦察等职司名目。土匪研究专家何西亚对此作了详细记述。土匪“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握全山银钱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匪众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火，亦曰门神；壮匪数百人，遇有不测时，武装拒敌者，号曰拒捕，亦曰坎手；匪探数十人，分布近寨各处专以守岗备警为事者，号曰巡风，亦曰巡冷子，专往外埠各地调查军队动作探刺重要消息者，号曰踏线，亦曰走线；与走线同样在外奔走，刺探消息，惟其任务仅在调查富翁财产住宅面貌以及家中人口等事者，号曰插签，亦曰掳票；阳似良民，阴为匪类，介于盗匪与掳票之间专以谈说票价为事者，号曰压水；此外在外尚有派往各地联络各方认识交情之交际匪，在各通商口岸结识洋人购运军火之匪；在内有执行匪法之匪，掌管械弹之匪，以及看守肉票之匪，种种职司，无不兼备，故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不置也。”（何西亚：《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第33～34页）
东北地区相对复杂的土匪组织结构，与何西亚的论述基本是相吻合的。
被毙的土匪头目
东北地区大股土匪的组织结构基本是这样的：大掌柜（大当家、大哥等）——“里四梁”、“外四梁”——“崽子”。
所谓“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
“炮头”分“正炮头”、“副炮头”。“炮头”在人们眼中的形象应当是这样的：一是枪法准，二是胆大勇敢。
“炮头”实际就是土匪中带兵打仗的神枪手，他的枪法，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可。炮头在表演自己的枪法时，往往是在墙上插根秫秸，然后离百步远打枪，打上了，往后挪，挪到一里地远了，还是打得上。另外就是打飞禽，天上飞过鸟，要点射而下，并且说打鸟头便不打鸟脖。打小家雀，一枪出去，打碎了不行，要留下完整的尸体。
炮头最应具备的品质是胆大勇敢。东北一些地区流传着类似的传说：某某炮头在屋里看牌，放哨的突然跑进来说：“跳子（兵）来了！”炮头没有惊慌，脸一沉问：“多少人？”“20人吧！”“你们先滑（快走）！”自己则点了一袋烟，慢慢地吸。这时，院子的门被砸开了，一队人一下子拥了进来，将枪口对着他。他冷笑道：“兄弟们请了！”一脚把桌子踢了过去，众兵一惊之际，他双枪齐发，在炕上一滚从后窗跳出去走了。他弹无虚发，谁也不敢去追，生怕送命。这种描述也许经过了人们的加工，但当炮头确实需要这种本事，否则难以慑服别人。
“粮台”，就是管理着弟兄们吃喝的人。东北地区山区森林茂密，人烟稀少，冰封大地的时间长，一年四季能管好吃粮吃菜十分不易。在冬春两季，必须加紧储备，否则到时会发生粮荒。因此，在大股土匪中，粮台负有重责。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必须心眼正，对所有匪众一视同仁，不图财不留物，算盘好，心眼来得快。
“水香”，即管理站岗放哨和纪律的。水香颇有来历，古时候没有现在的钟表，那时计时靠的是漏壶和香烛来计算。漏壶用铜制作而成，分播水和受水两部分，播水壶分2…4层。滴下的水流入受水壶，受水壶内有立箭，箭尺上刻划着100个刻度，随着蓄水的增加，可标出时间。这种以水滴表时间的方式，就是“水香”之“水”的来历。古时除了用滴水表示时间外，还用焚香来表示时间，烧完一柱香代表一定的时间，这就是“水香”的“香”字来源。
由于土匪队伍不停地行动，并且常常受到官军的追击，因此，每当土匪到达某个地方，或者攻克某一地方，水香要先布置列岗哨，通常派那些枪法好又勤快的“崽子”去放哨，哨卡一般设在墙上和房上，用以监视和防备官兵的袭击。水香通常由那种机灵、干事利索的人来担任。
放哨
“翻垛的”指的是土匪队伍中的军师，大掌柜的参谋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担当这一角色的人必须有文化，又精通天文地理和八卦行文，会卜算生辰八字。土匪行动之前，由“翻垛的”推算黄道吉日，由他定出走向何方。如果在行军途中迷了路，“翻垛的”要搬八门、能作法。红白喜事的执事是他，装神弄鬼的也是他。
所谓“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花舌子”、“插千的”和“字匠”。
“秧子房”，就是专门关押绑架而来的肉票的地方。正如我们所论述的，土匪是以抢劫和绑票勒索为生的人，当绑架到了肉票，就要把他（她）关押在秧子房，等待着被害者家属拿着光洋来赎票。管理秧子房的人必须具备的品格是心狠手辣。土匪绑来的肉票，常常是几十个人，统统关在一个屋子里，他们中有的被绑在马上，日夜行走转移，屁股都让马背铲烂了，有的生了其他的疾病，他们往往在屋子里哭天喊地。对于这种情况，管秧子房的人无论肉票如何哀告，也不能发善心，否则便吃不到肥头。有时为了让受害者家属早点来赎票，他便凶相毕露，行凶作恶，如割下耳朵、鼻子等，然后寄给受害者家属。因此，心软的人当不了秧子房掌柜的。
“花舌子”，就是土匪中的联络员。土匪把肉票抓到后，几天之内，就会让花舌子送信给肉票的家里人，既是给人家通风报信，又是交待土匪赎票的价钱。
当花舌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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