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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刚拉杆时，势力很小，只有二三十个人，衣衫不整，武器也很简陋，除了一枝快枪，其余全是笨炮和大刀。但是到1912年，他率领手下缴获了土豪杨小瑞的十余枝快枪，同时还以绑票的方式，向卸任的县令张礼堂勒索了新式五响钢枪十枝，势力一时大增，人数迅速扩到70多人，（参见《白朗起义》）成为仅次于杜启斌、独踞一方的著名匪杆。
1912年10月，河南当局宣布对土匪实行“结社整编”，答应把境内的杆匪改编为官军，充实军械，发给军饷，原来的大小头目则根据杆枪的多少酌情分给官职。大部分匪徒和匪首为之所动。在这节骨眼上，白朗按兵未动，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他似乎感到这是一个圈套，所以当杜启斌等十八杆首率众进城接受官军招编时，明智地没有随同前往。十八杆首果真中了当局的骗局，全被豫督张镇芳砍头，所部匪众亦被改编或遣散。由于匪众无所依归，加之白朗待人和善，性格沉稳，严于律已，很得人心，所以纷纷投奔白朗一杆。从此，白朗一杆声势更加壮大，枪多人众，影响日大。
木枷站笼
白朗一度与以反袁复清为己任的地下组织“宗社党”合作，下决心为大清帝国复仇，杀死许多不留长辫的大清国叛逆。同时，还向西式学校兴师问罪。1913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共和，发动“二次革命”。为阻止袁军南下，黄兴亲自修书致白朗，希望白朗军占据豫鄂之间，破坏铁路。白朗为反袁，也派人南下湖北汉口，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开始与共和主义者合作。（参见杜春知：《白朗起义》，第35、226页；《邹永成回忆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号）期间，白朗带领匪徒攻城陷寨，南冲北突，不仅洗劫无数富豪，还绑架了八名外国传教士，还有一名法国牧师由于意外也死在白朗匪帮的刀下。
白朗匪帮的活动引起中外震惊，由于外国传教士的遭绑架和遇害，有关各国也不断地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立即根除匪患，救出人质，否则便派兵到中国来保护自己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由于白朗的活动威胁了袁的统治，袁世凯被迫开始镇压白朗匪帮。
共和派为配合长江下游的起义，建议白朗把队伍开进四川建立根据地以引开那里的政府军队。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白朗匪帮长途跋涉，不断遭到官军的剿伐和民团的打击，特别是到了甘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白朗被迫率领余下的匪徒沿原路返回到河南老家。到1914年8月初回到宝丰时，身边只剩下百余名追随者，不久，这支曾经威风一时的残余股匪亦被彻底击溃，白朗在混战中中弹身亡。白朗死了，但他却以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留在人们的脑海里。一方面，他被认为是具有较强社会性的“好土匪”。他提出“专打官长，不打弟兄。”的口号，也曾经公开倡言“劫富济贫”，事实上在很多时候，白朗军也做到了这一点，“所到之处皆能实行”。（《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开封师院学报》，1960年5月）
木刻画：白朗过秦川
在白朗的绿林生涯中，他从不置房买地，蓄财肥己。为匪之初，手下匪徒曾将所掠财物用牲口驶至其家。白朗拒不接收，让他们散发给贫苦农民。他说：“我白朗不是为买产业才干起来的，只要咱穷兄弟都有吃的有住的，咱自己要房子要地干啥。”（《大自由报》1914年1月8日）白朗以身作则的精神不仅极大地鼓舞了白朗军，而且也获得了许多下层民众的欢迎。从官方的评论中也能看出这一点，“该匪以劫富济贫为惟一手段，故所至之处，贫苦小民均极欢迎，并乐为耳目。”（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白匪复假行仁义，见奴小民。”（杜春知：《白朗起义》，第56页）这些评论虽不乏侮蔑、毁谤之词，但多少也反映出了白朗军与一般土匪帮伙的行为是相区别的。他也曾经张贴布告宣称：“嗣后本军过境，尔商民等但能箪壶迎师，不抗不逃、本大都督亦予以一律保护，决不烧杀。”（杜春知：《白朗起义》，第224页）在白朗军所经之处的不少地方，也的确做到了如布告所宣称的那样。
土匪的类别兵匪
三兵匪
在旧中国，有句俗语叫“好人不扛枪”，而扛枪的不是“兵”，就是“匪”。被称作“兵匪”的，不外乎两种人；一种是原先是兵，后转变为匪；另一种是指虽身为士兵，但其具有与其军人职守不相符合的违法行为。不同之处，前者是以前曾经作过兵，后者名义上仍是士兵。
近世中国，各种战乱连绵不断，国无宁日。有人曾作过统计，仅从1921年到1933年，四川一省就发生大小战争479次，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大小军阀为了争权夺地，无限制地扩兵。有兵就有权，兵越多则权益大，仗越打越大，兵越招越多。民国时候，各省军队之多，骇人听闻。也有人作过统计，1922年四川省有8个军，30个师，33个混成旅，兵额30余万；1924年，山西省有3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计20余万人；山东省有军队20余万；1925年，河南驻军也超过20万。仅以四川、山西、山东、河南四省而言，军队已达百万以上，其他各省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全国各地区的大小军阀，一旦干戈扰攘，必有胜负，“胜败兵家事不期”嘛！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找不到生活出路，往往沦落为匪，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员和主要骨干。
缴获的土匪武器。
军阀混战
山东土匪
1、山东兵匪
齐鲁大地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在疆场上征战冲杀的山东男儿几乎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因此，在民国成立之后的连年战乱中，那些拥有“雄才大略”的军阀政客们都相中了能打能拼的山东大汉，争相来山东招兵买马。结果就如记者们在报上所报道的：各省招兵多半在山东，而遣散一兵，山东即来一匪，是在招兵未战之时已伏蹂躏山东之种子。
据陆军部1918年的调查，山东土匪主要由定武军（即张勋率领的辫子军，复辟失败后被遣散）及在逃兵士、退伍兵士与难民结合而成，其中以定武军势力最大。当时的报纸也指出，山东境内的土匪，不是被遣散的民军，就是溃散的定武军。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实际意义。
“今日杀，明日战，替官长做了一碗现成饭。官长日肥兵日瘦，半年军饷全刻（克）扣。你督军，我司令，装满腰包不嫌重。”
官长的剥削和压迫使得军队中不断发生“兵变”。据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则干脆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这些加入土匪队伍的士兵，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比一般的土匪更加凶悍，所以当时的政府“很难用军队来剿灭他们”，而只好改用招抚、收编的办法。
例如，山东悍匪毛思忠，手下拥有的万余匪徒，原先属于被解散的张勋的定武军。他们熟悉地势，枪械又利，纵横于苏、鲁、皖、豫四省交界。北洋政府派张敬尧为剿匪督办，集聚了四个省的劲旅会剿无效。后经官匪双方达成协议，将毛思忠的部队收编成一支“新编陆军”。
许多时候，军队素质极差，缺乏严格的纪律，不但不能保护民众，反而乘时局混乱，发国难财，成了比土匪更加凶残的“兵匪”。据说，汤玉麟的兵卒驻热河时，经常不发饷，官兵们的活路就靠勒索搜刮百姓。
鲁军俘虏。他们常常是兵匪的主要来源。
土匪军阀张宗昌
2、川黔兵匪
1923年，四川省的一二十名军阀，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军队不仅无力剿匪，反而千方百计拉拢、利用土匪，许多官佐都是匪首出身，因而军纪废弛，士兵行为等同土匪。当时四川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于战争。因此，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1925年，蒋介石在致国民党军委会的建议中，对军阀的军队作了如下评语：“兵无实额，枪非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升降不均，赏罚无则。……虚报军额，吞没军饷。强劫税收，庇赌包烟，通盗运私，干涉民政，霸占机关。……人民畏兵甚于畏匪。”事实也确如蒋氏所言。
1923年，一向把贵州当作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率张汝骥、吴学显部进入贵州，赶走了驻当地的袁祖铭部。唐继虞命号称三路总指挥的滇军张汝骥、王洁修、吴学显，率队到镇远驻扎。吴学显部是由收编的云南土匪组成，到达镇远后，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平常在大街小巷上浪荡转游，强买强卖，敲诈勒索，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当地县太爷因应付不了这帮“匪军”的军差，只好弃官潜逃。
后来，张汝骥和王洁修率队返省，黔东各县只剩吴部驻防，更是肆无忌惮地扰乱危害老百姓。在镇远驻防的彭管带、皮司令等部的几千人，向老百姓逼粮逼款，无休无止，有的士兵假银元当真银元用，没有人敢说个假字。更令人切齿的是，这些匪部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抢掠姑娘，大商号刘聚金家的三姑娘被逼得跳了河。
土匪经常抢劫的集市
1923年冬季，吴学显部撤走，老百姓刚吁了一口气，不想，又有一个自称支队长的梁惠卿来镇远收编匪众，其部恶行不亚于吴学显部。东门口的一条街被其放火烧毁；文明书院被毁得只剩断壁残垣，所存书籍损失惨重。“民之畏兵，尤甚于畏匪”，是对这类军阀部队“匪类行为”的真实写照。（梁鼎、黄永锡：《镇远的兵匪之乱》）
更有甚者，有些军官为了鼓励士兵打仗卖命，不仅放任士兵奸淫抢掠，有的干脆让部下换上便衣，扮成土匪到民间去抢，使当土匪成为士兵的“第二职业”。
传说民国15年，吉林双阳一带，青草没踝时，土匪成群的起来兴风作浪，当地驻军一营长非但不去打匪，还把他手下的班长找来几位说：“明天换衣服，你们出去！”
班长们听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换衣服干啥？”
“混到土匪里也行！占山为王也行！”
经这一提醒，班长们才开了窍，原来营长是让他们扮作土匪去抢劫。就这样，班长们各自带着手下高高兴兴地出去了两个月，每人回来时都带回了一堆白花花的大洋，还美其名曰“执行任务”，这可真是应了那句俗话：“兵匪一家呀！”
3、河南兵匪
在豫西，“兵匪”尤其猖獗。这里先后涌现出了像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