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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母亲能不嫉妒荷兰的母亲吗？荷兰的母亲可以享受3年的带薪产假，而且保证她们能够回到她们原来的工作岗位上。
在埃及的古城卢克索的尼罗河上，我曾与一位28岁的单身父亲，一个社会工作者穆斯塔法同桌品茶，他的岳母帮他照看着他4岁的女儿，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女儿长大后出去工作，去上学肯定是必要的，我准备让她去读书。但是，毕业后她必须去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当时，我感到非常吃惊。阿拉伯家庭文化的核心是家长专制。这也可以在火车站的站台上看出，我常常看见候车的都是男人，包括未成年的男孩。但是，穆斯塔法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西方人士。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学历很高，喜欢看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我问他，为什么不想让他的女儿参加工作。他回答：“假如她参加了工作，她的工作环境中必然会有男人存在，周围有男人就有可能纠缠她，注视她，与她交谈，她会受他们的引诱。”这又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他严肃地回答道：“男人不能与她谈话，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我在日本时，一位住在横须贺的妇女仁三对我说：“日本是我的祖国，但是我觉得这里不太自由。”仁三曾经在加利福尼亚住了近7年的时间，4年前她返回日本。她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儿子，她的第二个孩子也即将出生。有一天中午，在吃午饭时她对我说：“这里的陈规陋习太多了，虽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像金科玉律一样，还必须要循规蹈矩。”她给我又冲了一杯绿茶，接着说，“譬如作为女人，我必须为你倒茶。我却不能享用我自己的茶，我要一直考虑你的需求：你是否还想喝点什么，你是否喜欢你的午饭等等。妇女的这种服从意识，反映了日本人几个世纪之前就形成的、并且一直奉行的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而且，现在这种男尊女卑的意识，几乎没有被减弱的迹象。”仁三说，即使在今天，日本妇女生了孩子之后，也很难继续她的工作。因为，日本人普遍认为，她们最适当的工作就是应该待在家里抚养孩子。美国人很容易就忘记：我们是生活在一片自由的国土里，但是，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的人享受不到自由。这一自由，曾经使得我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一个男女平等的典范，这也赋予了我们一定的责任。如果我们想成为自由的化身，我们必须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妇女和民权运动的成就使我们温习了美国历史上一堂重要的课程：自由从来就不仅仅是写在一张纸上的文字，无论这种文字的叙述是多么具有说服力，自由必须靠争取与奋斗来赢得。经过千辛万苦得到了自由之后，必须去珍惜它，必须去捍卫它。今天，很有必要强调这一课程，因为美国的自由，正在受到内部和外部的双层夹击。在战争时期，当局一般都要敦促民众限制自由，但是要依靠正当的程序，并且要尊重自由的基本准则。一个自由的民族，有责任仔细审查这些建议，并且在必要时有权利抵制或者修改它们。人们对布什政府破坏自由的反应很低沉。它表明，许多美国人确实将我们的自由视为唾手可得，或者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必将失去自由，从而也失去世界人民的敬仰。
健忘的帝国如何解释美国的表里不一
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说：“得克萨斯人是最坏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冉冉升起的太阳斜照在车里，我们正在泰晤士河前的一个交叉路口，等待红色的交通灯变成绿色的通行信号。那位出租车司机娓娓述说：“几个星期之前，我拉了一个得克萨斯佬，他可能有30多岁了。当时我们正经过伦敦之眼的附近，他问我：‘那是什么建筑？’我告诉他那是伦敦之眼，是世界上最高的弗累斯大转轮。他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比它还要大的转轮。’我心里嘀咕着：‘啊，世界上真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转轮吗？’我的意思是，我并不介意伦敦的转轮是否是世界上最高最大的，也许得克萨斯确实存在一个。我并不知道还有一个比这个还要大的转轮。但是，他那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傲慢神态，使我感到极不舒服。不管他看见了什么东西，得克萨斯总是有更多、更大、更好的。我忘记了我们后来看见了什么东西，也许是一辆双层公共汽车，或者是那个大笨钟，反正是伦敦独一无二的稀世罕物。他问道：‘那是什么？’我告诉他了。他还是说：‘我们以前有一个比它更大的。’之后，我再也不回答他的任何问题了。”
绿色交通灯亮了之后，司机使劲地踩了下油门，车子上了泰晤士河的桥上。他又补充道：“我喜欢大多数的美国人，但是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美国人怎么能够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无所知呢？”他透过汽车后视镜，偷偷地瞟了我一眼继续说，“当然，美国人正在入侵的地方要除外。”
那位出租车司机说出那番不大顺耳的话是在2001年9月10日。但是，我相信两天之后，他不会再重复他的那番话了。因为，紧接着就发生了“9·11”事件，欧洲人也感到十分震惊，他们非常同情美国人的遭遇。在巴黎的一个朋友对我说：“我们感到很难过，仿佛是我们自己被袭击了。”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我在布拉格的街头散步，去寻觅吃晚饭的地方，偶然路过了美国大使馆。坐落着大使馆的整个街区，几乎摆满了祝福者们静静点燃的蜡烛，还有数百束的鲜花与数不清的挽联。
在一个最受人们尊敬的地方——神圣的瓦茨拉夫广场的纪念碑处，那正是一名叫强·帕拉奇的学生因抗议1968年苏联的镇压而自焚归天的地方，我在那里发现了更多的鲜花和挽联。在混凝土墙面喷写的标语中，有个最醒目的主题就是“不允许恐怖主义”。整个欧洲大陆的报纸都连篇刊登了文章，报道了日本、俄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恐怖活动的新闻。同时，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评论与宣言，内容几乎是一致的，即“现在，我们都要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
那是感人肺腑的发自内心的同情。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继续与欧洲人交流，考察当地的媒体。但是我发现，恐怖主义的袭击，显然并没有使欧洲人忘记对美国人的看法。也许由于良好的修养与礼貌，使那位出租车司机表现得非常克制，不再重复他那蔑视得克萨斯人的言论。诚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对美国人的看法，他仍然认为美国人是极端的傲慢，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事情置若罔闻。总之，历史也并不是从9月11日那一天开始谱写的。
美国“9·11”的悲剧，使许多外国人同样感到极度的恐怖，但是他们并不感到惊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心里都清楚，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仇恨美国，甚至攻击美国。因为，通常他们自己也有类似的不满情绪。西班牙的一名高中教师对“9·11”遇难者以及他们的家人，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但是，他又对我说，他希望美国人能够承认，这场悲剧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必然结果”，尤其是美国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争端，采取了偏袒以色列政策所导致的后果。
事实上，一些欧洲人甚至将美国在国外的一切霸权行为，推断为这次被袭击的理由。即使对“美国的‘9·11’事件是自食其果”说法持反对态度的那些人，也承认美国的行为有时确实令人难以接受。
也许，最让外国人不能忍受的是美国那种自以为是的习惯，与经常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的做法。一个突出的事例，就是“9·11”遭受恐怖袭击以后，布什总统发表的一次重要讲话。在9月20日，布什面对国会声称：外国人必须明白，一场以美国为首的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即将打响。
在这场战争中，“你们要么与我们并肩战斗，要么与恐怖主义分子站在一起”。正像布什对本·拉登发出“死亡或者生存”的宣言一样，这种言论听起来很像西部牛仔的语言。荒蛮西部的郡长常常警告他人说：“照我说的去做，否则从这个城里滚出去！”几十年来，就是美国的这种蛮横态度，既激怒了美国的敌人，也使美国的朋友感到十分恼火。实际上，许多国家已经与恐怖主义打过交道，他们自身就遭受过悲惨的经历，对恐怖主义有切肤之痛。布什根本不考虑这些，他要求这些国家，必须服从华盛顿的指挥，否则就是与恐怖分子同流合污。
就美国自身而言，它永远也不会接受这种类似最后通牒的宣言。然而，美国的政治要人、新闻要人竟然对布什的傲慢言论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纽约时报》的海外版、《国际先驱论坛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没有提到过布什演讲中前20段的内容，仅仅提到的第20段之后的内容已经接近尾声，没有实质性的东西。相比之下，法国的《世界报》三次用其头版，重点报道了这一消息。包括用醒目的标题，突出了第一段的内容。假如民意测验是真实的，那么普通民众也同样容忍了布什在世界上这种目中无人的态度。2001年整个秋季，布什在国内的信任率一直保持在75％以上。
在此，我要代表我的同胞解释一下，这种情况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实情的无知，而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受到了贿赂。令人尴尬的事实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外面的世界了解甚少，尤其是我们消息不灵通，从而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以我们人民的名义都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譬如，媒体经常十分肯定地提醒美国人，萨达姆·侯赛因是个魔鬼式的人物。但是，我们丝毫不知道，自1991年以来，美国对伊拉克实施的经济制裁，已经导致至少35万伊拉克儿童死亡，使曾经十分富有的伊拉克人变成了一个个贫民。美国新闻媒体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2002年3、4月期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血腥暴力事件。
但是，实际上许多美国人不了解巴以冲突的根本原因。5月上旬，由马里兰大学实施的有关“国际政策看法”的一次调查表明：只有32％的美国人知道，在暴力冲突中巴勒斯坦人死亡的人数多于以色列人；只有43％的美国人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并不赞成美国的中东政策；只有27％的美国人知道，大多数国家对于以巴冲突，更同情巴勒斯坦人，而并非站到以色列的一边。
“9·11”事件之后，许多美国人对于穆斯林世界感到十分困惑：“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而世界上的穆斯林信徒们，长期以来对美国人也持有同样的疑虑。2002年1月桑迪·托兰通过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送了一条不同于大多数美国新闻媒体新闻的特别消息。他最近在中东旅行，生活了6周。在他的采访对象中，几乎每个人都讨厌美国媒体的陈词滥调，都鄙视美国的电影、电视和新闻报道对穆斯林世界和阿拉伯人所进行的反面宣传。
有着歌德的小说和莫扎特的歌剧等伟大传统的欧洲，人们长期以来都非常注重伊斯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