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年（1369）三月，大军渡黄河，入陕西，克西安，进凤翔。李思齐远奔临洮，张思道据守庆阳。徐达因庆阳城险兵精，攻拔比较困难，而且溃败西走，易与临洮呼应会合，便稳而不打，而远途西征临洮。越陇州、秦州、巩昌，四月十三日，冯胜师至临洮，李思齐被迫投降。于是，徐达回师取平凉、泾州，又遣别将攻下延安，包围了庆阳。张思道听到临洮失守就弃城逃往宁夏，投奔扩廓，而把庆阳防务交给了他的弟弟张良臣。扩廓不释前嫌，逮捕了张思道，张良臣已感到势孤，眼下大军压境，更为恐慌，五月初八日便向前来劝降的指挥张焕投降。此时，徐达收到元璋自南京发来的指令：“思齐既降，宜进攻庆阳、宁夏。但张思道兄弟多诈，若来降，当审处之，慎勿堕其计中也。”只是右丞薛显已率五千骑兵前往受降，徐达便静观变化。五月十五日晚，薛显果然负伤奔还，向徐达报告了张良臣劫营叛变及张焕被执的消息。徐达对诸将说：“陛下明见万里之外，今天的事情陛下早已料到。然良臣之叛，自取灭亡，当与诸公协力消灭他。”于是调集各路兵马四面包抄。扩廓帖木儿见庆阳烽火陡起，也遣将率兵增援，庆阳一时大振。徐达先打增援，而后围困。到八月二十一日，城中粮绝，至于吞咽和泥的人肉汁，良臣的将领才开门投降。良臣父子投井，被捞出，腰斩。至此，陕西平定。
洪武二年（1369）四月西征大军攻下凤翔之后，元璋调副将军常遇春回师与偏将军李文忠率部出塞北伐，攻打故元巢穴上都开平，以解除北平的威胁，并与西征相配合。六月初三日攻克开平，元顺帝北奔，遇春追袭数百里，大获全胜。七月初七日，常遇春自开平班师，到达柳河川，猝然得病而死，年仅四十岁。常遇春是仅次于徐达的开国元勋。一向勇敢善战，深得元璋倚重。他自己曾说，能率十万之众横行天下，故军中称他为“常十万”。原封鄂国公，死后追封为开平王。
山陕平定，扩廓帖木儿拥据西北，依然忠于故元皇帝，二者互为声援，威胁北方安全。洪武三年（1370）正月，以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邓愈为左副副将军，汤和为右副副将军，再次征讨。按照元璋布置，兵分两路：令徐达出潼关，自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令李文忠出居庸关北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应援。
洪武三年（1370）四月初八日，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甘肃定西县北乏沉儿峪，擒获其王、公、平章等官员一千八百余人，士卒八万，马五千余匹。扩廓帖木儿仅携其妻子数人北遁和林。于是，自河州以西吐蕃、朵甘、乌斯藏等部全部归附。
本月二十八日，元顺帝妥欢帖睦尔死于开平以北的应昌。年五十一岁，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嗣位为皇帝。
五月十六日，左副将军李文忠自开平趋应昌，获元顺帝孙买的里八刺及后妃、诸王、官属数百人，兵民五六万人，元嗣主北遁。六月二十日，以平定沙漠诏告天下。元朝残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洪武三年（1370）十一月初七，征虏大将军徐达、左副将军李文忠班师回京，元璋亲自到龙江关迎接慰劳。十一月十一日，在奉天殿大封功臣。元璋说道：“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报以爵赏。凡今爵赏次第，皆朕所自定，至公而无私。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闸，结发相从，屡建功劳，然嗜酒妄杀，不由法度；赵庸从平章李文忠取应昌，其功不细，而乃私其奴婢，废坏国法；廖永忠战鄱阳时奋勇忘躯，与敌舟相拒，朕亲见之，可谓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向，以邀封爵；佥都督郭兴不奉主将之命，不守纪律，虽有功劳，未足掩过。此四人只封为侯。平章李文忠，总兵应昌，逐前元太子远遁漠北，获其皇孙、妃嫔、重宝，悉归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邓愈，自幼相从，屡更任使，虽经摧挫，口无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长，虽无汗马之劳，然事朕最久，供给军食未尝缺乏；右丞相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讨四方，摧强抚顺，劳勋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进封大国，以示褒嘉。余悉据功定封。今日所定，如爵不称德，赏不酬劳，卿等宜廷论之，无有后言。”这次班爵行赏，封公者六人：进宣国公李善长为韩国公，进信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封常遇春之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封侯者二十八人：汤和中山侯，唐胜宗延安侯，陆仲亨吉安侯，周德兴江夏侯，华云龙淮安侯，顾时济宁侯，耿炳文长兴侯，陈德临江侯，郭兴巩昌侯，王志六安侯，郑遇春荥阳侯，费聚平涼侯，吴良江阴侯，吴桢靖海侯，赵席南雄侯，廖永忠德庆侯，俞通源安南侯，华高广德侯，杨璟营阳侯，康茂才之子康铎蕲春侯（康茂才于洪武三年随徐达西征定西，死于还师途中），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颍川侯，胡美豫章侯，韩政东平侯，黄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宁侯，梅思祖汝南侯，陆聚河南侯。各给铁券，子孙世袭。元璋所说的汤和嗜酒妄杀，就是十几年以前在常州酒后怨言：“坐屋脊，左右顾。”而廖永忠之窥意向，邀封爵，则暗指居瓜步沉江之功。这些旧账重提，当时这些功臣们大约并未悟出什么深意。
十一月十三日，大宴诸功臣。酒酣饭罢，元璋对这些沙场骁将淮西旧人发表了意味深长的讲话，说：“创业之际，朕与卿等劳心苦力，艰难多矣。今天下已定，朕日理万机，不敢有丝毫安逸。卿等现在都安享爵位，优游富贵，也不可忘掉艰难之时。人之常情，每每是谨于忧患而忽于宴安，而不知忧患之来常始于宴安。今与卿等饮宴极欢，恐怕久而忘其艰难，故相戒勉。”第二天，徐达率诸将领前往谢恩，元璋在华盖殿赐坐慰劳，对他们说：“今天成就一统之业，都是你们各位将领的功劳。”徐达等赶忙起身跪地叩头，说道：“臣等起自田野，风云际会，追随上位左右。每次征战，都是奉了上位的成算，用兵次第，如以掌运指，待战事胜利结束，竟至不差毫分。这是天赐上位的圣智，非臣等所及。”元璋对自己的用兵战略也十分欣赏，于是乘机说道：“朕与卿等初起乡土，本图自全，并非有意于天下。渡江以后，见那群雄所为，强者纵于横暴，弱者不能自立，或荒淫于妇女，或贪残于货宝，剽掠嗜杀，徒为百姓之患。张士诚恃其财富，陈友谅恃其兵强，朕独无所恃，惟有不嗜杀，布信义，守勤俭，如果说有所恃，那就是诸将同心，共济艰危，故来者如归。这个仗怎么打法，曾有人劝朕先打张士诚，认为士诚近而友谅远，若先打陈友谅，张士诚必乘我之后。但他不知友谅志骄而剽悍轻死，士诚器小而狡猾怯懦。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与友谅的鄱阳之战，宜于速决，我料定士诚必不能越苏州一步以为友谅之援。当时如果先攻士诚，则苏州并力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我必撤苏州之围而阻击，是我疲于应敌，事情就难办了。二寇既除，兵力有余，鼓行中原，应该是所向无敌。有人劝朕荡平群寇再取元都，尔等又想直捣元都，兼举陇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尔等先取山东，次及河洛，止潼关之兵，是因为王保保、张思道、李思齐皆是百战之将，未肯遽降。急之则并力于一隅，未易攻打。故出其不意，反旗而北，元兵落胆，不战而弃。然后西征，张、李绝望势穷，故不战而克。然王保保犹力战不屈，当初若未平元都而先与之角力，他们希望未绝，困兽犹斗，声势相闻，则胜负未可知也。”这里，与张士诚、陈友谅的战略决策稍有掠美之嫌，但北伐西征的布置确实匠心独运，严谨有序。几十年的学习与磨炼，元璋已经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杰出战略指挥家。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先喂饱肚子再说
洪武元年正月十三日，早朝已罢，元璋将刘御史中丞刘基召到便殿，说道：“十几年来，群雄角逐，生民涂炭。而今天下次第平定，恐怕要考虑一下百姓休养生息的事情。”刘基略一沉吟，答对道：“生民之道在于宽仁。”元璋说：“笼统讲宽仁，不讲实惠也无益。照我想来，宽民必须阜民之财，息民之力。具体说来就是节用，省役，明教化，禁贪暴。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仪，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刘基忙说道：“这正是所谓以仁心行仁政啊！”这个可以看做是朱元璋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顿民生的二纲四目，其基本思路依然是轻徭薄赋。但元璋的思路却有一个明显特色，这就是创建一个小农社会的顽强努力。
第六章 先喂饱肚子再说一、怎么样让哀鸿填饱肚子（1）
明朝开国，经济形势是严峻的。至正二十六年（1366），元璋从应天到家乡濠州省墓，一路“百姓稀少，田野荒芜”。洪武元年四月，元璋去北伐前线开封视察，几乎经常穿行在草莽之中。七月，徐达率部自开封北上，路经河南、山东、河北，沿途“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历史名城扬州被张明鉴等部队劫掠，只剩下十八户人家，徐州被元军血洗，男女老幼无一幸免。到明初依然是“白骨蔽地，草莽弥望”的鬼蜮之地。在中原，收殓葬埋骸骨成了政府的善政，百姓的义举。怨魂遍地，尸骸蔽野，往往夜间鬼火结队而行，使百姓夜惊，元璋为此亲撰《祭鬼文》。元璋慨然兴叹道：“平定中原并不困难，但民物凋丧，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犹难，这正是劳思费神之处。”不但中原，湖广、四川等地区也是一片荒凉。湖广洞庭湖瘫域直到洪武末年尚且“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四川经过几十年战乱，也满目蒿菜，到洪武二十年，各州县仍然“居民鲜少”，就是肥沃的成都平原，也还有数万亩良田“荒芜不治”。江浙地区自从宋元以来经济发达，地辟人众，大家富室积聚深厚，对天灾人祸的抵御承受能力较强，但朱元璋、张士诚、方国珍连年争战，烧杀屠掠，百姓们出粮出夫，转输供应，同样也破坏严重，苦累不堪。就以杭州来说，它作为南宋都城曾经繁华似锦，在元代仍不失江南佳丽，到明初，则零落破败，许多昔日毂击肩摩熙攘喧嚣的街市，变为“草深尺余”、“狐兔为群”的凄清，到处是瓦砾，到处是废墟，明朝开国后一百多年尚不能恢复历史旧景。三吴中心城市苏州，也“里邑萧然，生计鲜薄”，如秋风收叶，雨打残荷。明朝开国后，南征与北伐在继续。残元部队长时间控制着东起辽东西至陕甘的广大区域，明昇政权存在到洪武四年，云南旧元梁王坚持到洪武十四年。山东、山西、北平、陕西等地区收复后，百姓们正经受着饥饿的折磨。初建的明帝国像一个重创久病的身躯，需要好好地医治调养。
为了稳定经济残破的北方新平定地区，元璋下令免除一年到三年的租税，对贫户饥民输谷赈济。洪武元年三月，山东平定，诏令免除三年赋税，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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