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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花舌子的人，显然应当有好的口才，能言善辩，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死的说成活的。花舌子明处是百姓，暗中却是土匪，他平时主要的任务是摸清各家各户的家底，以便在抓获肉票后可以提出一个合适的赎票价，因为出价多了，肉票家拿不出，就得伤票，白绑了；出少了弟兄们白忙一回，捞到的油水太少。
山东临城劫车案调停着孙明甫
选花舌子要选择对土匪忠诚的人，不从中取回扣或“打小项”。但实际很难做到。1923年吉林临江六道沟木厂掌柜傅永财为匪首“红子”当花舌子，第一次从徐三合家索要1300元小洋钱，5天后又索要了1700元，才把徐三合的儿子送回来，第一次索要的钱全部落入了他个人的腰包。
“插千的”，就是为土匪探查情况的人，长白山区的土匪也有称“稽查的”。担当“插千的”这角色的性格要求是胆大心细。土匪在决定攻打、抢劫某一地方之前，先由插千的带少部人去探明那里的一切情况，特别是要摸清那里有没有地堡地枪（即设在暗处的枪口）。如果这些情况摸不清，跳进人家的院子就扣了弦，一下子就可能丧命。因此，插千的需要胆大心细和精明能干的品质，他们的活动往往决定行动的成败。
插千的常常装扮成货郎、收猪鬃狗皮的小贩，或者扮成剃头的、卖布的……混入大户人家的院子里，仔细查明情况，以找到攻打的突破口。
“字匠”，即土匪中的秘书和书记官，凡是文字处理的事都要由他去办，这种角色当然是由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来担当，而且字要写得端庄漂亮，要拿得出手。
这个职衔其实也与绑票有关系。肉票绑到手了，字匠就开始起草书信，言辞要恰到好处，力求打动对方，出钱赎人。这类人物通常是个戴着眼镜的老学究。
山东临城土匪的“军师”郭其才
“崽子”，就是匪众，他们是土匪中的普通成员，为数多，没有任何职衔，要绝对服从大掌柜和里四梁、外四梁的命令，打仗时冲在前，驻扎时要站岗放哨。（东北地区土匪组织结构根据曹保明的《东北土匪》和顾正仁、沈明勋的《长白山土匪》二文整理而成）
以上就是东北大股土匪主要组织结构。
土匪的组织结构作为匪首的条件
三 作为匪首的条件
如果说，一般的匪徒是因天灾人祸及其它因素、通过一定的入伙仪式而走上从匪之路，不必要具备突出的才能；那么，作为土匪队伍的匪首，则并不如此简单。土匪组织原非正常的社会组织，土匪中也多有桀傲不驯之辈，他们散漫、放荡、残忍，……作为土匪的首领，如果没有一定的本领和才能，是很难慑服那些来自各地的匪众的。
那么，作为匪首的条件是什么？换句话说，匪首应具备怎样的才能呢？
女匪首驼龙
多数论者把匪首应具备的才能集中在军事素质和特别技能方面。例如，何西亚认为，虽然所有的土匪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作战能力，但是那些首领至少还得有一两手特技，比如能够“青蛇寻路”、“飞檐走壁”、“倒立行走”，或者能够“徒手折断铁链”。长野朗也认为，匪首必须是最好的枪手，最能干的指挥员，匪帮中最为无情和无畏的人。
何西亚和长野朗的这种认识是有道理的，但按菲尔·别林斯里的观点，具备上述这些素质的人往往只适宜担当单纯的匪帮（即小股土匪）的头领，具有这些素质的土匪头头，能够有效地控制部属、慑服匪众，组织烧杀抢掠这种基本的土匪活动。
但是，对于大股土匪和军队化的土匪来说，如果匪首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活动，并且持久地生存下去，那么还需要有另外的素质和才能，这些东西是非军事的、非特技的，但如果不具备的话，匪首的影响将十分有限，生存的时间也不会过长。
作为匪首的条件，除了有一定的军事素质，更重要的是应具备如下素质：
1、政治目光
这指的是有制造谣言、神话及无恶意谎言的能力，目的是操纵部下，增强土匪活动的凝聚力。
传统的土匪头领在进行活动时，为了操纵部下增加匪众之间的凝聚力，一般是通过装神弄鬼等手段，使匪众在灵魂深处产生神秘感，从而对土匪头领言听计从。近世土匪头领不再使用这种伎俩，而常常制造谣言、无恶意的谎言以及神话，使匪众死心塌地的跟着他，并且从内心里认识到跟着他大有希望。例如，1913年河南土匪头领白朗带领匪众进入安徽时，匪众充分地相信，他们是去加入革命领袖黄兴的队伍，他们还相信黄兴那时在江西九江掌握了政府军的10万名官兵，黄兴得到了7个外国政府的支持，还娶了一位日本公主等等。黄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们转而西行，为了不使匪众怀疑，白朗又诡称是去支持当时正在中国边境形成的蒙古独立运动。随后，在试图进入四川时，显然这与河南家乡是不同的方向，为不使人心涣散，白朗于是又夸口说革命政权可以很容易地在那儿建立起来。结果匪众深信不疑，一心一意跟着白朗跑。
近世的土匪头领还常常制造一些神话，以增加他们的神秘色彩，目的也是使匪众敬畏他、顺从他、崇拜他。例如，老洋人和他手下的土匪头目被描绘成“骑着高头大马……他们神气活现地端坐在马鞍上，仿佛统治着整个世界，目的是想让村里所有人都感到，他们是老百姓的长官。”而制造津浦大劫案的匪首孙美瑶也有这样一段赞颂他的故事：有一次他从房顶上掉了下来，于是回身再来一次想找出原因。结果又被石头绊了一下，他气坏了，用枪托把石头打碎，以显示任何东西也无法让他退却。土匪给人以“强人”的印象，正所谓的“强者流为盗匪，弱者行乞为生”，而正因为土匪都是“强人”，匪首不容易驾驭，而必须制造一些谣言、谎言和神话迷惑这些人，使他们能按自己的旨意行事。
土匪的供奉牌位
2，会笼络人心。
正如菲尔·别林斯里所指出的，虽然匪首在名义上拥有匪帮的最高统治权，并且拥有生杀大权，但是专权并不意味着专横，他们不能脱离自己的部下。一个匪首，要获得匪众的尊敬和顺从，必须有笼络人心的手段。近世以来，有些著匪之所以为匪几十年而不灭，与他们善于笼络人心有较大的关系。据记载匪首瞿伯阶对人处事气量大，能容人，是很懂笼络术的。
瞿伯阶，湖南省龙山县二所乡人，1926年开始为匪，在内部倾轧兼并、外部搜捕围剿的情况下，他的土匪队伍不断扩大。他由副连长起家，直到自号湘鄂川黔总司令。至1949年病死于龙山，几乎为匪四分之一世纪，人民深受其害。
瞿伯阶这支土匪队伍是一支典型的军队化土匪。据统计，瞿伯阶的这支土匪，共辖15个支队，4个独立大队，5个特务大队。支队最小的有300多人，最多的千把人左右；大队则是40…300人不等。全部人数为19000，约有步枪机枪12000余枝，司令为瞿伯阶，副司今为杨树成，总指挥彭春荣，参谋长侯振汉。瞿伯阶的这支土匪队伍以湖南龙山为中心，称王称霸于湘、鄂、川、黔四省边境，时间之长、活动范围之广，是一般土匪股难以匹敌的，而这一切与瞿伯阶的笼络术有很大关系。
瞿伯阶笼络军心的手段是气量大、能容人，他能做到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事，例如，杀父之仇可以不报；想暗杀他的人可以留用；犯了错误只要来见他，什么事都没了。
有一年，国民党86军来围剿他，瞿的父亲年纪大不便跟着土匪队伍到处流窜，瞿便把自己的父亲寄居于四川一个姓王的人家。86军来后，对老百姓窝匪者，杀无赦。这个姓王的人害怕了，便把瞿的父亲用绳子勒死，然后丢到了深山中，并向瞿谎称出走了，找不到人。但是，瞿伯阶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便派人捉拿姓王的人，要剐了他。姓王的东躲西藏，实在无路可走，便在一个晚上跑到瞿那里，述说他如何害怕，只得杀了他父亲，原原本本地讲了，并且准备接受瞿的剐刑。不料瞿伯阶听了，反而饶了他，认为既然来了，也就算了。部下有人劝他为父报仇，他还说服别人，说：“杀死我父亲，难道我心里真的不想报仇？还不是为大家、为部队的发展而容忍着。”
从匪活动十分险恶，这对瞿伯阶也不例外，经常有人要暗杀他，可瞿伯阶竟能做到对想暗杀他的人作留用。典型的一例是，后来当了他的支队长的彭雨清，就是四川土匪张少卿派来暗杀他而又被他留用的。
此外，瞿伯阶还能做到，如果他要杀人，他的下属从大队长到士兵，都可以向他求情，只要他不在喝酒，一般往往能满足他人要求。而如果他的下属要杀人，他不会以司令官的名义命令不准杀，而是以一种求情的身份去向下属求情。
以上并不是瞿伯阶的软弱，而是他的笼络手段，并且十分得人心，大大巩固了他的统治。（瞿伯平：《湘西土匪瞿伯阶股内幕纪实》）
华容义释。对于匪首来说，义气是非常重要的。
而匪首刘黑七有七种笼络人心手段：
刘黑七的阴险，狡诈，残暴，在近世匪首中是赫赫有名的。但是，刘黑七绝不仅仅依赖阴险与毒辣巩固其对匪众的统治，相反，他还有一套“仁治”。这一套“仁治”的目的是为了笼络部下、收买人心，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①严禁部属骚扰近邻乡亲，违者严惩不贷。有一次，刘匪部来到他的老家山东费县锅泉村，刘黑七早已发出通告，不许欺压抢劫百姓。可是刘匪军已掠夺成性，到了锅泉村后，仍有抢劫群众的匪兵。刘黑七知道后，把抢劫的匪兵抓来，立即枪毙，还口口声声说：我常给你们讲，有些人就是不听，连野兽都不如。兔子还不吃窝边草，都懂得窝边草是伪装，使敌人看不到自己，怎么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②重用家乡和有能耐的人。刘黑七常把家乡的人安插在自己的身边及一些重要的岗位，他常给这些人以好处，使他们死心塌地替他卖命。当然，对那些非同乡但确有学问和能力的人，刘黑七也能予以重用。
③帮部下找女人。每次抢劫掠夺到一些妇女后，刘黑七就把她们分给手下的人，有的土匪自已找到女人后，刘就为其成亲，亲自主持婚礼。这大大安定了部下的心，又使得部下对他感恩戴德。
④为部下解决实际困难。刘黑七常常走访士兵家属，问这问那，以表示“关心”，当发现土匪家属确有困难时，就给予帮助、救济。就此一举，不仅匪兵感激，连匪兵的家属也能为他“做思想工作”了。
⑤同匪众称兄道弟，接近下层。刘黑七对其部下很少打骂，常和他们称兄道弟，一派江湖味。他常常厕身匪兵中，躺在一起，同匪兵拉家常，这使匪兵认为刘很看得起他们，因此也愿意同他讲心里话。
⑥舍饭放粮。为了笼络群众，刘黑七有时会把抢来的粮食煮成米饭，放在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