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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时，曾指出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西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极强，缺乏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而西方的集团生活方式，衍生出了如权利、义务、纪律、法制观念等，向下推之于个人，即为个人的权利，向上推之于国家，则是国家观念的发达。中国缺乏集团的生活，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过集团生活，墨家就可列为集团生活的典型。汉代后，以家庭为本位的观念兴起，墨家的集团生活方式便无法见容于社会，而其根本的原因，是古秦汉之后，中国专制集权主义高度发展，政治专制臻于完善，学术的自由空间便急剧地压缩，因而学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与政治专制合二为一，这是儒学的道路；要么躲避世事，空谈玄理，这是道家以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的道路。所以，墨学学派的消失，是专制集权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墨家实在是太纯洁，纯洁得无法与专制政府同流合污，也无法像道释一样逃入象牙塔之中。
墨家的书籍证明了其不仅是思想一流、技术一流，其军事能力也是一流。《墨子》一书中自《备城门》以下11篇，是不折不扣的相当完整的兵家之作，但同样在历史上被忽略了。本来应该成为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一册兵书，尤其在军事工程方面，可谓是一部杰作，只可惜其存在的价值，最终只是用来证明墨家的才能的材料。墨徒们并不是一群书呆子，而是一群随时准备着为“大义”而献身的武士。墨子尝说：“士虽有学，行为本焉”，墨家学问的指归在于践行，他们秉承先秦时代“慷慨悲歌”的“士”的精神，并将此精神发扬到极至。即使是墨家的反对者，在这一点上，也不得不承认。陆贾《新语》记：“墨子之门多勇士”；《淮南子》记：“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侠义”精神，多存在于民间，究其本原的话，与墨家大有关系。扶弱以抗强，一直是墨者的本色。这我们从墨子的徒弟禽滑厘的一句话中可看出：“甲兵方起于天下，大攻小，强执弱，吾欲守小国，为之奈何？”先秦诸子中，像墨家这样坚定地站在弱者一边，实在是绝无仅有，而同情弱者，正是侠义精神的发端。梁启超曾将墨学分有兼爱、游侠、名理三个分支，对于其游侠精神，梁启超评道：“凡兼爱者必恶公敌，除害马，乃所以爱马也。故墨学衍为游侠之风。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为而为也，殉其主义而已。自战国以至汉初，此派极盛，朱家、郭解之流，实皆墨徒也。”朱家、郭解之流到底是不是墨徒，这有不同的见解，但至少其在行侠之一方面，是与墨子之徒相一致，所以这里我想结合司马迁的《史记•；游侠列传》来探讨墨家的衰亡。
韩非子说过，“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儒学一旦与政治同流，成为立法的根据，儒学便完全实现合法化；而以侠义自任的墨学，既然已经做好同弱者共进退的准备，最后必然是走向强权政府的对立面，成为强权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墨家大致是在秦统一后迅速衰落，而凋谢于西汉中叶，这说明国家专制一旦成熟，墨家便无法生存。秦的统治时期很短，所以侠士在初汉时还很有社会影响力，但随着君王专制的发展，这些以武力行使道义的人，越来越被政府所深恶痛绝，这点我们从《游侠列传》中可以看出端倪：汉景帝时，皇帝派遣使者诛杀以豪侠闻名的济南人瞯氏、陈地人周庸；一代侠客郭解的父亲也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诛杀，而郭解本人则在汉武帝时被诛杀。郭解被诛杀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因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马迁记载：“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俨然是天下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杀完全是政府的阴谋。在一次宴席上，客人们都称誉郭解，有一个儒生很不以为然，就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但这儒生随后便被杀死，估计是郭解的一个门客所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杀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究竟何人所为，最终官府认为郭解无罪释放，但此时，作为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决心将郭解置于死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杀之。当大逆无道。”于是诛杀郭解。
《闲读中西》 第二部分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2）
从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汉代武帝时期，政府对侠士的打击，并不仅仅是因为“以武犯禁”或“杀人”，而是“为任侠行权”，也就是侠士公然行使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权力，这一点无疑极大地刺激君王“履至尊制六合”的尊严与权力。据《吕氏春秋》记：“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在墨者集团中，有着政府无法染指的内部法纪，这也是专制的政府所无法容忍的。无论郭解是否如梁启超所说是墨徒之流，以侠义为精神的墨者，势必是统治者所欲除之而后快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专制的提出，更加速了墨学的灭亡。墨家的侠义在践行上受到政府的围剿，继而又在思想的自由上遭到扼杀，虽然历史没有明确的记录，但我们不难推断，在罢黜的百家思想中，墨家肯定是最受重创的一家，因为数百年的自由学术年代里，墨家是惟一可以同儒学学派相抗衡的。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墨子序》中写道：“与九流之中，惟儒足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而《韩非子•；显学》也载：“世之显学，儒墨也。”从韩非子到汉武帝，时间不过相去百年，而墨学竟然从举世显学一举坠入深渊，以至于往后漫长的时间里，墨子的名字，竟然极少为学者们所提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为君王集权专制扫平障碍的同时，也扼杀中国文化的灵性与活力，此后的2000年中国文化，再也没有过先秦时代的高峰了。
墨学沉睡了2000年，这2000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2000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墨子兼爱思想与侠义思想践行到底的，首推谭嗣同。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在秦有《吕览》，在汉有《淮南》，各识其偏端。仁而学，学而仁，今之士其勿为高远哉！即墨之两派，以近合孔耶，远探佛法，亦云汰矣。”谭嗣同将2000年来几乎绝迹的墨学，提升到与儒教、基督教、佛教同等的高度。谭嗣同接受墨子的人格力量影响在前，系统学习墨子的理论在后，“吾自少至壮……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而且谭本人也以其生命践行了“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家理想。
近代以来，复兴墨学最力者当推梁启超。梁启超写有三本墨学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1904年），全书分六章，约四万五千字；一为《墨子学案》（1921年），全书八章，约七万字；一为《墨经校释》（1920年），约十万字。《墨经校释》出版时，梁启超约胡适为之作序，这里引胡适部分序文，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推广墨子学说的努力：“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梁启超以其敏锐而广博的历史视野，考察虽然墨子学说2000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融合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之一，“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譬如在战争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开边黩武者，皆持反对之态度，而在守土捍难方面，则是最为尊崇。这种民族特性，实则与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学说是相一致的，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之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熟有如子墨子耶？”
说到墨学的研究，还不可不提到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重点研究了墨家学派在逻辑学上的成就，在胡适看来，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胡适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样无法抵抗。而对于墨子学派中的一大批无名的学者——也就是称为“别墨”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墨经》、《大取》、《小取》等深奥难懂的文章——胡适称赞道：“别墨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重新赋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2000年后，墨家的学术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学的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从晚清以来，墨学受到的关注程度，超过了秦以后2000年的总和。虽然近代以来，墨学因其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备受学界关注，但我认为，墨学的复兴，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墨家只不过能为中国科学史提供些材料罢了，我们也不用抱着墨子2000多年前发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鸢来引为自傲的本钱。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并不会逊色于当代，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