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出我的名字，“您不记得我了？”她脸上死了一样，好半天，忽然活过来：“啊，是你呀，哎呀哎呀，那回可真是把你给冤枉了呀。”我故作惊讶状：“冤枉了？我？”其实我已经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可事后你就不来了。苏老师跟我说，这可真是把那孩子的心伤重了吧？”
那是我临上小学前不久的事。在东屋教室门前，一群孩子往里冲，另一群孩子顶住门不让进，并不为什么，只是一种游戏。我在要冲进来的一群中，使劲推门，忽然门缝把我的手指压住了，疼极之下我用力一脚把门踹开，不料把一个女孩儿撞得仰面朝天。女孩儿鼻子流血，头上起了个包，不停地哭。苏老师过来哄她，同时罚我的站。我站在窗前看别的孩子们上课，心里委屈，就用蜡笔在糊了白纸的窗棂上乱画，画一个老太太，在旁边注明一个“苏”字。待苏老师发现时，雪白有窗棂已布满一个个老太太和一个个“苏”。苏老师颤抖着嘴唇，只说得出一句话：“那可是我和孙老师俩糊了好几天的呀……”此后我就告别了幼儿园，理由是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其实呢，我是不敢再见那窗棂。
孙老师并没有太大变化，惟头发白了些，往日的慈祥也都并入慌张。我问：“苏老师呢，她好吗？”孙老师抬眼看我的头顶，揣测我的年龄，然后以对一个成年人的语气轻声对我说：“我们都结了婚，各人忙各人的家呢。”我以为以我的年龄不合适再问下去，但从此心里常想，那会是怎样的男人和怎样的家呢？譬如说，与她们早年的期待是否相符？与那阳光似的琴声能否和谐？
第一部分二姥姥
由于幼儿园里的那两个老太太，我总想起另一个女人。不不，她们之间从无来往，她与孙老师和苏老师素不相识。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仿佛相互的影子。
这女人，我管她叫“二姥姥”。不知怎么，我一直想写写她。
可是，真要写了，才发现，关于二姥姥我其实知道的很少。她不过在我的童年中一闪而过。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母亲在世时我应该问过，但早已忘记。母亲去世后，那个名字就永远地熄灭了；那个名字之下的历史，那个名字之下的愿望，都已消散得无影无踪，如同从不存在。我问过父亲：“我叫二姥姥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想了又想，眼睛盯在半空，总好象马上就要找到了，但终于还是没有。我又问过舅舅，舅舅忘得同样彻底。舅舅惟影影绰绰地人听说过，她死于“文革”期间。舅舅惊讶地看着我：“你还能记得她？”
这确实有些奇怪。我与她见面，总共也不会超过十次。我甚至记不得她跟我说过什么，记不得她的声音。她是无声的，黑白的，像一道影子。她穿一件素色旗袍，从幽暗中走出来，迈过一道斜阳，走近我，然后摸摸我的头，理一理我的头发，纤细的手指在我的发间穿插，轻轻地颤抖。仅此而已，其余都已经模糊。直到现在，直到我真要写她了，其实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她，以及写她的什么。
她不会记得我。我是说，如果她还活着，她肯定也早就把我的名字忘了。但她一定会记得我的母亲。她还可能会记得，我的母亲那时已经有了一个男孩。
母亲带我去看二姥姥，肯定都是我六岁以前的事，或者更早，因为上幼儿园之后我就再没见过她。她很漂亮吗？算不上很，但还是漂亮，举止娴静，从头到脚一尘不染。她住在北京的哪儿我也记不得了，印象里是个简陋的小院，简陋但是清静，什么地方有棵石榴树，飘落着鲜红的花瓣，她住在院子拐角处的一间小屋。惟近傍晚，阳光才艰难地转进那间小屋，投下一道浅淡的斜阳。她就从那斜阳后面的幽暗中出来，迎着我们。母亲于是说：“叫二姥姥，叫呀？”我叫：“二姥姥。”她便走到我跟前，摸摸我的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知道她脸上是微笑，微笑后面是惶恐。那惶恐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从她手上冰凉而沉缓的颤抖中我明白，那惶恐是在更为深隐的地方，或是由于更为悠远的领域。那种颤抖，精致到不能用理智去分辨，惟凭孩子浑沌的心可以洞察。
也许，就是这颤抖，让我记住她。也许，关于她，我能够写的也只有这颤抖。这颤抖是一种诉说，如同一个寓言可以伸展进所有幽深的地方，出其不意地令人震撼。这颤抖是一种最为辽阔的声音，譬如夜的流动，毫不停歇。这颤抖，随时间之流拓开着一个孩子浑沌的心灵，连接起别人的故事，缠绕进丰富的历史，漫漶成种种可能的命运。恐怕就是这样。所以我记住她。未来，在很多令人颤抖的命运旁边，她的影相总是出现，仿佛由众多无声的灵魂所凝聚，由所有被湮灭的心愿所举荐。于是那纤细的手指历经苍桑总在我的发间穿插、颤动，问我这世间的故事都是什么，故事里面都有谁？
二姥姥比母亲大不了几岁。她叫母亲时，叫名字。母亲从不叫她，什么也不叫，说话就说话，避开称谓。母亲不停地跟她说这说那，她简单地应答。母亲走来走去搅乱着那道斜阳，二姥姥仿佛静止在幽暗里，素色的旗袍与幽暗浑成一体，惟苍白的脸表明她在。一动一静，我以此来分辨她们俩。母亲或向她讨教裁剪的技巧，把一块布料在身上比来比去，或在许多彩色的丝线中挑捡，在她的指点下绣花，绣枕头和手帕。有时候她们像在讲什么秘密，目光警惕着我，我走近时母亲的声音就小下去。
好像只有这些。对于二姥姥，我能够描述的就只有这些。她的内心，除了母亲，不大可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但母亲，曾经并不对谁说。
很多年中，我从未想过二姥姥是谁，是我们家的怎样一门亲戚。有一天，毫无缘由地（也可能是我想到，有好几年母亲没带我去看二姥姥了），我忽然问母亲：“二姥姥，她是你的什么人？”母亲似乎卒不及防，一时嗫嚅。我和母亲的目光在离母亲更近的地方碰了一下，我于是看出，我问中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母亲于是也明白，有些事，不能再躲藏了。
“呵，她是……嗯……”
我不说话，不打断她。
“是你姥爷的……姨太太。你知道，过去……这样的事是有的。”
我和母亲的目光又轻轻地碰了一下，这一回是在离我更近的地方。唔，这就是母亲不再带我去看她的原因吧。
“现在，她呢？”我问。
“不知道。”母亲轻轻地摇头，叹气。
“也许她不愿意我们再去看她，”母亲说，“不过这也好。”
母亲又说：“她应该嫁人了。”
我听不出“应该”二字是指必要，还是指可能。我听不出母亲这句话是宽慰还是忧虑。
“文革”中的一天，母亲从外面回来，对父亲说她在公共汽车上好象看见了二姥姥。“你肯定没看错？”母亲不回答。母亲洗菜，做饭，不时停下来呆想，说：“是她，没错儿是她。她肯定也看见我了，可她躲开了。”父亲沉吟了一会儿，安慰母亲：“她是好意，怕连累咱们。”母亲叹息道：“唉，到底谁连累谁呢……”
那么就是说，这之后不久二姥姥就死了。
第一部分一个人形空白
我没见过我应该叫他“姥爷”的那个人。他死于我出生前的一次“镇反”之中。
小时候我偶尔听见他，听见“姥爷”这个词，觉得这个词后面相应地应该有一个人。“他在哪儿？”“他已经死了。”这个词于是相应地有了一个人形的空白。时至今日，这空白中仍填画不出具体的音容举止。因此我听说他就象听说非洲，就象听说海底或宇宙黑洞，甚至就象听说死；他只是一个概念，一团无从接近的虚缈的飘动。
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但当有一天，母亲郑重地对我讲了姥爷的事，那风还是显得突然与猛烈。
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嘛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母亲艰难地讲着，我惟默默地走路。母亲一定大感意外：这孩子怎么会这么镇静？我知道她必是这样想，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小心地摸索。我们走过几里长的郊区公路，车马稀疏，人声遥远，满天都是杨花，满地都是杨花的尸体。那时候别的花都还没开，田野一片旷然。
随后的若干年里，这个人，偶尔从亲戚们谨慎的叹息之中跳出来，在那空白里幽灵似地闪现，犹犹豫豫期期艾艾，更加云遮雾障面目难清——
“他死的时候还不到五十岁吧？别说他没想到，老家的人谁也没想到……”
“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
“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
“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儿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
“这个人呀，那可真叫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
“有个算命的说过，这人就是忒能了，刚愎自用，惹下好些人，就怕日后要遭小人算计……”
“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