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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陶志强也明白，这些事都不是他说了算。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他会鼓足勇气，做出取信和拿报纸的样子（他既无信取也无报纸可拿），去他上班的地方走走。他看见，以前他打扫得纤尘不染的办公室，而今跟别的办公室一样，地板上横躺着陈旧的皮鞋印，桌上和文件柜上的灰土，在阳光的斜照中水藻似的摇曳着，或者火苗似的蒸腾着。那些人见他走进来，很不好意思地举起沾上灰尘的手，说一声：“要是陶老师在，我们这双手十天都可以不洗，现在，哎！”开始他很自豪，他从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并且不知羞耻地（他自己这么认为）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将他返聘回来之类。但很快他就发现，人家那些话也不过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打心眼里就没觉得他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甚至不觉得是必要的。同时他还发现，去的前几次，人家给他热情地打招呼，还为他倒水喝，去的次数多了，人家就不再招呼了，更别说倒水了，他成了众人眼中的碍目人。这人活一辈子，是要讲脸面的，别人都已经厌烦你了，你还去干啥呢！
几十年来，他的世界像一块西瓜被切成了两半，一半单位，一半家里。而今单位的那半被拿走了，只剩下家里的了。———正是因为想到家里，陶志强的心情坏透了。他觉得，自从妻子去世后，家里的这半西瓜就腐烂掉了。他结婚早，育有三个儿子，妻子撒手的那年，最小的儿子都参加了工作。当初，他和妻子在整条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很体面的，因为三个儿子都很争气，顺顺当当地往上念书，好像没费多少力气，就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三兄弟都落户县城，找到了各自的职业，收入不错，对父母孝顺，三兄弟的关系也很和睦。他没想到，由亲情维系起来的关系有时候是很脆弱的，这在他们母亲去世后不到半年就反应出来了。那些日子，老大陶科每隔十天半月就领着两个弟弟回到家里（县城到沙湾镇，在清溪河上坐汽船，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安慰他，劝解他，还关心他是不是再为他们找个后妈。他神思恍惚的，每一脚踩下去，都溅起他和亡妻将近30年的共同生活，那是点滴汇成的涓流，和风细雨又汪洋恣肆，通透润泽又锥心刺骨，他哪有心思去想续弦的事情！大儿子听了他的话，流了泪，说爸爸，你放心，我们几兄弟会好好照顾你，你就跟妈在的时候一样。当时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承认了妻子的确已跟他永别了的坚硬事实，亡人的气息和缠绕他的梦境，都被河风带走了。自从他表态不想续弦之后，儿子们也就很少回来了，他守着一个空窠，只能回顾丧妻的创痛，独自舔舐伤口。然而这怎么成呢，生活是要继续的，他需要振作起来。
到这时候他才明白，有妻子和没有妻子，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大儿子陶科就是从他的振作当中看出了危险的苗头。就算一个人能够把复苏的精气神掩藏起来，但生活下去的渴望却掩藏不住。陶科再次带着两个弟弟，频繁地来父亲家走动。他有那么多话说，厚实的嘴皮子，不知疲倦地碰来碰去。他说的话，没有一句是与父亲有关的，但又没有一句不是与父亲有关的。他眼睛看着二弟陶学，讲一些鳏夫再娶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惊心动魄：某男人管不住后妻，却又不得不管，比如后妻与别的男人乱搞，能不管吗？这样一来，他就被后妻毒死了，还碎了尸，分装几条蛇皮口袋，扔进了清溪河里；某男人跟一个离婚女人再婚，结果那女人根本就没与前夫离婚，只是想捞这个男人的钱，做出了离婚的假象；某男人成了后妻骗保的工具，后妻给他买了这样险那样险，看上去都把他牵挂到心尖尖上去了，可一旦时机成熟，那女人想把高额赔保费弄到手，就是不惜手段的。诸如此类。陶学听得很认真。陶学从小就是这样的，自己没长脑袋，他的脑袋是哥为他担在了脖子上。小儿子陶家似听非听，脸上浮荡着一层忧郁的薄雾。陶志强不想听，可又不能不听，他非常清楚大儿子讲这些故事的用意。几十年的机关生活，几十年跟朴实的乡民打交道，让他懂得，人心制造了很深的黑暗，可同时也创造了最大的光明，大体说来，他遇到的还是好人居多，陶科讲的那些，报纸上是登载过，可他陶志强没遇见过。在沙湾镇这个人员复杂的水码头上，多少年来，吵架的有，打架的有，杀人的也有，但那都是一时兴起，不像陶科说得那样毒辣阴险，早有预谋。
可是，他能说什么呢，说白了，儿子们不就是怕他再婚吗？怕他再婚，不就是因为他住的这套房子吗？
沙湾镇的北街临河，是镇上最古老的一条街，老到什么程度，以前没有个说法，只奇怪于它一直沿袭下来的建筑模式：每家住户之间，有战壕似的深槽，如果两端开着门，就能进出自如；家家都有三层楼，呈金字塔状，底楼是厨房、客厅和饭厅，二楼是卧室，三楼几乎没什么实际用途，最多可供三人站立，四面开小窗。而今，从东、西、南三面望出去，只能看到拥挤错杂的房屋，从北面望出去，则是宽阔的清溪河，夏秋时节，烟波浩渺，水鸟起伏，蔚为壮观。县里、市里乃至省里搞民俗学的专家，曾多次来这里考察，都没揭开这种建筑模式的谜底。直到陶志强的妻子去世的前两年，一切才真相大白了。沙湾镇上游不到一公里处，汇聚着三条河，除了清溪河，还有前河、后河，三条河像三条柔软的手臂，搂抱着一个巨大的半岛。半岛上住着数百户农家。他们跟别的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不同的，是他们基本不种大春作物，而是大面积地种植蔬菜，逢赶场天，就撑船渡河，到沙湾镇销售。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生活的土地下埋藏着宝藏。宝藏是被几个幽灵似的盗墓人发现的，他们在半岛上东挖西挖，时不时地抱走一些填满黑泥的坛坛罐罐。岛上人觉得蹊跷，就给镇政府反映了。镇政府没有一个懂行的，又给上级反映，这么一层一层的，就通到了省文物管理局。管理局联合考古研究所下来，没多久就有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大发现。
原来，这里是古巴人聚居地，或者说是古巴人部落的首都。
古巴人是一个谈不尽的话题。文王伐纣，汉王伐楚，都曾以之为前驱，且取得过辉煌的战绩，这证明了他们的勇猛；巴人曾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打败强大的殷商劲旅，证明了他们的浪漫；后来，他们在三峡一带神秘失踪，失踪得那么干净彻底，又证明勇猛和浪漫，并不足以征服命运……现在，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神秘部落被历史抹去之前的首都，对研究人类文化包括沙湾镇北街的建筑群落（专家认定，北街的建筑格局，是由古巴人传下来的），当然具有非凡的意义。
县里迅速反应过来，让镇上发布命令，不许任何人改造北街的建筑；即便要修缮自家房屋，也必须提出申请，经上级批准，而且要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之下实施。他们立志将沙湾镇开发为川东北旅游重镇，并希望在若干年之后，将其打造成湖南凤凰城那样的知名度。
这么一来，沙湾镇就成聚宝盆了，特别是北街居民，将来无需花一分一厘本钱，只要将房屋租给游客住，就有取之不尽的财源。
陶志强的儿子看到的就是这一着棋。他们害怕父亲娶进一个女人，那女人就要来跟他们抢财产。陶志强心下明白，三个儿子当中，大儿子是头儿，陶学什么都听哥的；陶家并不跟他们一条心，他同情父亲，只希望父亲过得好；可他性格软弱，担不起事，因此不管老大老二说什么，他都垂着头，忧郁着跟他母亲一样瘦长的脸颊，不开一句腔。
对儿子，陶志强充满了血肉相连的感情，可一旦把大儿子的机关识破了，他心里就难免有了厌恶。不是对儿子本身，而是对这种关系的厌恶。他想我把你们养大，含辛茹苦地送你们上了大学，都拿工资了，找女人了，到头来不知报恩，反而为了一点利益规约我的个人生活，这是不要良心的。当他以这样的眼光去看儿子的时候，就像孩子一样产生了逆反心理：此前，他并没有续弦的心思，至少没有明确的心思，现在倒有了，而且越来越强烈。
陶科把父亲都看到骨髓里去了。有一天，他对父亲说：“爸，你每个月不是有700块退休金吗？”陶志强说是呀，说得硬生生的。他以为大儿子把他那可怜的700元都想着了。陶科接着说：“爸，700块钱够你花的了。”陶志强说我也没打算找你们几兄弟要钱。陶科没顺着父亲的思路，而是说：“在沙湾，每个月只要有200块，就能天天吃肉，你抽烟再花200，零用再花100，也还余下200块钱。”陶志强有了一种彻骨的悲伤，他说：“你们都有娃娃，我余下那两百块钱，咋个给你们娃娃分呢？”陶科站了起来，严肃地扫了他的两个弟弟一眼，冷冷地、短促地说：“你们找爸要钱了？”陶学急忙申辩，说没有啊，你问爸爸，我啥时候找他要过钱哪？接着，陶科和陶学的目光，都转向了陶家。陶家垂下头，瘦长的脸上浮荡着忧郁。陶志强见不得陶家的这个样子，三个儿子当中，他最爱的就是陶家，他一看陶家的脸，就想起亡故的妻子。陶家为什么那么忧郁呢？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他高中都快毕业的时候，放假回来还跟街上七八岁的小男孩玩，兴致勃勃地陪他们抽陀螺，一抽就是半天……见陶家始终不开腔，陶科就把目光投到父亲身上去了，变得出奇的柔和，出奇的体贴人心。
他说：“爸，我的意思是，你如果需要找女人，就用那两百块钱去找吧，沙湾便宜，一次五十块就顶天了，我听人说，有个老头子去河坝找野鸡，事后只给了那女人一把豇豆。”
陶志强觉得天旋地转的，一巴掌扇出去，把大儿子打得口鼻流血。“滚！”他说。
那声音不像从他嘴里发出来的，而像是他的灵魂碰撞出的哀鸣。
儿子们从他身边挤过去，逃掉了。
陶志强在床上躺了整整两天，才爬起来弄了一顿饭吃。尽管饿了几顿饭，可他的身体一点也没有毛病。只是从神情上看去，他又像是得了大病：他的脸本来是方正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