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
《闲读中西》 第二部分专写艳词柳三变
程蝉发帖时间：2002090416∶36∶00
记得小时候看三言二拍的白话故事里就有柳永，风尘飘徙里有着总也掩不住的疲惫。周围簇拥着内心哀伤的女孩子们，外貌娇艳。那些女子的未来都在风里漂浮着，他同情她们，因为他也是。连死去了都是女人的眼泪单葬他。所谓“《离骚》寂寞千年后，《戚氏》凄凉一曲终”（王灼《碧鸡漫志》引“前辈”诗句）。其实等到作《戚氏》的时候，他已经少作艳词，开始写“狎兴生疏，酒徒萧索，不似去年时”的句子。艳词这类的少年情怀（也许还有中年）已经被长期的困顿生活折辱，也就是说他与权势话语终于在观念上取得了一致，于是开始后悔自己的当年，因此才有“追往事，空愁惨颜”之句。
其实倒是很多人偏喜欢他的艳词，正如靡靡之音初入大陆，立即呈洪水猛兽状。这是人民群众所能了解的东西，因其俗而流行，也因其俗而被其时的文艺话语圈蔑视。所谓“艳词”也是泛指，有人说柳永词的内容“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虽语气实在是轻薄，可也说到了重点。柳永一生的际遇，大约都和他作品的内容有莫大的关系。
其实为文略放荡些，在当时的士大夫文化圈子里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总归还是有点害羞，欧阳修所作的艳词也是才气纵横，但他的追捧者一律不认，说这艳词是小人写出来污蔑给我们文忠公的。这话就说得有点不顾事实了，胡适也说，北宋的道学气其实少，作艳词也不算是犯禁。
但柳永不一样。别人写罢艳词，当做是文字游戏，还是向着话语中心靠拢。但他的作品老拿到市井里给歌妓传唱天下，再加上这些歌妓多是市妓。不比官妓们与官员的交往，充满了柏拉图式的相互爱慕，却不涉情欲。因此柳永的市井气总不免被人看小，又况当时整个朝堂正防着这些“艳藻之词”，以为是“将亡之兆”，再加上柳永的父亲本是南唐旧臣，对他的防范自然是重些。
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的刚骨毁灭了他的仕途。这刚骨显然是遗传自他那个能说出“臣非魏征，陛下亦非唐太宗！”的父亲。周游于青楼之间不知收敛，再打上一副“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旗子，他内心里一直遵行的独立人格未免使得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音乐的天地里他是自由的，自制慢调风行后世；但在当时的世界里，他显然是属于被人看不起的那个群体。
据说他死后为歌妓们合葬，每年的清明节都也有歌妓到他的坟上纪念他。每次看到这段传说就想起后世的一首《苏小小墓》，无由地。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冻云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屡轻烟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闲读中西》 第三部分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新解
老金在线发帖时间：2002021122∶13∶00
《周易•；丰•；彖辞》：“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与人乎？”这种矛盾发展变化向着相反方向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在《洪范》、老子、庄子和邹衍那里，也有过不俗的表述。《曷加鸟冠子•；环流》更把它抽象为“物极必反”的哲学概念。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常见的哲学思想。西方最早表述这一思想的是赫拉克利特。荣格对这位先哲的观点极为推许，他说：“年老的赫拉克利特实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发现了所有心理学规律中最了不起的一条，即对立物的调节机能，他称它为‘物极必反’。他指的是这样的意思：每件事物倾向于迟早转向它的反面……我们的生命犹如太阳的运行。早晨的太阳不断地增加热量，知道中午发出了绝顶的热，于是，‘物极必反’到来了：它的继续向前移动并不意味着热度的增加，而意味着一种减少。”荣格这一段话，可以移来做“日中则昃”的脚注。
在这样的哲学背景下读陈亮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就会发现某些注释的不妥。陈亮词最末两句：“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在今日所有通行的注本中，都把“赫日”解释为喻指赵宋王朝，“谓宋王朝的国运如赤日之在中天，有着光明的前途”。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林庚、冯沅君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夏承焘校笺、牟家宽注释的《龙川词校笺》等，均做次类解释。但我以为若将“赫日”解做喻指金王朝，则更为圆融。
北南两宋，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且渐演成积贫积弱的形势。有识之士，人心思变，乃将“日中则昃”或“物极必反”的古训推进一步，务期于世有补。王安石高论“天道尚变”“新故相除”；张载鼓吹“事有始卒”；陆佃为《曷加鸟冠子》作注……陈亮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永康学派”的首面人物，上述思想氛围不可能对他没有影响。事实上，他在淳熙五年（1178年）写的《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论“天下形势之消长”，就鼓吹带有积极功利色彩的神秘主义运数——“天道六十年一变”。他认为，自丙午（1126年）、丁未（1127年）靖康之祸以来，迄以五十余年；若应其变，即可恢复中原。后来有个叫柴望的，还专门为皇帝上了一部《丙丁龟鉴》，历陈二十一个丙午、丁未年的天道、人事变化。“六十年一变”说，表示了强弱变化的所谓“规律”，所谓当六十年丙午、丁未之际，强者转弱，弱者转强，希望朝廷能顺应天心民意，有所作为。这是将“日中则昃”、“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人为规律化的功利主义认识。认识当然是幼稚的，但它却可以用来说明南宋主战派们为了实现“北伐”的愿望，需要获得思想武器的迫切心情。
考章德茂大卿“使虏”，共有三次：1184年，1185年，1186年；使命分别为“贺正旦”、“贺金主（完颜雍）生辰”、“贺万春节”。章德茂大使的差使是够得上屈辱了。1186年恰在丙午，正应在靖康以来“六十年一变”之际，陈亮词即作于次年前后。他在淳熙十四年，即在词写作不久，写给章德茂的一封书信中，尚且坚信“六十年一变”的运数。书信中说：“揆之时变，恐劳圣贤之驰骛矣。”这一年岁在丁未。
但此时的南宋王朝向金称侄求和，积弱已久，文恬武嬉，苟且偷安，北伐之事，早成梦呓。章德茂大卿的使命是去北面朝金，国运已到了这个份上，“赫日”说的是谁呢？若做寻常字面解，说“赫日”喻指南宋偏安王朝正如“赤日之在中天”，“前途光明”云云，实在与其尚变的哲学观念大相径庭。
要之，“胡运何须问”之后若加现代标点，应为一个破折号：“——赫日自当中”；意思是说：金王朝的国运用不着再去考虑了——物极必反，天道六十年一变，现在正应在丙午、丁未之际，它们就像正午的太阳一样，很快就会昃落下去了。
诗人实际上是提住了偏爱赵宋王朝的一股心劲，再诅咒完颜金朝终必由强转弱，盛极而衰，是一点儿沮丧中的希冀，一个预言式的寄托，一种功利哲学的观念宣传，一腔书生气的豪情，是在为章大使打气，为宋王朝解嘲。
非常遗憾的是，丙午、丁未两年并未发生他预期中的变化，相反，这两年对南宋王朝来说，是少有的平静年份，只死了个太上皇赵构，算是件比较大的事。
“日中则昃”，没有不落的太阳。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定要将“赫日”解做南宋王朝的喻体，那恰好成为朕兆后事的词谶——待到下一个丙午（1246年），蒙古铁骑已占据了北部半个中国，又过三十三年，左丞相陆秀夫就在元兵的追杀中背负着九岁的帝炳投了南海。但，这既不是陈亮所能梦见的，又不是他乐于想像和希望的。
读陈亮给皇帝的上书，读他的《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从那泣血劝战，力主恢复，恳切殷殷的情态看，他实在是没有勘透皇上与主和派的心路。“且复穹庐拜”，年复一年，成了南宋王朝难以吞咽却又不得不吞咽的耻辱之果。“会向藁街逢”，也便成了英雄们一个辉煌的梦想。
《闲读中西》 第三部分刘长卿诗里的苏州
毕明迩发帖时间：2002110910∶07∶00
刘长卿有一首《登吴古城歌》：“登古城兮思古人，感贤达兮同埃尘。望平原兮寄远目，叹姑苏兮聚麋鹿。黄池高会事未终，沧海横流人荡覆。伍员杀身谁不冤，竟看墓树如所言。越王尝胆安可敌，远取石田何所益。一朝空谢会稽人，万古犹伤甬东客。黍离离兮城坡坨，牛羊践兮牧竖歌。野无人兮秋草绿，园为墟兮古木多。白杨萧萧悲古柯，黄雀啾啾争晚禾。荒阡断兮谁重过，孤舟逝兮愁若何。天寒日暮江枫落，叶区辞风水自波。”这首诗写的吴古城，看来不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苏州城，而是“古城”，或许是在现在城西的山区什么地方吧。真是满目苍凉，惨不忍睹。当时诗人不是在苏州做官，也不是来游览或访友，而是被人诬告，贬官放逐经过苏州，心情自然会影响他的观感，即使他看到苏州的繁华，苏州的美景，想来也不会引发诗情写成诗文的。
就在苏州，有一好消息从京城传来，皇帝听信了有人为他作的辩解，派人一路追来，让他回去重新处理，一直追到苏州才追上。喜事当然不能无诗，这一首《恩敕重推使牒追赴苏州次前溪馆作》是这样的：“渐入云峰里，愁看驿路闲。乱鸦投落日，疲马向空山。且喜怜非罪，何心恋末班。天南一万里，谁料得生还？”这诗主要写心情，前四句还和上面一首相似，“愁”和“疲”二字是其主调，到“且喜”才有了转折，“何心恋末班”是又一转，我并没有再想做什么官的意思了。只有最后二句，才是喜形于色，大喜过望，都在这十个字里，而前面的“愁”“疲”等等，更为这十字作了很好的铺垫。这是一首好诗，但你要想从中读出当年苏州的信息，却是要失望的了。因为这只是在苏州写的，并不是写苏州的。
还有一首类似的是《谪官后却归故村将过虎邱怅然有作》：“万事依然在，无如岁月何。邑人怜白发，庭树长新柯。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见多。唯馀旧山路，惆怅枉帆过。”这诗应在前诗之前所作，还没有“且喜怜非罪”以前所作。“将过虎邱”，这“唯馀旧山路”大概也不是写的实景，而是出自想像吧。
刘长卿的诗名很大，别人称之为“五言长城”，是说他五言诗写得最好，上面三首里有二首是五言的，特别是《次前溪馆作》一首，八句里面，一波三折，摄人心目，的确不凡。
以上多是抒发心情的诗，写苏州实景的句子很少。有一首写虎邱寺的《题武丘寺》，则有较多的虎邱实景：“青林虎邱寺，林际翠微路。仰见山僧来，遥从飞鸟处。兹峰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