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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导游与游客之间的对话，苏武瓦也认识到：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支持他们政府的对外政策。他很感激那些世界各地参加抗议的人们，是他们最终迫使西方国家的政府，包括美国签署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死亡令。他并不知道美国新上任的副总统在1985年作为一名美国国会议员时，曾投票反对将曼德拉释放出狱。他也不知道，那时大多数的美国人并不了解迪克·切尼过去在这方面的问题。但苏武瓦知道比尔·克林顿的脸皮很厚。“几年前，他来这里探望曼德拉，并对我们的议会发表了讲话，他对我们说，南非应该切断与古巴的联系，因为古巴政府很糟糕。但是，在我们争取自由解放过程中需要援助时，古巴慷慨地支援了我们。当我们需要食品时，古巴向我们提供了食品援助。
现在，某一个没有对我们提供任何帮助的国家，却要我们疏远曾经向我们提供过帮助的国家，这是一种非常傲慢无礼的行为。”确实非常傲慢无礼！但这是美国非常典型的做法。长期以来，美国就强迫南美洲的国家切断与卡斯特罗政府的联系。还有其他类似的做法，2002年6月1日，乔治·布什宣布，巴勒斯坦必须举行自由选举，巴勒斯坦领袖亚西尔·阿拉法特必须下台。布什补充道，华盛顿只支持一个没有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国，自由选举必须将他排除掉。
华盛顿对于这类问题所持的态度，就是实力至上的观点，已经由亨利·基辛格做了简洁的表达。当时基辛格是里查德·尼可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就拟推翻已选出的智利政府事宜，曾私下辩解说，他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要允许智利“实行马克思主义”，而且不能因为“它的人民不负责任”就允许它这样做。
在智利政变成功的那一天，基辛格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声称：美国在1973年推翻阿连德的政变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许多政府文件表明，基辛格作为所谓的40号委员会的头目，负责监督美国在1969—1976年期间的秘密活动。他应该十分清楚，197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智利导演了一场政变的经过，尽管那次破坏阿连德政权的政变未遂。假如他没有积极支持那次行动，他至少宽恕了当时智利军方的残忍行为。未来独裁者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实行的戒严法，一时间枪杀了3197名智利平民。
请注意：美国操纵地对智利民主政府发起进攻的日期是1973年9月11日。请注意：估计智利执行死刑的人数加上军事行动中的死亡人数为3197人。这两次世界范围内恐怖主义活动，难道说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吗？事实是这样的，其中一例是由于宗教的狂热分子发起的，另一例是由一个国家操纵的，只是这两个事件之间相隔了28年，但是这两个事件发生的日期是在同一天，造成的死亡人数也相差不多。然而，美国竟然没有人注意到，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巧合。
美国真是弄巧成拙的。在智利这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人人都知道，是美国将独裁者扶持上台，并且帮助他对智利进行了17年的专制统治。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人民也都知道，美国向他们的专制政府提供金钱、武器，并帮助他们培训人员。这些专制政府在过去几十年里杀害了他们无数的同胞。在危地马拉，美国资助的一个追求真理的委员会在1999年判定，“美国为军方某公司提供的反暴动技术培训”，在一次“灭绝种族的大屠杀”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共屠杀了20万农民。再回到中东或者亚洲，这种情况同样存在。实际上，华盛顿在中东的盟国，没有一个不是实行绝对的君主制，在这种制度下，普通的民众对民主和人权都非常陌生，尤其是妇女，她们都属于二等公民。但是，因为他们有石油，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被掩盖了。在南朝鲜的情况也是一样。
人人都知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3年，统治他们国家的将军，都是由美国挑选出来的。这个事实来源于一次审判，法庭发现：两名仍然健在的独裁者，同样犯有危害国家的恐怖主义罪行。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将军、柬埔寨的朗诺，这些人都是华盛顿在亚洲扶持的暴君。他们的暴君称呼已得到广泛的承认，惟独在美国例外。
正是同样的问题令人们非常的不愉快，不仅仅是美国政策的冷酷无情，而且还有它的虚伪。当美国要用武器核查手段来惩罚像伊拉克这样的敌人时，美国就要坚持维护联合国决议的尊严。反过来，当联合国要求美国的头号外援对象以色列，撤出西岸和加沙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时，美国就不那么积极了，联合国的决议也就不那么神圣了。在贸易政策方面，华盛顿要求贫穷的国家必须尊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反对资助本国国内的农业和工业。因为，这些规则是基于美国的跨国公司能够入侵那些国家的经济而制定的。而华盛顿却毫无愧色地每年给予我们美国自己的农业数十亿美元的慷慨补贴，对国外进口的钢铁实施征收关税。这里顺便提一下，控制农业的同样也是这些跨国公司。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厚着脸皮，肆意去破坏公平的比赛规则？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能力！一位加拿大的贸易官员发牢骚地说：“美国能够使我们受到伤害的程度远远大于我们能够伤害它的程度。”
此外，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非常自私的，美国的政治和媒体的精英们，从来不把这个概念应用于美国与其盟国身上。这个词语只是针对敌人，或者第三方。毫无疑问，“9·11”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个政治与军事计划，它将目标对准了无辜的民众。
在90年代中期，当爱尔兰共和军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购物中心、办公区域与百货商店引爆炸弹时，那已经属于恐怖主义了。2002年上半年，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案，那也是恐怖主义行为。1988年在伊拉克，萨达姆·侯塞因利用毒气对付库尔德人，当然也是恐怖主义行为。然而在2002年4月，当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的难民营，摧毁了大量的建筑物，枪杀或者伤害了许多无辜的贫民，难道这不是恐怖主义行径吗？1983年，美国将大大小小的炸弹，扔进黎巴嫩的村庄。1991年，美国向巴格达投掷下的“智能炸弹”炸死了许多无辜的平民，然而，华盛顿却发出了地理政治学的消息。不仅如此，而且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进行地毯式的轰炸，扔下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对德累斯顿的大规模轰炸，对广岛和长崎的灭绝性攻击，这些行为，都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而杀害了大量的平民。其性质与“9·11”的袭击应该是完全一致的。然而，美国主要的演说家从来就没有将美国自己作为恐怖主义的罪犯，只有那些对美国发动了军事行动的人与美国的死敌，才能被定义为恐怖主义分子。
美国人并不是完全不了解美国在海外所犯下的这些恶行，和其他寡廉鲜耻的行径。学术界的专家、人权活动家以及左派的政治人士都熟悉这段历史。大众媒体偶尔也披露一点真相。1975年国会的调查，记录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暗中所从事的破坏民主、颠覆国外政府的累累罪状。2002年，萨曼莎·鲍尔斯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来自地狱的一个难题》，这本书小心翼翼地描述了华盛顿的所作所为。书中指认美国故意不干涉20世纪中发生的一些有计划的种族灭绝和屠杀人类的罪恶行为，包括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疯狂暴行、波斯尼亚的种族净化、卢旺达的部落间的屠杀等等。它的内容透露出来之后，这本书在新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是，总的来说，对于美国整体的公众舆论，还是批评得少，表扬得多；美国在人们心中传统的形象，还是一个民主、自由和公平的捍卫者。因此，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华盛顿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里为美国树立了“无数的敌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乔纳森·惠特奈伊曾这样说过：更为糟糕的是，普通的美国人根本不清楚，在国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当外国人对我们的感情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那么深切时，美国人可能感到十分震惊。无知可以是一个借口，但是它并不是挡箭牌。经验丰富的亚洲事务分析家查默斯·约翰逊在他措辞尖锐的作品《后坐力》一书中写道：“尽管过去大多数美国人对美国政府以人民的名义所做的事情可能不了解，而且至今仍然不清楚，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为此付出令人难以接受的高昂代价……因为，他们的国家在继续推行全球霸权。”约翰逊警告说，美国欺小凌弱的架势，将蓄积对全体美国人更多的仇视。这些人包括旅游者、学生、商人和武装力量的成员，会对美国产生致命的后果。“后坐力”，这个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一个专业术语。它的意思是，现在奉行的对外政策可能在数年之后以不可预见的方式，反过来对自己的国家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发生在一些秘密而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后。在此，约翰逊引用了五角大楼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97年的一篇报告：“过去的一些数据表明，在美国干涉国际事务的行为与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之间，有一个日趋接近、大致相关的常数。一个显著的事例，就是1979年的伊朗人质危机。当时，为了保护美国的石油利益，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53年颠覆了伊朗的当选政权，并扶持国王沙阿·巴列维上台执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威廉·科尔比称，这次行动为‘最骄傲的时刻’。然而，巴列维心狠手辣，专制武断，谋害了数以千计的伊朗人，最终引起了全国的公愤，到了1979年，他被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赶下了政治舞台。美国政府对独裁国王沙阿·巴列维极力支持，导致了伊朗人对美国的仇恨。虽然伊朗人民推翻了专制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但并没有消除对美国的愤怒。接着，他们就发动了对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的进攻，抓获了54名美国人质。这场危机断送了吉米·卡特总统的政治前程。”
由于约翰逊的书出版于2000年，在所有“后坐力”事例中，他未能预见到场面最壮观的一例：那就是“9·11”的恐怖袭击。但是，在美国刊物《民族》2001年10月15日和12月10日的期刊上，约翰逊分别两次介绍了从1984年开始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奥萨马·本·拉登的全部过程。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在资助伊斯兰圣战，以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中央情报局重点支持本·拉登，以及其他较大的圣战组织，帮助他们修建营地，训练人员。本·拉登在那里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