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开始。就是今天上午的会议。”
“明白了。”
“可是我今天去上班的时候，却发现会议实际上是安排在8点开始的。”
“因此你迟到了，感到很尴尬，如此等等。”
“是这样。”
“你相信这件事情是预先安排好的。”
“对。”
弗尔南德斯瞥了一眼手表。“我恐怕已经没有时间了。如果可能的话，请你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给我尽快说一下。”
桑德斯把上午的会议以及自己后来受到的屈辱简略地叙述了一下，但没有提起康利…怀特。他说到与梅雷迪思的争执、和菲尔·布莱克本的交谈，以及公司提出给他横向调职的事情；说到调动将会使他得不到子公司独立上市时会有的好处，以及他所做的来这儿咨询的决定。
弗尔南德斯几乎没有再问什么问题，只是不慌不忙地写着。最后，她把那个黄色的记事本推到了一边。
“好啦，我想这些足够让我了解事情的全貌了。你现在感到自己受到了轻视，没被人放在眼里。你的问题是：这是不是一起性骚扰案？”
“说得对。”桑德斯点头道。
“唔，可以说是，不过这一点会有争议。这是个得由陪审团来判定的案子，我们不知道真的审判起来结果会如何。不过，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我必须提醒你，你的诉讼并不太有分量。”
桑德斯觉得目瞪口呆。“天哪。”
“法律并不是我制定的，我只是坦率地告诉你实情，好让你作决定时不太盲目。你的处境不妙，桑德斯先生。”
弗尔南德斯两手一推，使身体离开了办公桌，开始把文件材料往公文包里塞。“还有5分钟时间，不过，还是让我给你讲一下法律上定义的性骚扰是什么，因为许多委托人并不清楚这一点。1964年的《民权法令》第7章规定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为非法行为，但是我们所称的性骚扰作为一个实际问题而言，多年来都没有明确的定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遵照《民权法令》第7章的规定，才制定了一些对性骚扰下定义的准则。最近几年，案例法进一步明确了同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制定的这些准则。因此有关性骚扰的定义现在非常明了。根据法律，要使性骚扰诉讼成立，诉讼对象的行为必须包含三个因素。首先，它一定要是性方面的，这意味着，举例来说，开粗俗猥亵的玩笑不是性骚扰，即使听者可能会觉得反感。诉讼对象的行为本质上必须是性方面的。根据你告诉我的情况，你的案例具有明确的性因素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好。”
“第二，该行为必须是不受欢迎的。法庭区分自愿的行为和不受欢迎的行为。比如说，某人和上司发生性关系，这显然是自愿的——并没有人拿枪顶着这人的脑袋让其这么做。但法庭会考虑到该雇员可能觉得除了屈从之外别无选择，因此，进入这种性关系是不无勉强的——这就是不受欢迎的行为。”
“为了确定某个行为是否不受欢迎，法庭要广泛地调查与其有关的行为。该雇员在工作场所说过性方面的笑话，因而表明别人说类似的笑话会受其欢迎吗？该雇员惯常和别的雇员打情骂俏、进行性挑逗吗？如果确实卷入了风流韵事，那么该雇员让其上司进入其寓所了吗？该雇员去医院看望上司吗？或者在并非迫不得已的时候去看上司了吗？或者有过表明自己主动愿意发生这种关系的行动吗？除此之外，法庭还要弄清该雇员是否明确告诉了其上司该行为不受欢迎，有没有向别人抱怨过这种关系，或者试图采取任何行动来避免这种不受欢迎局面的出现。对于在雇员地位较高、因而应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时，这一考虑就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可是我并没有把这事告诉任何人。”
“是的，你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部没有告诉。就我能做的判断而言，起码你没有明白地把此事告诉她。”
“我觉得不能告诉她。”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这是你案子中的一个问题。好吧，性骚扰的第三个必要因素是以性别为基础的歧视。最常见的性歧视是以此换彼——通过提供性方面的好处来保住饭碗或者获得提升。上司的威胁可以是明白道出的，也可以是含蓄的。我相信你说过，你认为约翰逊女士有能力解雇你。”
“是的。”
“你怎么会这么认为？”
“是菲尔·布莱克本告诉我的。”
“明明白白告诉你的吗？”
“是的。”
“约翰逊女士怎么样？那天晚上，她作过取决于性的许诺吗？她说过任何自己有能力解雇你的话吗？”
“确切地说，没有。但这种意思明摆在那里，空气里始终有这种味道。”
“你怎么知道？”
“她说过诸如‘只要我们在一起共事，就不妨来一点小小的乐趣’之类的话。她还说，我们为公司出差去马来西亚的途中她想做件风流事，如此等等。”
“你把这句话理解为对你工作所作的没有言明的威胁吗？”
“我把此话的意思理解为：如果我想和她相安无事的话，还是和她一起去为好。”
“但你不愿这样做？”
“对。”
“你这么对她说了吗？”
“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情况已经改变了。”
“唔，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这番话就很可能帮你立案，如果有证人的话。”
“可是没有证人。”
“是没有。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点考虑了，那就是我们所称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这种环境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的：一个人受到某一种类型事件的多次骚扰，这些事虽然本身并不具有性的性质，但却可以积累起来，构成以性别为基础的骚扰。我不认为你仅仅依据这一件事情，就可以断言工作环境不友善。”
“我明白。”
“你描述的事件本来可以是清清楚楚的，遗憾的是它却不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转向骚扰的辅助证据。比如说，你真的被解雇了。”
“我认为实际上我已经被解雇了，”桑德斯说，“因为我正在被强行调离我所在的部门，而且我将不能参与分股。”
“这我知道，但公司提出将你横向调任这一举措使事情复杂化了，因为我想公司方面可以非常成功地辩解说：他们除了将你横向调任以外，并不欠你什么。他们还可以说：公司从来就没有许诺过要给你子公司独立上市时的金蛋；说子公司独立上市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个打算，将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实现，也可能永远实现不了。公司不需要赔偿你的希望，你对未来的某种渺茫的、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期望。因此公司会声称横向调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你若拒绝，理亏在你。他们可以说你事实上是高职，而不是被解雇。这样一来责任就会推回到你头上。”
“这简直荒唐可笑。”
“实际上并非如此。举例来说，假如你发现自己患了晚期癌症，6个月之后就会死去，你能要求公司把独立子公司带来的收益付给你的亲属吗？显然不能。子公司独立上市时，如果你正在公司里工作，你就参与分股；如果不在，你就不能参与。公司对你的义务不会超出于此。”
“你是说我干脆就得癌症算了。”
“不，我说的是，你只顾忿忿不平，认为公司欠了你什么东西，而法庭不会同意这一点。根据我的经验，性骚扰指控往往带有这种特点。人们到这里来时忿忿不平，满肚子的冤屈，认为自己有某些权利，而实际上这些权利他们根本就没有。”
桑德斯叹了口气。“如果我是女的，情况会不一样吗？”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就像众所周知的那样，性骚扰很难证明，即使是在最清楚、最极端、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情况下，也难以证明。大多数案子发生时的情况都同你的案子一样：房门关着，没有目击者。结果只能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空口指控。在这种没有确凿的旁证的情况下，惯常的偏见经常是对男子不利的。”
“唔。”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1/34的性骚扰案子是由男性提出指控的。其中大多数案子是指控男性上司的，不过有1/35的案子是指控女性的。这个数字一直在上升，因为现在工作场所里女性上司越来越多。”
“这我以前不知道。”
“人们不常讨论这一点。”弗尔南德斯边说边透过眼镜框上缘仔细看着桑德斯。“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而且根据我的观点，它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性骚扰同权力有关——它是上司对下属滥用权力的行为。我知道有一种时髦的观点，说女性与男性有根本的区别，女性上司决不会对雇员进行骚扰。但是我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什么都看到过。我耳闻目睹过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任何事情——其中有许多事情我告诉你你都不会相信，这一切使我有另外一种看法。我个人不太同理论打交道，我必须与事实打交道。根据事实，我看不出男性和女性在行为上有多大差别，至少没有任何可以作为依据的差别。”
“那么你相信我讲的情况啰？”
“我相不相信你这一点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有争议的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你碰到的是不是一件性骚扰案，以及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该做些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你对我说的所有这一切以前我都听到过，你知道，你并不是第一个要求我代理此类案子的男性。”
“你建议我现在该怎么做呢？”
“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建议，”弗尔南德斯很干脆地说，“你面临的决策太难做了。我只能帮你摆一下情况。”她按了一下内部通话系统的按钮。“鲍勃，叫理查德和艾琳把车开过来，我在大楼前同他们会合。”说完她又回过身来面对着桑德斯。
“我来回顾一下你面临的诸多问题，”她扳着手指一个一个地往下说，“第一，你声称和一个比你年轻，又很有魅力的女子进入了一种亲昵的情境，但你拒绝了她。在既没有见证人也没有旁证的情况下，想让陪审团相信你的说法是不容易的。
“第二，如果你提起诉讼的话，公司就会解雇你。在开庭审判前，你要等上3年。你得考虑一下这3年时间里你怎么养活自己，如何支付房钱以及其他的费用。我可以把你的案子作为急案处理，但是你仍然要支付审讯过程中的全部直接开支，这至少要10万美元。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用自己的住房作抵押来支付这笔款项。但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
“第三，诉讼会让一切公开暴光，在开庭审判的好几年前，报纸和电视的晚间新闻里就会报道这件事情。我无法恰当地描述这种情况对你本人，对你的妻子和家庭会有怎样的毁灭性影响。很多家庭在审讯前的这段时间里就已经家破人亡了。离婚的、自杀的、生病的都有。情况将会非常的艰难。
“第四，由于公司方面主动提出给你横向调职，我们就无法明确该就什么样的损失要求索赔。公司会声称，你没有什么好控告的。我们得尽力去争辩，但即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支付了所有的开销、费用和3年的生命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