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玩意欠不得的，非付不可。过期不付，公司里格嚓一剪，就没有水电了。”
“童进，你给我想点办法，我先去看延年，回来我们再联系。”
她急急忙忙从人群中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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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朱延年从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给逮捕了，押上停在门口的红色囚车，警笛发出尖锐的呜呜的响声。囚车转到南京路上，朝西急驶而去，像一阵风似的卷过人群。
朱延年昏昏沉沉地坐在囚车里面的座位上。一眨眼的工夫，他到了公安局看守所，检查过身上的物件，摘下身上的皮裤带，就给送进了单人号子。他坐在水门汀的地上，听见号子门哗啷一声锁上，看守的脚步声慢慢地远去，才睁开眼睛仔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透过一根根圆圆的木柱看见号子侧面是墙壁，外头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对面也是号子，里面也坐着几个人，可是看不大清楚。
过了一会，他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仔细看看自己，又仔细看看号子，仿佛现在才发现给关进了监牢。他心里非常不服气，认为做了一辈子商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过去不算犯法，为啥现在算犯法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商人不是将本求利呢？利，当然越多越好，更何况他白手起家，不想一些办法怎么会发达呢？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要这么办，他没有办法。可是马慕韩和徐义德为啥要跟着共产党走一道瞎哄哄呢？马慕韩为了表现自己，向来个人英雄主义很厉害，在众人面前冒尖，要出人头地，还情有可原。但徐义德说不过去呀！不管怎么说，朱延年终究是徐义德的舅子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使朱延年拉过徐义德的饥荒，对朱延年有啥过不去的地方，也要给朱瑞芳一个面子啊！为啥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刻，落井下石，一点不顾及亲戚关系，无情无义，太不讲做人的道德了。他早就听人家说徐义德无义缺德，他过去不大相信，至少徐义德对朱延年不是这样，即使对他有啥不满的地方，最后也都是伸手帮他一把，参加星二聚餐会更是徐义德主动介绍的，有的辰光，甚至还问他有啥事体要徐义德的帮助。他企业办的兴旺，手头宽裕，在西药界十分活跃，人也吃香，谁不想和朱延年往来往来。徐义德是姐夫，更要拉拢他，扩大徐义德在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他呢，也确实能在这方面贡献他的本事，到处给徐义德吹嘘吹嘘。他指望通过姐夫和星二聚餐会能在工商界爬到更高的地位，充实福佑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没想到他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五反运动来了，本来团结一致的工商界，就土崩瓦解了。星二聚餐会一解散，他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但大家心照不宣，肚里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后会有期。可是对他来说，这个“后会”遥遥“无期”了。是徐义德当他最紧要的关头，来这一手，叫他感叹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徐义德的确是无义缺德。他暂时咽下这口气，等待将来出去和徐义德算这一笔账，至少也要在姐姐面前好好告徐义德一状。他想着想着，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过了没有几天，朱延年从看守所给解到了提篮桥监狱里，仍然是一个人在一个号子里，不同的是他的号子左右都有号子相连，正对面也是一排，不过中间隔着三丈来宽的空间，上面盖一层坚固的铁丝网，四周是走道。在他上面的两层楼上，也是同样的水门汀建筑，因此，只要有一个看守在最上面一层楼的走道上巡视，那么，每一个号子的动静，透过每一层空疏的铁丝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这个号子可以住三个人，另外两个铺位空着。他坐在迎面的铁栏杆旁边，面孔却对着里面的石灰墙，头微微低着。
他在睡梦中，给一个老年的看守叫醒了。他揉揉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望着外边：
“段振立同志，有啥事体？”
段振立是个老看守，在这里工作快二十年了。他熟悉每一个犯人的情形，也了解每一个犯人的特点。他从朱延年吃惊的眼里，察觉他的罪行一定不轻，到里面以后，在号子里表面很安静，实际上有一肚子心事。他一边打开铁锁，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传询。”
段振立把朱延年带到审询室。
审询室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边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方桌，三条板凳，桌子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询问人，聂性初，穿了一身灰布人民装，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刚出头，可是革命严峻的斗争在他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深深的皱纹和饱经风霜的皮肤就显得苍老了。他是法院刑庭的审判员，坐在他左边的青年是笔录人，叫马继平。
聂性初叫朱延年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板凳上，问道：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坐在板凳上，看了聂性初和马继平一眼，见房间里没有别人，看守站在门外，他放心了。特别是从聂性初的举止上看出来是老区干部，对上海西药界的情况一定不熟悉，而聂性初身旁的录事年纪又轻，更不放在他眼里。等聂性初开口问他，他立即低下了头，显得十分驯服而又有些胆怯的神情，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我在解放以前，就和解放区有往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解放区做生意，送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差一点把我抓了去……”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和解放区的往来，我很清楚。我问你解放以后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心头一愣：自己和解放区往来的事，他很清楚？难道他当时在解放区管这方面的事体吗？朱延年说：
“是的，我马上就要谈到解放以后的事情……”
“不要绕弯子，谈吧。”
“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朱延年重复着这句话，皱起眉头，回忆地说，“解放以后，我规规矩矩做生意呀！”
“你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聂性初两道锐利的眼光注视着朱延年。朱延年若无其事，沉着地说：
“也不能这么讲。”
“那么，”聂性初单刀直入，问，“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呢？”
“我记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体，不过，福佑店里人多嘴杂，说不定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当然，我要负责，可是我不清楚。”
“你是说福佑药房别的人可能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你自己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唔，是的。”
“我现在并不是问福佑药房的店员，问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这个，当然，也难讲，”朱延年吞吞吐吐地说，“我实在没有做违法的事体。……”
聂性初打断他的话，插上去说：
“自己做的自己清楚。你行贿哪些干部？用啥方式行贿？
老老实实地讲。”
“我讲话最老实不过了，我们生意人最讲究信用老实，骗人骗不到底的，更不能欺骗你。你明察秋毫，比我们知道的事体多，了解的清楚……”
“你别给我讲这些，你说事实！”
“是的，应该说事实。”朱延年一句一句地慢慢说，“对干部么，交际应酬确实有的，比方说请吃顿饭呀，看个戏的，这也是我们交易场中常有的事体，福佑想做生意，这些应酬也难免。”
“只是吃饭看戏吗？”
“往来多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交情，送点礼物这些事也是有的。这是我们的旧习惯，一时还没有改变过来，有意行贿干部，那还说不上。”
“你行贿哪些干部？”
“要说这也算行贿，那可就多了，大小干部到我们店里来，少不了有些交际应酬，姓名一时也记不清了。如果这些交际应酬也算违法，那我们福佑确是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体了。不过呢，在旧社会里却不算啥，我们没有改。现在晓得了，以后再不犯就是了。”
“你别把事体说得太轻松了，”聂性初冷笑了一声，说，“不是一般的交际应酬，你是行贿，腐蚀国家干部。听说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你就是所长，干部到了你们药房，你都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是吗？”
“绝对没有的事，这是外边人造谣。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朱延年是新民主主义的进步工商业家，向来就是跟解放区共产党走的，我受了共产党许多教育，我爱护干部比爱护那爿药房还要忠心，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上海，我福佑药房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不会复业的，就是复业，生意也不会做得这么大的。水有源树有根，共产党人民政府待我这么好，你说，我会腐蚀国家干部吗？绝对没有的事。你不信，你可以到福佑去调查，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绝对没有的事！……”
朱延年一口气说下去，越说越快，笔录人没法记录了。马继平干脆停下来，用自来水笔止住他：
“你慢慢讲。”
“我说的句句是老实话。”朱延年喘了一口气，放慢了语调说。
“你大概以为我们是小孩子……”聂性初微微一笑，说。
“绝对没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发誓……”
“用不着发誓，说老实话就行了。”
“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还要欺骗？”聂性初把脸一沉，有意暂时放下这个问题，转到别的方面，问道，“这样好了，你先说说暴利部分。”
朱延年看到聂性初面孔变色，心里确实吃了一惊，担心今天混不过去了。一听到问他暴利部分，心里稍微开朗一些，因为这个方面即使获得许多利润也不要紧，因为人民政府没有规定利润多少，再多也可以说不是有意违法。他认真地想了一阵，很严肃地说：
“暴利最大的部分是仪器方面，大约在一倍以上，也有两倍的，这是极个别的。三年来，大概有八九亿的营业额，最多的是x光部分。一般冷门货售出，暴利也不错，张科长那边多一点，前后有两亿光景。”
“你没有外汇，x光仪器这些东西怎么进口的？”
朱延年惊奇聂性初对西药界的行情也蛮熟悉，一句话就问到节骨眼上。他知道套点外汇，最大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国家金融法令，但进口医疗器械是政府允许的。他料想不承认下来不行，这方面承认下来更好掩饰别方面的违法事体。他考虑妥当，一五一十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香港，从前在上海言明：如果我们要向香港进货，把款子汇到广州行庄就可以了。我们要买啥物事，直接向香港的朋友接洽。他把货寄到广州，由广州几家运输行开发票给福佑，转运到上海，货款由广州划过去，外汇就套过来了。”
“前后一共套了多少外汇？”
朱延年默默计算了一下，说：
“起码在十亿以上。”他说出这个数字又后悔，觉得太多了，却又收不回来，便接上去说，“不过，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腰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国内x光仪器很缺，外贸当局鼓励我们设法多进口。”
“你套外汇也要外贸局负责吗？”
“不是这个意思……”
“是啥意思？”聂性初说，“讲话要老实些，自己犯法，不要推到别人身上。”
朱延年的面孔一阵红一阵白，他不得不把头低了下去，生怕聂性初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