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其实没他什么事了，他去了北京，想着是弃政从商塌塌实实做生意去。可是，据说是他当年的一个属下，给他编造了好些个没影儿的事。唉，做人呀，什么时候也不能太得罪了人……”
“其实，只要躲过了那几天，他不会有什么大事，怎么说也不能有死罪……直到大祸临头他也没想到过他能有死罪……抓他的时候他说：行呵，我有什么罪就服什么刑去。”
……
这里面必定隐匿着一个故事，悲惨的，或者竟是滑稽的故事。但我没有兴致去考证。我不想去调查、去搜集他的行迹。从小我就不敢问这个故事，现在还是不敢——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故事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让人怀疑。故事难免为故事的要求所迫：动人心弦，感人泪下，起伏跌宕，总之它要的是引人入胜。结果呢，它仅仅是一个故事了。一些人真实的困苦变成了另一些人编织的愉快，一个时代的绝望与祈告，变成了另一个时代的潇洒的文字调遣，不能说这不正当，但其间总似拉开着一个巨大的空当，从中走漏了更要紧的东西。
不是更要紧的情节，也不是更要紧的道理，是更要紧的心情。
因此，不敢问，是这个隐匿的故事的要点。
“姥爷”这个词，留下来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隐匿的故事，是我从童年到少年一直到青年的所有惧怕。我记得我从小就蹲在那片虚缈、飘动的人形空白下面，不敢抬头张望。所有童年的游戏里面都有它的阴影，所有的睡梦里都有它的嚣叫。我记得我一懂事便走在它的恐怖之中，所有少年的期待里面都有它在闪动，所有的憧憬之中都有它黑色的翅膀在扑打。阳光里总似潜伏着凄哀，晚风中总似飘荡着它的沉郁，飘荡着姥姥的心惊胆战，母亲的噤若寒蝉，奶奶和父亲的顾左右而言他，二姥姥不知所归的颤抖，乃至幼儿园里那两个老太太的慌张……因此，我不敢让它成为一个故事。我怕它一旦成为故事就永远只是一个故事了。而那片虚缈的飘动未必是要求着一个具体的形象，未必是要求着情节，多么悲惨和荒诞的情节都不会有什么新意，它在要求祈祷。多少代人的迷茫与寻觅，仇恨与歧途，年轻与衰老，最终所能要求的都是：祈祷。
有一年我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忏悔的人，走到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墓前，双腿下跪，我于是知道忏悔不应当只是一代人的心情。有一年，我又从电视中看见，一个懂得祈祷的人走到二战德国阵亡士兵的墓前默立哀悼，我于是看见了祈祷的全部方向。
姥姥给我留下的记忆很少。姥姥不识字，脚比奶奶的还要小，她一直住在乡下，住在涿州老家。我小的时候母亲偶尔把她接来，她来了便盘腿坐在床上，整天整天地纳鞋底，上鞋帮，缝棉衣和棉被，一边重复着机械的动作一边给我讲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母亲听见她讲那些故事，便来制止：“哎呀，别老讲那些迷信的玩艺儿行不行？”姥姥惭愧地笑笑，然后郑重地对我说：“你妈说得对，要好好念书，念好书将来做大官。”母亲哭笑不得：“哎呀哎呀，我这么说了吗？”姥姥再次抱歉地笑，抬头看四周，看玻璃上的夕阳，看院子里满树盛开的海棠花，再低下头去看手中的针线，把笑和笑中的迷茫都咽回肚里去……
现在我常想，姥姥知不知道二姥姥的存在呢？照理说她应该知道，可在我的记忆里她对此好象没有任何态度，笑骂也无，恨怨也无。也许这正是她的德性，或者正是她的无奈。姥姥的婚姻完全由父母包办，姥爷对她真正是一个空白的人形；她见到姥爷之前姥爷是个不确定的人形，见到姥爷之后，只不过那人形已不可更改。那个空白的人形，有二姥姥可以使之嘻笑怒骂声色俱全。姥姥呢，她的快乐和盼望在哪儿？针针线线她从一个小姑娘长成了女人，吹吹打打那个人形来了，张灯结彩他们拜了堂成了亲，那个人形把她娶下并使她生养了几个孩子，然后呢，却连那人形也不常见，依然是针针线线度着时光。也不知道那人形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忽然一声枪响，她一向空白的世界里惟活生生地跳出了恐怖和屈辱，至死难逃……
母亲呢，则因此没上成大学。那声枪响之后母亲生下了我，其时父亲大学尚未毕业，为了生计母亲去读了一个会计速成学校。母亲的愿望其实很多。我双腿瘫痪后悄悄地学写作，母亲知道了，跟我说，她年轻时的理想也是写作。这样说时，我见她脸上的笑与姥姥当年的一模一样，也是那样惭愧地张望四周，看窗上的夕阳，看院中的老海棠树。但老海棠树已经枯死，枝干上爬满豆蔓，开着单薄的豆花。
母亲说，她中学时的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给全班同学朗读。母亲说，班上还有个作文写得好的，是个男同学。“前些天咱们看的那个电影，编剧可能就是他。”“可能？为什么？”“反正那编剧的姓名跟他一字不差。”有一天家里来了个客人，偏巧认识那个编剧，母亲便细细询问：性别、年龄、民族，都对；身材相貌也不与当年那个少年可能的发展相悖。母亲就又急慌慌地问：“他的老家呢，是不是涿州？”这一回客人含笑摇头。母亲说：“那您有机会给问问……”我喊起来：“问什么问！”母亲的意思是想给我找个老师，我的意思是滚他妈的什么老师吧！——那时我刚坐进轮椅，一副受压迫者的病态心理。
有一年作协开会，我从“与会作家名录”上知道了那个人的藉贯：河北涿州。其时母亲已经去世。忽然一个念头撞进我心里：母亲单是想给我找个老师吗？
母亲漂亮，且天性浪漫，那声枪响之后她的很多梦想都随之消散了。然而那枪声却一直都不消散。文化革命如火如荼之时，有一天我去找她，办公室里只她一个人在埋头扒拉算盘。“怎么就您一个？”“都去造反了。”“不让您去？”“别瞎说，是我自己要干的。有人抓革命，也得有人促生产呀？”很久以后我才听懂，这是那声枪响磨砺出的明智——凭母亲的出身，万勿沾惹政治才是平安之策。那天我跟母亲说我要走了，大串联去。“去哪儿？”“全国，管它哪儿。”我满腔豪情满怀诗意。母亲给了我十五块钱——十块整的一针一线给我缝在内衣上，五块零钱（一个两元、两个一元和十张一角的）分放在外衣的几个衣兜里。“那我就走了，”我说。母亲抓住我，看着我的眼睛：“有些事，我是说咱自己家里的事，懂吗？不一定要跟别人说。”我点点头，豪情和诗意随之消散大半。母亲仍不放手：“记住，跟谁也别说，跟你最要好的同学也别说。倒不是要隐瞒什么，只不过……只不过是没那个必要……”
又过了很多年，有人从老家带来一份县志，上面竟有几篇对姥爷的颂扬文字，使那空白的人形有了一点儿确定的形象。文中说到他的抗日功劳，说到他的教育成就，余者不提。那时姥姥和母亲早都不在人间，奶奶和父亲也已去世。那时，大舅从几十年杳无音信之中忽然回来，一头白发，满面苍桑。大舅捧着那县志，半天不说话，惟手和脸簇簇地抖。
第一部分叛逆者
姥爷还在国民党中做官的时候，大舅已离家出走参加了解放军。不过我猜想，这父子俩除去主义不同，政见各异，彼此肯定是看重的。所以我从未没听说过姥爷对大舅的叛逆有多么地愤怒。所以，解放前夕大舅也曾跑回老家，劝姥爷出去避一避风头。
姥爷死后，大舅再没回过老家。我记得姥姥坐在床上纳鞋底时常常念叨他，夸他聪明，英俊，性情仁义。母亲也是这样说。母亲说，她和大舅从小就最谈得来。
四五岁时我见过一次大舅。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玩，院门外大步流星走来了一个青年军官。他走到我跟前，弯下腰来仔细看我：“嘿，你是谁呀？”现在我可以说，他那样子真可谓光彩照人，但当时我找不出这样的形容，惟被他的勃勃英气惊呆在那儿。呆愣了一会儿，我往屋里跑，身后响起他爽朗的大笑。母亲迎出门来，母亲看着他也愣了一会儿，然后就被他搂进臂弯，我记得那一刻母亲忽然变得像个小姑娘了……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屋里……然后他送给母亲一个漂亮的皮包，米色的，真皮的，母亲喜欢得不得了，以后的几十年里只在最庄重的场合母亲才背上它……再然后是一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中山公园去，在老柏树摇动的浓荫里，大舅和母亲没完没了地走呀，走呀，没完没了地说。我追在他们身后跑，满头大汗，又累又无聊。午饭时我坐在他俩中间，我听见他们在说姥姥，说老家，说着一些往事。最后，母亲说：“你就不想回老家去看看？”母亲望着大舅，目光里有些严厉又有些凄哀。大舅不回答。大舅跟我说着笑话，对母亲的问题“哼哼咳咳”不置可否。我说过我记事早。我记得那天春风和煦，柳絮飞扬；我记得那顿午饭空前丰盛，从未见过的美味佳肴，我埋头大吃；我记得，我一直担心着那个空白的人形会闯进来危及这美妙时光，但还好，那天他们没有说起“他”。
那天以后大舅即告消失，几十年音信全无。
一年又一年，母亲越来越多地念起他：“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听得出，母亲已经不再那么怪他了。母亲说他做的是保密工作，研究武器的，身不由己。母亲偶尔回老家去从不带着我，想必也是怕我挨近那片危险——这不会不使她体谅了大舅。为了当年对大舅的严厉，想必母亲是有些后悔。“这么多年，他怎么也不给我来封信呢？”母亲为此黯然神伤。
大舅早年的离家出走，据说很有些逃婚的因素，他的婚姻也是由家里包办的。“我姥爷包办的 ？”“不，是你太姥爷的意思。”大舅是长孙，他的婚事太姥爷要亲自安排，这关系到此一家族的辽阔土地能否有一个可靠的未来。这件事谁也别插嘴，姥爷也不行——别看你当着个破官；土地！懂吗？在太姥爷眼里那才是真东西。
太姥爷，一个典型的中国地主。中国的地主并非都像“黄世仁”。在我浅淡的记忆里，太姥爷须发全白，枯瘦，步履蹒跚，衣着破旧而且邋遢。因为那时他已是一无所有了吧？也不是。母亲说：“他从来就那样，有几千亩地的时候也是那样。出门赶集，见路边的一脬牛粪他也要兜在衣襟里捡回来，抖落到自家地里。”他只看重一种东西：地。“周扒皮”那样的地主一定会让他笑话，你把长工都得罪了就不怕人家糟踏你的地？就不怕你的地里长不出好庄稼？太姥爷比“周扒皮”有远见，对长工们从不怠慢。既不敢怠慢，又舍不得给人家吃好的，于是长工们吃什么他也就跟着一起吃什么，甚至长工们剩下的东西他也要再利用一遍，以自家之肠胃将其酿成自家地里的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类的倡导看来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太姥爷守望着他的地，盼望年年都能收获很多粮食。很多粮食卖出很多钱，很多钱再买下很多地，很多地里再长出很多粮食……如此循环再循环，到底为了什么他不问。他梦想着有更多的土地姓他的姓，但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