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俗话：“兵匪一家呀！”
3、河南兵匪
在豫西，“兵匪”尤其猖獗。这里先后涌现出了像刘镇华、张治公、孙殿英等名噪一时的“兵匪”匪首。
刘镇华是嵩山北麓的巩县人，辛亥革命以后他收编了嵩山一带的大小土匪，参加到“陕西军政府秦陇复议军东路大都督”张钫的部队里，后又分化出来，命名为镇嵩军。
土匪出身的将领张钫
军阀刘文辉夫妇
镇嵩军的三路标统分别是柴云升、张治公、憨玉琨。他们都是揭竿而起的杆首山大王，都称老架子（总头目）。为了扩充势力，又都放出些“外队”。
所谓“外队”，就是把已编好的连长、营长，讲好条件，暗中给他们些枪弹，再放出去拉杆子，等人、枪拉多了，再把他们收抚回来。这样，连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的杆子，收回来可编为营长，营长放出去拉一个时期，回来可编成团长，部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这些“外队”到处烧杀、奸淫、抢掠、“拉肉票”、“下帖子”，为所欲为，弄得民不聊生。豫西山大王之多，就是因为以刘镇华为首的镇嵩军这种恶风使然。当时人们有个口号形容镇嵩军的官长出身，说是“嵩山大学毕业”，这是讽刺凡是镇嵩军官长，无不是在嵩山上拉过杆子的山大王出身。张治公是洛阳龙门南衙村人，是著名杆首张黑子的侄儿。他在镇嵩军当第二路标统之前也拉过杆子。1917年，他随刘镇华入陕，驻省垣附近，当时陕甘两省鸦片烟很多，他就利用势力，用数辆“轿车”不断地从陕西运烟到河南卖，发了横财，成了洛阳县的头号大地主、大富翁。1925年，张治公升为镇嵩军第二师师长，随刘镇华参加了所谓河南胡憨之战。他们失败，刘镇华只身逃到山西，张治公则潜伏豫西，又做起放杆子的勾当。1926年间，刘镇华投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手下当了“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张治公就地收编的杠子并到刘部，刘叫张当了“陕潼护军使”，驻洛阳继续收土匪，同时收官匪。当时伊阳县民团统带王建昭所部，就被张收编为“陕潼护军使”属下的第九混成旅。
刘镇华
以后，刘镇华又把张治公编成了一个军长，随刘去陕西，参加了围攻西安8个月的残酷战斗，遭到惨败，不得已，张治公又回转豫西把旧部下再放出去拉杆。另一方面他又投到西北军宋哲元部下当了“豫西剿匪司令”。他一面放匪，又一面剿匪，亦兵亦匪，一举两得，这可真到了兵匪一家、兵匪莫辨的地步了，而对于老百姓来说，就只有遭殃的份了。（参见王凌云：《兵匪横行祸豫西》）
下面是援引自《民国匪祸录》中的“孙殿英祸亳一案”，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民国时期兵匪一家、兵匪难分情形的最真实的写照。
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的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众商云集，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孙殿英。
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在姜桂题的部队里当过机枪连连长，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败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依然故我，继续与歹徒往来。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当了土匪头子，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于是决定东下亳州。
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听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亳。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兵、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有意避开……
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
附近居民惊慌失措地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地痞流氓，便怨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逃跑。
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守卫军官，闻讯后立好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起逃河南商丘。
孙殿英
山头飘扬孙匪旗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富庶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突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按说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下来。然而这里的官兵见城内大乱，商民无主，放着土匪不打，竟也趁火打劫，成了土匪。亳州城城里一时出现了城南土匪抢、城北官兵抢，双方互不干扰的局面。官兵抢得大量财物后，就在涡河上征集民船装载，由士兵押运到蚌埠窝藏，事后分赃。由于抢的东西太多，有一部分堆在码头上，他们怕留下罪证，竟放火把大量物品烧毁扬弃。时任安徽督军的陈调元派军进剿，但官军行动迟缓，使孙殿英在亳州奸淫烧杀抢劫达18天之久，还能安然撤离，事后，亳州有关军政官员虽受到罚款、撤职、关押、枪毙等不同处分，但真正受难的还是黎民百姓。省里拨给5万元善后款，与亳州人民受的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被抢、被杀、被烧、被奸的姑娘且不说，便是被架走的400名人票，也还得各家自己筹款去赎。
孙殿英祸毫一案，自始至终都是与兵、匪勾结有关。起初是官军勾引孙殿英来亳；其次是官军或有意撤防，或无视匪情；随后是军官临阵逃跑；接着是官兵趁火打劫；最后是官军救援迟缓。如果说，这场匪祸是兵、匪共同制造的，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土匪的类别外籍土匪
四外籍土匪
这主要是指潜伏在中国为本国殖民统治者服务，同时，其活动又具有土匪特征的日本人。近代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中国，实现它的所谓“大陆”政策，除了进行政治、军事、经济的侵略活动以外，还怂恿、支持一大批法西斯军官、政客、浪人潜入中国，乔装成中国人，啸聚徒众，组成匪帮，干扰中国政局，残害中国民众。
1、日籍土匪
二十年代，在日本流传的一首《马贼之歌》，歌的大意是：
我要前去你也去，狭小日本无生计。
隔海彼岸是中国，四亿人民期待我。
……
告别故国少年华，征尘仆仆满伤疤。
……
故乡别离十余载，屹立满洲大马贼。
出没高原密林间，叱咤风云兵五千。
今日吉林城郊外，马啼声声几徘徊。
明日急袭奉天府，长发迎风驰骋出。
飞奔疆场舞刀枪，壮龙洒血黑龙江。
（王希亮：《土匪秘录》，第122页。）
这不仅充分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而且也唱出了那些所谓“大陆志士”的日本浪人到中国投身匪帮，“建功立业”的动机。他们是寄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恶性毒瘤，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王希亮在《土匪秘录》一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关日匪的的例子。如江大辫子、“天鬼”队、铁甲等等。道见勇彦是负有勾结和联络土匪任务的一个日本人。他有一个绰号，叫“江大辫子”。
清末民初，东北民间男人还都留有一条长长的辫子，要乔装成中国人，这条辫子是至关重要的，日本间谍王小辫子和林大辫子，就是经过几年潜伏，蓄起辫子后才获得了护身符，从此混迹在中国人之间进行不可告人的罪恶活动。道见勇彦，也是靠了一条辫子蒙骗世人，然后组织一支土匪队伍作乱东三省，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东北效了大力。
道见勇彦是日本明治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部将道见十太郎之子，其父在明治十年日本西南战争中为主殉葬。此人性格暴戾乖张，中学时就充当过暴力团头目，以充任打架斗殴的指挥、逃学鬼、降级大王而闻名。后来，道见致力于学习汉语，研究中国问题，“立志投身于中国大陆的谍报活动”。1902年进入中国，在上海充当出版中文书籍的作新社成员，期间先后到中国的汉口、宜昌、重庆、香港、厦门、台湾等地旅行，并开始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蓄发留辫子，还起了个中国名字——江仓波。
日本特务机关。常常是日匪的靠山的大本营。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道见以为大显身手的时机来到，便辞去作新社工作，跑到北京日本使馆求见武官青木宣纯大佐。青木其人打着驻华武官的招牌，实则是日本派驻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头目，他的“青木公馆”专门招徕法西斯狂徒和失意的日军政界人士，刺探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和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早在日俄之间剑拔弩张之际，青木便搜罗了数十名狂热的“大陆志士”，组成“特别行动班”潜入东北刺探俄人军事情报，破坏重要交通桥梁，以策应日本海、陆军的军事行动。然而，由于俄人防范十分严密，“特别行动班”功败垂成，竟无一人生还北京。道见的到来引起青木的兴趣，一则此人是日本将门之子，堪可信赖；二来道见已经蓄了一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又操流利的中国话，可掩世人耳目。因此，道见即成为青木的最好人选，随后被派潜入东北，协助日军中佐桥口勇马，收编东北匪队，组成一支“东亚义勇军”，搅乱俄军后方。
道见早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就认识了桥口勇马。当年道见临近考试，违犯了校规，校方决定开除道见。有人劝道见去请鹿儿岛同乡、当时为少佐的桥口勇马说情，道见由此同桥口结识。没料到今天二人竟在异国他乡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又碰在了一起。在热河的六家子山寨，两人见了面。桥口身披黄色袈裟，颈挂黑色念殊，一副僧人打扮，化名乔铁木，是负责组织“东亚义勇军”的总头目，人又称乔总帅。
道见从此留在桥口的匪队中，以军火、日元为诱饵，收罗虹螺山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