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读者理想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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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者理想藏书- 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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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修养的人物。他逝世后的第三年,其子周在浚发现了《印人传》的残稿,缮录成书,编为3 卷68 篇。卷末还附有待撰者60 人姓名。正是这部未竟的著作,甚为历代印人和治印学者所推重,被视为印学史上的经典之一。
  作为中国篆刻艺术史上的第一部印人传记,《印人传》的价值首先是使许多将为历史所湮没的印人赖以传名于后世,为中国篆刻艺术史研究保存了较为翔实的资料。更为后世印人和治印学者重视的是,周亮工于印人、印事的记载中,多涉及其创作思想及风格流派,品评中亦多阐发。从中可窥及周亮工的篆刻艺术观。
  《朱子年谱》
  (清)王懋竑(1668~1741)
  光绪武昌书局校刻本。
  王懋竑有感于为朱熹作年谱者虽多,但大多详略失当,于是参照李默、洪璟诸本,并取朱子文集、语类以及著述纂辑之书,细心考订,竭20 余年之
   力,终于编成此谱,历来为后世学者重视。《朱子年谱》详于学问而略于政事,对朱熹的著述一一叙其年月,另有《考异》和《附录》,是研究朱熹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竹书纪年》
  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
  1960年朱希祖《汲冢书考》。
  晋太康二年(前281),在河南汲郡(今河南汲县)有个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时魏襄王墓发现了一部写在竹简上的编年史,这就是《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纪年》有古本和今本之分。从汲冢墓中发现的古本《竹书纪年》唐以后逐渐亡佚,至南宋仅存3卷。明嘉靖年间又出现了今本《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所记内容,上起夏禹,下至魏襄王 20 年。它是当时的史官所撰,记载的上古重大历史事件较为确切。而我国在春秋以前的上古史书中用编年体写成的史书,流存至今的仅有《左传》、《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所以此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刘知凡的《史通》、李昉的《太平御览》、顾炎武的《日知录》等都曾引证《竹书纪年》。
   三次推荐书目
  大唐三藏慈恩法师传(唐)慧立(615~?)
  东观汉纪二十今人志人间世社编风雨中的宁静蒋经国国朝先正事略(清)李元度(1821~1887)
  后汉纪(东晋)袁宏(328~376)
  胡雪岩全传高阳历代名人年谱(清)汪镇毛泽东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与中国革命陈志让毛泽东传(美国)R·特里尔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明通鉴(清)夏燮(1800~1875)
  清实录清实录馆撰清史稿赵尔巽等丘吉尔传解力夫神仙传葛洪适可斋纪言纪行(清)马建忠(1844~1900)
  四十自述胡适(1891~1962)
  唐才子传(元)辛文房(生卒年不详)
  新元史柯劭忞(1850~1933)
   续汉书(西晋)司马彪(?~约306)
  雍正皇帝二月河(1945~)
  章实斋年谱胡适(1891~1962)
  朱元璋传吴晗(1909~1969) 


19。中国历史(下篇) 
  中国历史(下篇)名著排行榜
  战国策(14 次)国语(10 次)史通(7 次)文史通义(7 次)读通鉴论(5 次)明史纪事本末(4 次)通鉴纪事本末(4 次)贞观政要(4 次)蒙古秘史(3 次)廿二史札记(3 次)宋史纪事本末(3 次)通志(3 次)元史纪事本末(3 次)古史辨(2 次)国史大纲(2 次)鲒埼亭集(2 次)考信录(2 次)尚书古文疏证(2 次)西南彝志(2 次)先秦诸子系年(2 次)逸周书(2 次)中国历史研究法(2 次)
   首批推荐8 本
  《战国策》
  (秦汉时代)作者不详
  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
  《战国策》作者不详,西汉刘向加以整理、校订,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等12 国策,合为33 篇。
  《战国策》是一部记载战国史事和策士议论、权谋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总集。纵横家善于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富于煽动性,往往能达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效果。
  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叙事长于铺陈,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如《燕策》中的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故事,千百年来多少人为之扼腕叹息。《战国策》还善于运用寓言故事来阐发道理,如狐假虎威、鹬蚌相争、画蛇添足等都出自于此。
  《国语》
  (春秋)左丘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据《四部备要》本排印的校点本。
  从世界范围来讲,记录公元前476 年以前人类历史的上古史书,在西方只有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在中国则有《尚书》、《春秋》、《左传》和《国语》等。这几部史著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学研究的辉煌成就,而其中《国语》的独特价值是颇值一论的。
  司马迁认为《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一看法。
  《国语》以记言的形式,记录了从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之际400 年间的历史,共21 篇。
  在编纂体例上,《国语》打破了《春秋》和《左传》那种按年纪事、各国历史相互穿插的方法,开创了国别体这种新的史书体裁。它按国家分类,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的类别记叙,这对于读者了解一国历史的纵向发展极为便利。
  《召公谏厉王止谤》、《叔向谏杀竖襄》、《勾践栖于会稽》等都是《国语》中的名篇。后人评论此书,认为其“妙理玮辞,骤读之而心惊,潜玩之而味永”。
  《史通》
  (唐)刘知几(66~721)
  四部丛刊影印本。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史学评论方面的专著。该书以史评为中心,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史官源流、史书体裁、史学方法、史家修养、史料鉴别以及修史语言文字等,对前代史书编写作了系统的总结与评论,见解中肯,多所贡献。
  刘知几将前人提出的才学识三者结合起来,要求史识上分清善恶,史学上辨别真伪,史才上朴直不华,尤其强调史识。主张史家要敢于实录直书,还为主摆脱权贵干涉,独立修史。
  《史通》奠定了史学批判的基础,制定了史学史以及史书编纂学的原则和方法,影响了郑樵、章学诚等一大批人。刘知几关于史书创作的某些主张,
   如推崇真实反映现实、“不虚美,不隐恶”的文章,反对华靡文风,反对语言上的贵古贱今等,对于开创文学新风也有重要意义。
  《文史通义》
  (清)章学诚(1738~1801)
  中华书局1985 年校注本,叶瑛校注。
  章学诚,相貌奇丑,天赋鲁钝,并且体弱多病。但是在父亲的薰陶和培养下,他自幼喜爱学习,尤好史学。终于成为与刘知几比肩齐名的两大史评家之一。章学诚终生未仕、一生困顿不堪,在为生活奔忙中仍勤于历史研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
  《文史通义》是由120 多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章学诚有关学术尤其是史学的重要观点基本上都包罗在其中。这本书在中国学术上有着巨大的价值和成就。它主张史学必须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和烦琐考据,又详细阐发了“六经皆史”的思想。在刘知几史学“三长”(才、学、识)论基础上,更强调“史德”。突出了方志的史学性质,创立了系统的修志理论和义例。对学术源流、文字流变、文章得失等亦有独到见解。
  《文史通义》以其独树一帜的思想和反潮流的精神令当时的学术界震惊。它一方面不断受到保守学者的攻击和围剿,另一方面又不断被他人剽窃,“或阴用其言,阳更其貌”,或“明翻其说,暗剿其义”,这都说明了《文史通义》璀璨夺目的光彩是遮也遮不住的。
  《读通鉴论》
  (清)王夫之(1619~1692)
  《四部备要》本。
  王夫之,湖南衡阳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早年他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后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下,发愤著述。石船山上有一巨石如船,他便以“船山”自号,表示要像山石一样坚贞顽强;又在草舍中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以示自己在学术上不畏艰难、推陈出新的决心。他一生著书100 多种,400 多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写的历史哲学著作,写成于他去世的前一年。书中,王夫之以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实为“文本”,根据自己对明清之际历史运动的体验、感受与反思,对上自秦始皇、下迄五代、旁及宋元明的诸历史问题作了评论与诠释,从中阐发了自己的历史哲学。近代名人曾国藩、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都对王夫之的历史哲学极为推崇。晚年毛泽东外出随身携带的书籍中,也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一书中,就载有毛泽东读《读通鉴论》的批语。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1602~1690)
  收入《四库全书》。
  纪事本末体明史。共80 卷,每卷一事,自“太祖起兵”至“甲申殉难”
  止,记述了从1352~1644 年将近300 年的历史。
  《明史纪事本末》除《亲征漠北》、《俺答封贡》两卷外,每卷后均有一论,写法仿《晋书》“论”、“赞”,用骈偶文体。
  这本书写成于1658 年,早于《明史》80 年,文笔简明,综合了多种史料,特别是野史。同《明史》有很大不同,受到史学界很高的评价。梁启超
   《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胡适《实在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以及屈万里《初学必读古籍简目》都一致开列了这本书,《明史纪事本末》实在是国人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必读书。
  《通鉴纪事本末》
  (南宋)袁枢(1131~1205)
  中华书局1964 年顾士诚点校本。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靠抄书也抄出了名,并且流芳百世,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就是袁枢。
  袁枢本来无心著书,“其学亦未足与此”。他喜欢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苦于这部编年史巨著卷帙浩繁且过于分散,有时某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很难弄清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和本末始终。为了便于寻检,他分门别类的将每一事件的史料抄辑在一起,按事件分门别类,以类编排,共305 件事目。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首尾,所以取名“本末”。袁枢的《本末》几乎全是抄自《资治通鉴》,并且省略了一些比较碎屑的史料如经济制度、文化现象等,于是他以一年的速度就将294卷的《资治通鉴》改编为42 卷,篇幅不及原书的1/2。
  就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袁枢开创了纪事本末体这种新的史书体例,至此,中国史书的四种编著方法:编年体、纪传体、典志体和纪事本末体才完全成功,这的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几百年来,人们对袁枢创新体裁之功给予了充分肯定,梁启超还把它提高到新史范本的高度,并认为是最理想的体裁。由此可见,爱读书、善抄书者也可以成创作。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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