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宣传。
有着歌德的小说和莫扎特的歌剧等伟大传统的欧洲，人们长期以来都非常注重伊斯兰文明在文化、天文、建筑以及其他更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相比之下，美国却认为，穆斯林是不值得信赖的愚昧的狂热分子，只是因为他们有石油，美国才值得与他们打交道。
“9·11”事件刚刚结束不久，纽约莱茵贝克未来趋势研究所的所长，杰拉尔德·切伦特对《金融时报》说：“这里的人们对于世界形势的认识，几乎幼稚得像个小孩一样。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我们？’”
多数美国人，只求助于显而易见的答案：他们嫉妒我们的财富，厌恶我们的权力。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我在后面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它仅仅抓住了问题的皮毛。美国人对自己的评价很高，但是许多外国人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其原因很简单：他们既讨厌美国在海外的行为表现，也不喜欢我们对于海外行为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外国人说，美国是一个好战的恶霸，它一心为了自己的利益，目空一切。美国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遵循国际法准则，却常常监督其他国家去遵守这些法律准则，他们将自己的政策和武断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从而达到只为美国利益服务的目的。一旦他们不听话，美国便使用巡航导弹相威胁，强迫他们屈服。美国是世界上最好战的大国，只有美国人听见这样的话，会感到一时吃惊；而其他国家的人，显然人人很早就清楚这一点。
美国的霸道行为，同样使羡慕美国民主自由的人，感到迷惑不解：怎样才能解释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呢？冷静的观察家指出：自古以来，强者都是这样对待弱者的。但是，他们还补充道，美国特别令人讨厌的是，它那自以为是的态度，并且固执己见，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欺负弱者；它还标榜自己是公平品德和无私慷慨的典范，是其他国家应该感谢和效仿的民主政治的指路明灯。
2001年11月10日，布什总统第一次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露面时，他的发言被《纽约时报》称赞为“直截了当，具有说服力”。布什告诉世界其他国家，单纯协助美国反对恐怖主义是不够的，“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为这一事业尽一份力量”。布什接着对他的听众说，反对恐怖主义“是这个会议厅里每个席位所代表的各个国家的责任”。然而，就当布什正在劝告其他国家履行国际义务的片刻，他自己的政府官员正在摩洛哥躲避谈判，拒绝签署对全球变暖发出警告的《京都议定书》。他竟然还在这里高谈阔论每个国家的责任问题！地球上的冰川正在融化，海平面正在上涨，灾难性的暴风雨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全球温度比20世纪仅仅升高了华氏1度以后，就出现了灾难性的气候现象。科学界一致预测，到2100年，世界温度还会升高华氏3～10。5度。那么，那时将带来更暴虐的天气，洪水将泛滥于海岸线，产生更大的社会浩劫。然而，布什政府却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采取措施来降低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难怪，那么多的外国人要鄙视我们！
美国的精英们，有时会谈论起我们国家的孤立主义者倾向，但是正确的形容词，应该是主张片面的限制武器论者。这么多年以来，美国几乎没有真正避开过任何一场海外事务：我们只不过是坚持要亲自制定条款。
自从冷战的胜利之后，过去的众多超级大国都衰落了，就剩下我们惟一的一个。因此，这种惟我独尊的态势就变得更加明显。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的高级官员们决心要将这个态势永远保持下去，他们为新时代草拟了一个宏伟的业已泄露给《纽约时报》的战略计划：今后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将是阻止任何其他国家联盟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统治将永远至高无上。乔治·布什是继承了这个战略。这并不奇怪，因为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其他的主要顾问就曾经为布什的父亲老布什设计过这个战略。小布什上任后不久就宣布：他的政府将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该条约是过去30年来控制核武器的奠基石，这不仅使该条约的另一缔约方俄罗斯感到恼火，而且使全世界都感到沮丧。
布什拒绝全球合作，最奇怪的举动是，他拒绝加入2001年6月达成的旨在阻止未来炭疽杆菌进攻人类的反生物恐怖主义的协议。美国代表团不合时宜地退出了谈判现场。美国不能接受，其原因是它要对伊拉克和其他国家提出相同要求：由国际维和人员对潜在的武器生产场地进行检查。我并不是有意要挑剔布什先生。美国的两党都有这样的历史传统，对外政策长期以来都是奉行双重标准。就像上述的那样，要求其他国家做到的事情，美国自己就不一定愿意做到。1988年，当老布什还是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副总统时，关于美国的特权讲过一句最狂热的话。事情是这样的，在1983年，苏联在太平洋上空击落了一架韩国航空公司的民用喷气式飞机，致使飞机上276名乘客全部死亡。美国将这个攻击客机的行为，谴责为“魔鬼帝国”真实本性的进一步暴露，拒绝接受苏联的解释。苏联说，当时那架飞机看起来像一架军用飞机在活动。现在的情况倒过来了：这一次是美国击落了一架飞机，它误认为是军用飞机的，其实是伊朗民用喷气式客机。这也导致机上的290名乘客全部死亡。有人问老布什是否准备道歉时，他回答道：“我永远不会以美国的名义道歉。我从不在乎都有哪些事实。”
对于这类事情，民主党人的表现和共和党人同样拙劣。1998年，国内外的评论家都在谴责克林顿政府对伊拉克发射的巡航导弹。最缓和的批评是认为没有必要；最严厉的批评是将其谴责为一种自私的策略，其目的是要削弱公众对总统的弹劾诉讼。
但是，对于这种批评，美国永远是不会接受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谨慎地解释道：“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的国家是不可缺少之物……我们看到了更远的将来。”正像英国《独立报》在美国的记者鲁伯特·康维尔在另一个场合指出的那样：“没有任何人能像美国人那样，把自己的利益如此巧妙地包装在伪善的高尚道德里面。”
然而，美国人属于一个公平的民族。假如我们真正地了解了实情，我怀疑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支持上述这种虚伪的做法。我坚信，我们大多数人将会敦促美国，将自己海外的言行与国内的平等原则协调一致。但是这样做，会对华盛顿所谓的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因此肯定会遭到当局的反对。既然美国有好莱坞，也有麦迪逊大街，那么，我们官方做出的反应是，雇佣公共关系专家“将我们的消息传播出去”，也许在海外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多么绝妙的一招！不是吗？我们的问题毕竟不仅仅是政策的本身，而且也不可能是。
美国人将继续对世界产生误解，并对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与影响的判断失误，除非我们正视我们政府在海外的真实表现。我在南非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实，那里的马尔科姆·亚当斯对美国表现的热情，却被那里另一些人的愤怒抵消了。愤怒的人们视美国与南非的种族隔离主义为一丘之貉，视美国是种族隔离主义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健忘的帝国来自地狱的诉讼
从南非共和国立法机关所在地出发，乘轮渡40分钟，便到达那个臭名昭著的监狱所在地罗本岛。内尔松·曼德拉以及其他的南非民主斗士，在争取自由斗争的岁月中，就被监禁在这个岛上。岛上有一排低矮的，用波纹铁皮做屋顶的建筑物，渡船在距建筑物约200码的地方靠岸。离船上岸，我们便看见了一块牌子，上面用英语和布尔语记载着种族隔离时期留下的标语：“欢迎来到罗本岛。为您服务是我们的骄傲。”
现在是导游带领游客环岛观光，而且这类旅游项目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里的导游曾经就是岛上的犯人，他们以亲身的经历，述说着那段悲惨的种族隔离的历史。我所在的旅游小组，由一个名叫苏武瓦的瘦高个头男人做导游，他身穿一件白色的风衣。他讲话的语调既平缓又特别，苏武瓦说，他17岁时被捕，因为他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军队倒卖武器。他遭受审问，被严刑拷打，并拒绝他求助于律师的要求，结果他被判了40年监禁徒刑。他在罗本岛上服刑15年，一直到1991年种族隔离政府崩溃，他才获得了自由。
当他带领我们走进那所监狱的入口时，苏武瓦回想起他入狱头两年的悲惨遭遇，因为他不会讲布尔语，他被单独的监禁起来。开始时，一名监狱官对他们那一群初来的犯人训话，告诉他们不允许讲话的规定。由于苏武瓦不懂布尔语，他便向另外一个同来的犯人打听，想知道那个监狱官在说些什么？他的问话违反了规矩。于是，监狱官决定要杀鸡给猴看，拿苏武瓦开刀。他继续对我们说：“我被送到了A区，那是一个专门设立的拷打区。我既不能写字，也不能接收信件，还不能说话、唱歌，或者吹口哨。食品是从我单人牢房的格子窗下面塞进来的。最初两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是最难熬的岁月。”
我们推开一扇门，进入一个露天的院子里，苏武瓦在那里向我们讲述了罗本岛上常见的惩罚手段。“最惨无人道的手段要属监狱卫兵们常玩的游戏：卫兵命令犯人们，将另一名同囚的犯人埋在地下，把土一直埋到脖子的深度，然后将他晾在那里整整一天，遭受太阳的暴晒，而且卫兵们轮流朝犯人头上小便。还有更残忍的做法，就是将犯人的头朝下，吊在树杈上，持续数小时直至他失去知觉。有时，犯人由于全身的血液逐渐聚集在大脑里，从而导致大脑缺氧而致死。”然而，苏武瓦接着说：“在遭受的所有刑罚中，有艰辛的苦力、使人失去感觉的麻木、令人恶心的食品，其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新闻管制。犯人们挖空心思，尽最大努力去得到新闻。”他进一步解释道：“卫兵的岗楼上没有厕所，卫兵们便用报纸来包裹大小便，然后将报纸扔到地面。我们便找到那些报纸，将它们抹开，阅读上面的新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并不在乎报纸里面有多脏，我们一心只想得到的是那里面的新闻。”
能够身临其境，耳闻目睹这些万恶不赦的罪过，使得罗本岛之行令人终生难忘，就好像到了达豪，或者广岛朝拜了一趟。与苏武瓦这样一个人交谈之后，通常抽象的外交政策变得具体了。对含糊其词的外交辞令“建设性的约定”有了新的认识：那是里根政府为其顽固不化的支持种族隔离政策寻找的辩护。苏武瓦的家位于南非共和国立法机关管辖区内。我采访他时，他站在用煤渣空心砖建成的房屋前告诉我，他的经历已经教会他将美国人民与美国政府区别开。而且他对于后者几乎没有好感。他还说，华盛顿和以色列都是支持种族隔离的，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