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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治战争创伤的根本出路，还在于百姓归农，垦荒种植，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攻下元大都，元璋发布大赦天下诏，内称：“州郡人民，因兵乱逃避他方，田产已归于有力之家，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若还乡复业者，有司于旁近荒田内如数给予耕种，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这年年底，他提出“田野辟，户口增”恢复生产六字方针。说：“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今日之急务。”他进一步确定地权，规定谁垦荒谁所有。“其耕垦成熟者听为己业”，即使过去曾拥有过很多田地，也“不许依前占据，只许尽力耕垦为业”。垦荒免除赋税徭役三年，已成为法定政策，洪武十三年和二十八年，还两次明令河南、山东、北平、陕西等省区和凤阳、淮安、滁州等府州“新开荒田，永不起科”，即永远免纳赋税。
鼓励之外，还采取了一些强制性措施。元璋下令将那些游手好闲、赌博无业的二流子加以逮捕监禁，关进“逍遥牢”，而后迫令归农，有的则迁于边远地方。那些有田不耕，任其荒芜的，则全家迁发“化外”，即荒凉边远地区充军。洪武五年（1372），发布诏令，解放奴婢，让他们归农垦种。而且明令，除去贵族、官僚之外，一般百姓之家，再不准买卖收养奴婢。
开荒垦种，劝民归农，是对地方官考核的重要标准。每年年底，要逐级上报垦田数字，以至某些州县官员责令下面增报垦田亩数，以作为自己做官政绩。
除去就地开垦，还实行移民垦荒。移民垦荒又称民屯。迁出民户的，主要是那些“地狭民多，小民无田以耕”的地区，如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温州等府，山西南部的几个州县。加入这个民屯大军的，还有降民、降卒、贬谪官吏、平民、被迫迁徙的江南富民。
大规模的组织移民屯垦始于洪武三年（1370），迁徙苏、松、杭、嘉、湖五府四千多无地民户往临濠开屯。临濠就是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洪武二年（1369）建为中都，但这里一片荒凉，所以成为首要的移民填实地区。前后迁发贫民、富民、有罪官吏有七次之多。仅洪武七年（1374）一次就从江南移来十四万人。迁民的总数不会少于二十万人。其他移民垦殖的重点地区，有南直隶的泗州、滁州、和州、庐州、淮安、扬州等淮南地区，北平布政司（今河北省）各府州，山东沿运河的东昌、临清等地区，水路交通干线河南彰德、卫辉、开封、归德等府。移民一般由政府提供路费，发放耕牛、农具、种子，并免除三年赋役。这些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分别管理，自成聚落，一般称之为某某屯，以与原来土著称为乡、社的村落相区别。这种称做某某屯的遗迹在现在中原地区的地名中还有不少残留（山海关以外称屯的村落多起于清代晚期）。
说到民屯，附带说一说军屯与商屯。
军士屯田，且耕且守（战），屯田积谷，以解决部队自身的给养供给，是历来的传统办法。汉武帝时候的朔方屯田、居延屯田、轮台屯田；汉宣帝时候赵充国河湟屯田；东汉明帝西域屯田都很有名。这种省转运、固防守的边镇屯田，一直到唐、宋延续不断。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由北部边远地区入主中原，腹心地区便成了他们的重兵驻守地区，这一向行于边疆的屯田制度，便随着驻军的分布而在内地展开。元璋所实行的军屯制度就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起来的。在南京根据地时期，吴良、吴桢兄弟的江阴屯田，康茂才的龙江关屯田所提供的成功经验，也直接影响着后来全国全军屯田制度的建立。元璋的军事屯田，把军士编制、军事布防和开荒屯垦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度搞得很健全，组织搞得很严密。既完善了布防，又组织劳动人手开荒种地，恢复了生产。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一、怎么样让哀鸿填饱肚子（2）
明代军屯是卫所兵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个卫所制度据说是刘基所设计的。规定，以五千六百人为一个卫，长官是指挥使。每一卫辖五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每千户所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所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百户。每百户所辖两个总旗，十个小旗，每小旗领军士十人，军士也称旗军。大体是稍小的据点设所，冲要之地设卫，若干卫所连成一个军区，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长官称都指挥使。在内地，一个省区也就是一个都司所在地，在北部沿边地区，往往是都司兼辖地方民政。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十七个，京城与外省区卫三百二十九个，直属都司的千户所六十五个，以每卫五千六百人，每个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计，全国当有官、兵一百九十一万五千人。按照军卫法，这近两百万军队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守御操练，称操守旗军，是战斗部队；一部分下屯耕种，称屯种旗军，是生产部队。操守与下屯的比例，一般是三成守城，七成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比例。比例区分的原则，一般以边地与腹里相区别。大约是边地三守七屯，内地二守八屯。如果以两百万军队的70％下屯计算，则屯田士兵不下一百四十万人。
按规定，军队单立户籍，称军户。军户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世袭服兵役。所以，一个旗军也就是一个家庭。每个下屯旗军家庭，国家拨给一份荒地，一般为五十亩。官府给予耕牛、农具、种子。起初免纳租税，后来每亩征税一斗，用来供给守城军官和士兵的俸饷。这样，军屯又是一种垦荒途径。如以一百四十万人，每人五十亩计算，当有七千万亩的荒地垦辟出来。由于军士屯田生机勃勃，成绩显著。一天，元璋对大臣们自豪地说：“我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看出军事屯田在恢复生产和解决军食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商屯是商人经营的屯田。它与朱元璋实行的开中盐法有关。在那个时代，盐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宗，几乎占到国家赋税收入的一半。前面我们说到元璋在根据地时代已经通过盐茶专卖充实财政，支持战争。开国之后，继续推行盐茶专卖，而尤以食盐专卖为重要。所谓开中盐法，就是一种新的食盐专卖法，也就是盐商输纳一定数量的粮食，政府给予若干盐引，以盐引换粮食的办法。一引盐的输粮数量与缴粮地点的远近难易、米价贵贱、政府急需的程度等因素有关。如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的洪武三年这一年规定，输大同粮仓米一石、太原粮仓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两百斤。四百斤为一大引）。商人可持此盐引即支盐凭证，到淮北指定盐场按盐引数目支取食盐，再根据指定路线和地区发售。这个办法，主要是想解决粮食紧缺、运输困难的北方边境重镇军队给养问题。商人为了缴纳粮食方便，就在这些地区出资召募人垦荒。据后来一个大臣奏疏说：“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召游民，自垦边地，自芒（种）菽粟，自筑墩台，自立保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足见万里边防已由此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许多荒地得到了开垦。据《明太祖实录》不完全的记载，到洪武十三年（1370），共垦荒地1。8亿多亩，加上军屯和商屯垦田，垦荒总面积远远超出了原来熟田面积，十几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一倍多。残破的经济渐渐走向复苏。元都平定后，朱元璋曾对李善长等人说：“唐太宗贞观年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我有三年的时间也可以臻于此治。”由于战争破坏过于严重，加上同北元残部的战争接连不断，大约到洪武三年（1370）未能达到贞观年间家给人足的兴盛。不过，这年夏天元璋视察京城府库，已经看到积蓄的丰厚。他对随行官员说：“这都是天下百姓们供给的，这也应该用之于天下。”这年，他免除了苏州府三十万石拖欠的税粮。洪武四年（1371），免除江西、浙江全年秋粮。到洪武九年（1376），户部报告，国库积蓄的钱粮已够几年开销使用。为此，元璋免除了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广、山西、陕西全省和南直隶部分府州全年田粮，那些没免田粮府州，也命令以银、钞、钱、绢、布代输，叫做折色（纳粮称本色）。缴纳折色，重量轻，损耗少，运输方便，也被认为是一种惠民的恩泽。这表明，国家的财力，特别是粮食，已经相当充实，满目疮痍已经得到初步医治。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二、毕竟是农民皇帝（1）
（一）忘不了巴掌大一块葬地
全国性的地旷民稀，牵动了不少儒生恢复上古井田制的情思。孟子曾经说过周代实行井田制的情况：“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在这八家中，各家种私田一百亩，合耕公田一百亩，作为对国家的贡赋。他们“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百姓相亲睦”。这种井田制虽然是被理想化了的，却为历代政治家和儒生所向往。它是不是纯粹乌托邦式的空想呢？也不是。北魏时候李安世上均田疏，提出依照井田制，实行均田，以使“土不旷功，民无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小民获资生之利，豪右无余地之盈”。于是，魏孝文帝在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之诏。而后，在唐初实行了有名的计口授田的均田制，从而造就了贞观之治和大唐盛世。历史经验表明，让农民有土地可耕，获资生之利，避免土地过度集中，是保证小民生计、国家税收、社会安定的基本前提，是造成太平盛世的真实基础。井田或均田，首先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是开明皇帝和政治家的治国良策。当然，也是农民的愿望。明朝开国，人稀地荒，不少儒生和政治家认为，眼下正是实行井田或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