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好控告的。我们得尽力去争辩，但即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支付了所有的开销、费用和3年的生命以后，你最多也只能得到二三十万美元。当然公司还可以上诉，从而进一步延缓这笔款子的偿付。
“第五，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你就再也不能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不应该，但实际上再也不会有别的公司来雇用你了。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已经是55岁的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你才41岁。我不知道你是否想在人生的这个当口儿做出这种选择。”
“天啦。”桑德斯瘫倒在椅子里。
“很抱歉，但法律诉讼的事实就是这样。”
“可这太不公平了。”
弗尔南德斯披上雨衣。“很遗憾，桑德斯先生，法律和正义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她说道，“法律只不过是解决纠纷的方法而已。”她啪哒一声合上了公文包，向桑德斯伸出手来。“很抱歉，桑德斯先生，我真希望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你有进一步的问题的话，请尽管给我打电话。”
弗尔南德斯急匆匆地走出了办公室，留下桑德斯一人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弗尔南德斯的助手走了进来。“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不用，”桑德斯缓缓地摇了摇头，“不用，我这就走。”
在驱车去法院的路上，弗尔南德斯向同行的两个资历较浅的律师叙述了桑德斯的故事。一个女律师问道：“你并不真的相信他吗？”
“谁知道呢？”弗尔南德斯说，“事情是在关上的房门后面发生的，究竟情况怎样，永远也无法知道。”
年轻的女律师摇了摇头。“我就是不能相信一个女人会这么做，会这样放肆地行动。”
“为什么不会呢？”弗尔南德斯道，“假设这个案子不是性骚扰，而是一对男女间默许的事情，男的声称说，在关上的房门后面，女的许诺过将给他一笔很大的好处，而女的否认这一点。你会以女人不会那样行事，而想当然地认为男的在说谎吗？”
“那不会，不会的。”
“在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但这件事并不是两人协议的问题，”女律师说，“这是性行为。”
“这就是说你认为女人在协议问题上的行为难以预料，而在性问题上的行为是千篇一律的啰？”
“哦，不，”女律师道，“这不是千篇一律，因为这是真实的情况。说到性，女人同男人是不一样的。”
“就像黑人节奏感强，”弗尔南德斯接口道，“亚洲人是工作狂，西班牙裔美国人不能面对……”
“可这不是一回事。我是说，关于这一点是有研究的。男女连相互说话的方式都不一样。”
“噢，你说的是那些证明女性在商业和战略性思维方面不如男性的研究吧？”
“不，那些研究是错误的。”
“明白了。那些研究是错误的，而有关性别差异方面的研究是正确的？”
“唔，当然啦，因为性是根本性的东西，是第一推动力嘛。”
“我看不出怎么就是这样。性被用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被用作和睦相处的手段、息事宁人的方法、挑起事端的借口：被当作礼物、武器或者威胁。人们使用性的方式可以是十分复杂的。你没有发现真实情况就是如此吗？”
女律师抱起双臂。“我不认为是这样。”
年轻的男律师第一次开了口：“那么你对这老兄是怎么说的？叫他不要打官司吗？”
“没有，不过我把他面临的问题告诉了他。”
“你认为他应该怎么做呢？”
“不知道，”弗尔南德斯说，“不过我知道他当时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呢？”
“说出来真不好听，”弗尔南德斯道，“但是事情不是在现实的世界里发生的吗？那么他很可能应该闭上嘴巴同她干了那事。因为眼下这可怜的家伙连一点选择的余地也没有。他要是不小心的话，这辈子就完了。”
桑德斯顺着下坡路朝先锋广场方向慢慢走回去。
雨已经停了，但午后的天仍然阴着，到处都是湿漉漉的。脚下潮湿的人行道陡峭地向下延伸。周围摩天大楼的顶端消失在低悬的冷雾之中。
他并不很清楚自己本来想从路易丝·弗尔南德斯那里听到些什么，不过他想听到的肯定不是对他可能丢掉饭碗、把房子抵押出去，以及再也不能工作这种境况的详细描述。
由于生活中出现的这个陡然的转变，以及醒悟到自己的命运朝不保夕，桑德斯感到不知所措。两天以前，他是一个已经安身立命的经理，有稳定的地位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而现在等在他面前的却是丢脸、羞辱和失业。所有的安全感都烟消云散了。
桑德斯想到弗尔南德斯问过他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以前他从未想到过。他为何不把事情告诉什么人呢？他为何不做笔记呢？他为何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梅雷迪思，她的挑逗不受欢迎呢？弗尔南德斯在一个由规则和差别构成的世界里开展工作，这些规则和差别他既不理解，也从未想到过，而现在这些差别却变得至关重要了。
你的处境不妙，桑德斯先生。
可是……他本来可以怎样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呢？他本该如何做呢？他考虑着各种可能性。
假如在和梅雷迪思会面以后他马上就打电话给布莱克本，告诉他梅雷迪思对自己进行了性骚扰那会怎么样呢？他可以在轮渡上打电话，抢在梅雷迪思投诉以前就提出投诉。那样的话，事情会不一样吗？布莱克本会怎么做呢？
桑德斯边想边摇头。无论怎么做，事情看来都不可能有什么不一样，因为说到底，梅雷迪思同公司的权力结构有着那样一种联系方式，而自己没有。梅雷迪思是公司的上场队员；她有权力，有盟友。这就是目前局势所传达出的信息——决定性的信息。桑德斯无足轻重。他只是个搞技术的，只是公司齿轮上的一个轮齿。他的任务是同自己的新上司和睦相处，而这一点他并没有做到。现在他无论做什么都只不过是哀号，或者更糟糕的，是告发上司。告发，没有人喜欢告发者。
那么他本可以做点什么呢？
就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见过梅雷迪思以后马上给布莱克本打电话，因为他的移动电话电池耗尽，不能使用了。
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辆小汽车的图像——车上有一男一女，他们正驱车去赴一个晚会。有一次是谁对他讲了点什么……一个关于坐在一辆小汽车里的人的故事。
这幅图像逗弄着他，他不太能抓住它。
电话不能使用可以有许多原因，最可能的解释就是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新型的移动电话采用可充电的镍镉电池。如果电池在两段使用期之间没有完全放电的话，就会在一个短时间内重新设置自己。你怎么也不会知道这种情况何时出现。桑德斯本该事先给电池放电才对，因为它们产生了短暂的记忆效应。
他取出移动电话，打开了开关。指示灯很亮，今天电池供电不错。
但是有什么东西……
开着车。
有什么他没在想着的东西。
去赴晚会。
桑德斯皱起了眉头。他抓不住那幅图像，它悬在他记忆的背面，暗淡得让人难以发现。
不过那图像却促使他开始去想：还有什么他抓不住的东西。因为在考虑整个情况的时候，他开始有一种恼怒的感觉，那就是说他还忽略了某种东西。他觉得弗尔南德斯也忽略了这个东西。那是她向他问的问题中未曾出现过的某种东西，某种人人都认为是当然的东西，连——
梅雷迪思。
是同梅雷迪思有关系的某种东西。
她投诉他进行性骚扰。她第二天早晨就跑到布莱克本那儿投诉他。她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毫无疑问，她对与桑德斯会面中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也许她害怕桑德斯会投诉她，所以就决定先下手为强，对桑德斯进行投诉。从这个角度看，她的投诉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梅雷迪思如果确实握有权力的话，那么提出性问题是完全不合理的。她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这样做：上布莱克本那儿去，说，“听着，同汤姆在一起不行，我对付不了他。我们得变一变。”于是布莱克本就会照着办的。
然而梅雷迪思没有这样做，却投诉他性骚扰。这样的控告一定是很令她难堪的，因为骚扰暗含着失去控制的意思，它意味着在一次会面中她未能控制住自己的下属。按理说，即使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过，做头的也绝不会提起的。
性骚扰与权力有关。
如果一个有力量、有权力的男子对一个身份低微的女助手动手动脚，那是一回事。可是在这案子里，梅雷迪思是上司，她拥有所有的权力。为什么她要声称受到了桑德斯的骚扰呢？要知道，事实上下属是不会对上司进行性骚扰的。这种事根本就不会发生。谁要是骚扰自己的上司，那准是疯了。
性骚扰与权力有关——是上级对下级滥用权力的行为。
对梅雷迪思来说，声称受到性骚扰等于是用一种古怪的方式承认，她是从属于桑德斯的。她是绝对不会承认这一点的。恰恰相反，她上任伊始，正急着要证明自己控制了局面。因此，她提出投诉是不合常理的——除非她想以此作为毁掉他的简便办法。性骚扰指控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被控告的对象很难翻身。你被假定为是有罪的，除非你能证明自己无辜——而要证明自己无辜是很难的。这种指控可以败坏任何人的名誉，无论指控本身是多么的无意义。就这点而言，性骚扰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指控，是她能够做的最为有力的指控。
可是后来她又说，她不会去起诉。问题是——
为什么不去？
桑德斯当街停住了脚步。
问题就在这儿。
她让我放心，她不会去起诉。
梅雷迪思为什么不去起诉？
在布莱克本告诉他这句话以前，桑德斯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路易丝·弗尔南德斯也从未对此产生过疑问。但事实是：梅雷迪思拒绝起诉这点是不合理的。她已经对他提出了投诉，为什么不起诉呢？为什么不把事情做到底呢？
或许是布莱克本劝她打消了起诉的念头。布莱克本总是这么关心面子。
然而，桑德斯认为事情并非如此，因为正式起诉仍然可以平静地加以解决，可以在公司内部进行处理。
从梅雷迪思的角度看，正式起诉会有实实在在的好处。桑德斯在数字通讯公司里颇得人心。他已在公司供职多年。如果梅雷迪思的目标是搞掉他，把他打发到得克萨斯去，公司里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不满情绪，那么为何不让正式起诉的消息在公司上上下下传个遍，以利于平息这种不满情绪呢？为何不使控告成为正式的呢？
桑德斯越想便越觉得，只能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梅雷迪思之所以不正式起诉是因为她不能起诉。
她不能，因为她有另外的某种问题。
某种别的考虑。
有别的名堂在进行。
我们可以平静地解决这件事情。
慢慢地，桑德斯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了。上午的会面中，布莱克本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