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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向我行我素的陈文武现在也开始学“乖”了，月月写思想汇报，每次讨论会带头发言，每次政治技术考试拿高分，改造小报上经常有他写的“豪言壮语”之类的“豆腐干”。队里号召向灾区捐款，他带头捐了60元；队里修篮球架没木材，他灵机一动，让家里送来0、4立方米木材。一年下来，他挣下85分减刑分。他的父母很高兴：谁说小武子没救了？现在与以前判若两人！
从后来调查得到的情况看，陈文武并非真正悔过自新，而是有其自己的小算盘。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最喜欢的事物：狗肉；
最愉快的事：打女人；
最想的事：获得自由；
最遗憾的事：珊珊没来看我……
还在看守所的时候，陈文武就向经常来往于中缅边界的犯人黄某打听出境的情况，企图越狱逃往国外。后来到了少管所，又向曾在拱北海关工作过的犯人了解边防检查的方法，以及购买假护照的途径。他计划逃到泰国去，在“斯多通”泰拳馆学几年武功，再加入黑社会，搞他几十万美金，在那边的花花世界，要多快活有多快活。
尽管少管所没有多少体力活，可是天天都是大会小会，开得他脑袋发晕，听到干部作报告就感到心烦。他最上火的事情是没有女人。他14岁就和小痞子一起看“毛片”，16岁就有了性体验，入狱后天天和犯人一起“侃味”（谈女人），越谈欲火越旺，于是越感度日如年。他曾神往地对别的犯人说：“逃出去搞几个女人，就是判死刑也合算、够本。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在少管所里刚过了一年，他就熬不下去了，他对父母说：“你们想办法把我搞出去吧，我在这里好难熬啊！”
一失足成千古恨企图移居国外的逃犯（3）
C。湖南有句俗话：火烧乌龟肚内痛。
对于陈文武的父亲陈志良来说，现在就是这种感觉。陈志良1960年参加工作，入党、提干，春风得意，仕途一路顺利，不争气的儿子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他后悔当初听信了儿子的话，以为死者曹武真是在混乱中被人捅死的，儿子只是参与了斗殴，顶多判个三年五年，轻率把儿子送进局子。没想到儿子就是罪魁祸首，一家伙被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关在监狱里，有劲也使不上啊！
正巧陈志良的妻子曾庆菊在台湾有个叔叔回故乡探亲，陈志良夫妇就和台湾叔叔探讨把陈文武弄到台湾定居的可能性。叔叔说，要想移居台湾，首先得在国外定居三年才能提出申请。
在看守所时和陈文武关在一起的黄某被释放，他想让陈志良帮忙找个门面房开店，向陈志良讲了陈文武想外逃的意图，并说，他经常去缅甸做生意，在边境有个朋友，可以帮助弄到缅甸居住证和泰国护照。曾庆菊一听，正中下怀，慷慨地借给黄某3000块钱，让他先去探路。
黄某马上去云南的瑞丽农场，找他的朋友高见平，对他说：“长沙有一位领导的孩子想去泰国，你只要找人把小孩弄出去就行，报酬从优。你大女儿的户口还可以弄到长沙市。”
高见平原是湖南人，1979年全家迁到瑞丽。他虽然到瑞丽十几年了，至今还是临时户口，要能把女儿户口迁入省城长沙，那可是再好不过了。
1991年9月，黄某一个电报把高见平召到长沙，与陈志良夫妇见了面。
高见平问陈志良：“听说你有个小孩判了刑，想弄到那边去？”
陈志良说：“恐怕不方便吧？”
高见平连忙拿出帮黄某等人办的两张缅甸居住证说：“办这个不难，那边穷得很，官员好贿赂。”
陈志良老成持重，含而不露，倒是曾庆菊热情接待，最后在高见平返回云南时，还送上旅费1400元。
1991年10月初，陈志良找到小舅子曾庆湖，让他帮陈文武办临时身份证和边防证，并交给他一张陈文武照片的底片。10月底，曾庆湖谎称其子曾凡勇的身份证丢失，要去云南瑞丽搞副业，在Ｓ县公安局顺利办到了“两证”。
11月，陈志良认为必须先摸清边境的情况和高见平的底细，方可开始下一步行动，于是派曾庆菊千里迢迢去了瑞丽。曾庆菊经过实地考察，认为高见平家境殷实，颇有人缘，比较可靠。再加上苏联“8·19事件”后，边境一带内紧外松，曾庆菊觉得时机难得。为防止夜长梦
多，曾庆菊就邀请高见平一同来到长沙，准备伺机行动。
路上，曾庆菊买了一本相书，认真研究。她反复看了高见平的面相和手相，又问了他的生辰八字。一切测算表明，高见平大吉大顺，陈文武外逃必能成功。
高见平到达长沙后，陈志良亲自送他到部队招待所住单间，送上水果，送上零花钱，每天好酒好菜地招待，高见平一住就是十几天。期间，陈志良还将高见平请到家中设家宴款待。
这天晚上，高见平酒足饭饱之后，顺便问陈志良：“陈文武什么时候能出来？”
陈志良说：“快了，正在办。”
高见平又问：“陈文武逃跑后，公安局会不会追查？”
陈志良说：“不会，这是少管所的事，公安局不会插手。”
曾庆菊为了让高见平宽心，马上插上话说：“高大哥，你别担心，现在少管所人员爆满，犯人跑一个还少费一个心呢！再说少管所的干部不知有多少事求我家老陈哩！那个史管教，为了他老婆工作调动的事，天天找我们，这个顺水人情他还不送？”
一番话说得高见平心宽了许多。
与此同时，陈志良为能名正言顺地让儿子走出监狱，并伺机脱逃，他连续三次到少管所与儿子商量脱逃之事。
犯人家属来探视，按规定干部必须在场监听，但是少管所的史管教因为有求于陈志良，碍于面子，不便监听；另外，他认为陈志良是领导干部，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就没有按规定监听，结果无意中为他们父子勾结策划阴谋提供了方便。
11月30日，陈志良从史管教口中了解到，陈文武已被批准12月3日带出监狱治疗“性病”。
当晚，陈志良与高见平密谋了四条逃往瑞丽的路线。最后，陈志良经过反复斟酌，选择了长沙─广州─茂名─柳州—昆明这条大迂回路线，便于摆脱追捕。
陈志良送给高见平2300元“辛苦费”，还把陈文武的“两证”交给了他。万一陈文武被抓，身上搜不出任何牵涉他人的证据。
一失足成千古恨企图移居国外的逃犯（4）
D。1991年12月3日，史管教押着无期徒刑犯人陈文武走向监狱大门，值班干警检查了犯人陈文武出监治疗性病的证明，一抬手示意放行。
长沙市人民医院人头攒动，拥挤不堪。史管教带着陈犯排了八次队，看了两个科，楼上楼下来回折腾，不免有些疲乏。最后领了药，陈犯还要上楼注射，史管教懒得动，就叫陈犯自己上楼注射，他在挂号厅内等候。可是陈犯一去半个多小时，史管教感到不对头，马上到楼上各层寻找，早已不见陈犯踪影！
史管教连忙跑到住在医院附近的陈家，问陈犯的母亲曾庆菊见没见到陈文武，曾庆菊安慰他说：“别急，小武子说不定遇上了哪个哥们儿，一起去吃饭或者玩电子游戏去了。”
曾庆菊要留史管教吃饭，史管教哪有胃口？陈犯的父亲陈志良见史管教心急如焚，便装模作样地骑上自行车和史管教一起上街寻找。直到下午4点钟，仍没有陈文武的踪影，史管教无奈之中，只得打电话向少管所领导报告情况。
少管所领导到陈家要求陈志良夫妇提供线索，陈志良想了想，翻出陈文武的身份证，递给干警说：“没有身份证，我估计他跑不远。别不是又跑回郊区老家去了。我带你们去老家看看。”
到了郊区老家，陈志良依次敲开亲戚家门，郑重交待：陈文武来了，一定要扣住他送回。然后又带领干警摸黑来到久不住人的陈家老屋，示意干警包围了老屋。他自己摸到窗边，边往里照手电边喊：“武子，出来吧！”屋内有几只大耗子窜来窜去，显然不曾有人来过。
连续几天，干警们四处设卡，堵截追捕一无所获。两年前杀死学生的少年犯脱逃的消息很快传遍长沙，陈文武脱逃再次成为长沙人关注的热门话题。有人说，陈文武有亲戚在台湾，他已经逃到台湾去了；有人说，看见曾庆菊到银行取出巨款，一定是贿赂干警私放了罪犯；还有人举报，陈文武逃跑前曾多次打听出境的情况……受害人曹武的母亲找到少管所，要求干警不能放纵罪犯，一定要把陈文武捉拿归案。
为了核实有关情况，干警们多次来到陈家。陈志良一再内疚地表示，陈文武的脱逃太对不起干警了。曾庆菊声泪俱下地说：抓住武子枪毙他也不解恨！
干警们向陈志良夫妇交待政策，陈志良态度诚恳而又坚定地说：“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决不会摔跤。陈文武那年杀人，还是我送他去投案自首的！”
陈志良夫妇的表演，暂时赢得了干警们的信任。
一失足成千古恨企图移居国外的逃犯（5）
E。陈文武脱逃后，鉴于他是杀人犯，危险性大，公安部门配合少管所进行侦查搜捕。省公安厅向云、贵、闽等省发了通缉令。
12月16日下午4时，市公安局通知少管所：11月初，曾庆菊在外县申请过边防证前往瑞丽；11月中旬，有人见曾庆菊与高见平有过一次接触。少管所领导研究决定，立即派人赴瑞丽查清这条线。任务交给了刘焕清和谭桂祥。
刘焕清，45岁，曾在昆明军区服役12年，当汽车兵时常去中缅边境，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
谭桂祥，34岁，是陈文武所在中队的指导员。参加过边界自卫反击战，会擒拿格斗，又熟悉陈文武。二人接受任务的当晚就登上了开往云南的列车。
他们到达昆明后，与云南公安厅和武警边防支队取得联系，请求电告瑞丽方面控制高见平，各边防口岸防止陈文武出境。在云南监狱管理局的帮助下，他们登上飞往芒市的飞机。下机后又驱车100公里，抵达瑞丽。但高见平已去向不明。
县公安局的人说，他们在接到公安厅的电文后，从农场到县城，从各个口岸到村寨，马不停蹄地拉网搜查，一直不见他的踪影。据说他是从16日开始失踪的。
瑞丽与畹町、盈江，形成一块三角地伸入缅甸腹地。这里地处滇西，接近北回归线，四季如春，气候宜人。由于这一带靠近缅甸的“金三角”，是走私毒品、枪支及其他违禁物品的地下通道和地下交易地，也是黑社会、偷渡客、妓女等活动猖獗的地方。在这种地方查找逃犯
，是十分困难的。
陈文武从长沙人民医院逃跑以后，马上跟随高见平按照陈志良策划的迂回路线，摆脱了警方的围追堵截，顺利到达瑞丽。一到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