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迟一班飞往美国芝加哥的航班，火速调集了3架次波音747－400——世界上最先进、最大型的全货机，执行救灾物资运输任务。 为尽早将救灾物资送到灾民手中，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黄登科局长、王瑞萍副局长亲临现场组织指挥；首都国际机场警卫处打开5号门，实行救灾物资独立场所装机；商检、卫检部门主动上门服务，提早做好报检手续；海关采取先过关、后报关等措施，保证了时效……接到飞行任务时，副驾驶曾继开正在同父亲搬家。他二话没说拎上包就走，和同事一起连夜研究新航线飞行方案…… 由于飞越国航空管制等原因，巨大的波音飞机在跑道上“趴窝”近17个小时。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的南航运营控制部副经理丁安宁心焦不已：“通过电视看到灾民们流离失所，我们的救援物资哪怕早一分钟送到他们手中也好呀！” 29日上午，装载着115吨包括帐篷、床单、毛巾被、鱼罐头、牛羊肉在内的5840箱救灾物资，首架波音747－400带着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从首都机场飞向斯里兰卡； 30日，第二架装载70吨3010箱救灾物资的波音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飞向印度尼西亚； 2005年1月2日，装载90吨3688箱物资的波音飞机再次飞向印度尼西亚，物资中增加了蚊帐、发电机和药品等； 1月3日，装载100吨3688箱物资的波音飞机飞向斯里兰卡； 1月4日，一架伊尔76飞机从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飞往泰国； 1月5日，曾两度飞往印度尼西亚的波音飞机再次送去了血压计、听诊器、担架、拐杖、喷雾器、药品、床单等物资； …… 1月5日晚，前往印度尼西亚出席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用自己乘坐的专机给受灾地区带来了16吨紧急救灾物资。就在出发前，温家宝明确指示，要充分利用专机的空间，尽可能减少行李，为受灾邻国多捎一点急需的东西。 “中国总理是唯一一位用自己乘坐的专机给我们运来救灾物资的外国领导人”，印度尼西亚外交部官员拉赫玛•；普拉莫诺6日在雅加达会议中心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总理的举动令我们深为感动。” 他抵达斯里兰卡时，还穿着棉裤棉鞋 28日凌晨1时许，38岁的郭迅抵达斯里兰卡时身上还穿着棉裤棉鞋，而当地气温达到了摄氏30多度。 作为联合国灾害评估与协调队队员、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郭迅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和中国地震局的安排下，紧急赶往斯里兰卡进行灾情评估，成为最早抵达受灾地区的中国专家。 成立3年多的中国国际救援队旋即进入待命状态。周末正在街上购物的中国地震局应急救援司副司长陈虹收到局里发来的手机短信，立刻赶回地震局，和同事一起为出发做准备。 29日晚10时，救援队接到出发通知，由35人组成的中国国际救援队医疗小分队受命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印度尼西亚亚齐省开展救援。 30日10时，全体队员在首都国际机场集结，17时30分飞机起飞。 31日23时50分，救援队几经周折抵达印度尼西亚班达亚齐机场。 2005年1月1日清晨6时，救援队开始第一次医疗巡诊……
第二部 面对第21节：世纪大救援（中国篇）（4）
连日来，救援队已经搜索和清理出数十具遇难者尸体，诊治近6000人次。 随着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出发，一支支中国救援队陆续奔赴受灾国家。30日23时，第一支国家卫生救援队从上海赴泰国；31日16时，第二支从广东赴泰国；2日12时，第三支从北京赴斯里兰卡；8日，3名澳门医疗人员抵达斯里兰卡灾区加入中国医疗队；11日，首支红十字会救援队将按计划前往印度尼西亚，其他队伍也整装待发。卫生部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陈贤义透露，“现在组建起来的人员共189名，已出发的45名。他们为数千名灾民提供了医疗服务，每天还要对当地的饮水和公共卫生进行消毒清理，清运遇难者遗体。” 印度洋地震海啸也牵动着中国科学家的心。海啸第二天，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当即向有关部门“请缨”。1月1日，由5名专家组成的ＤＮＡ鉴定组抵达泰国灾区，迅即投入ＤＮＡ鉴定工作。1月3日，泰国政府同意将泰国遇难者的ＤＮＡ鉴定工作交由中国完成。1月6日，第一批1000个样品送抵北京鉴定。 五星红旗在营地升起，“ＣＨＩＮＡ”字样犹如火焰般跳动……在前所未有的世纪大救援中，中国救援队员和专家们在行动。 200元人民币，与百万美元的捐助同样情深意重 “此次地震和海啸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我对受灾的人们非常同情。尽管我只是一名初中学生……你们一定会渡过难关。” 这是北京中关村中学初三学生付晋写给斯里兰卡总统信中的话。 12月31日中午，刚刚参加完班级新年联欢的付晋和他的同学刘肖阳来到斯里兰卡驻华使馆，向灾区捐赠了200元钱和一包衣服。 这是斯里兰卡驻华使馆接待的第一批捐款人。刘肖阳说：“发生这样惨痛的悲剧，心里不好受，想为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当天下午，斯里兰卡大使罗德里格就向温家宝总理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激动地说：“在我们眼中，这200元钱与一笔百万美元的捐助同样情深意重！” 不只是斯里兰卡大使馆的电话响个不停。 中国红十字总会30日向社会发出募捐呼吁并公布热线和账号后，电话就响个不停，新年第一天上午接到近300个。 但是人们还是反映电话太难打进去，红十字会1月2日晚不得不与电信公司协调，临时增设了6个分机；人手不够用，连物业公司也派人一起接听电话。在10来天的时间里，红十字会接到捐款和捐款承诺已突破一亿元。 “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捐助规模确实是最大的一次。”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最忙的时候，他在医院当护士长的夫人也来帮忙，一直忙到凌晨3点。 5元、10元、20元……不分男女老幼，无论天南地北，中国人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李娜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癫痫的28岁女孩，从电视上看到海啸后，断断续续地跟母亲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要帮助他们。”在母亲的陪伴下，她来到红十字会，捐出了1万元。 沈阳市一位年仅6岁的小学生牟奕祯，元旦那天在爸爸、妈妈陪同下，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小储蓄罐来到沈阳市红十字会，将他积攒了三年多的一枚枚硬币总计177．71元，全部捐给灾区。他说：“我想用这些钱给他们盖学校，让灾区小朋友和我一样能高高兴兴地上学。” 在许多国家机关单位，人们自发地来到募捐箱前，献出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体育名星、演艺明星行动起来，举行各种募捐和义演活动；各类企业也慷慨解囊，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中远公司捐助1000万元人民币，联想集团捐助50万美元…… 民政部专门设立了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统一负责组织协调、数据汇总、信息发布等工作。这间面积不大的屋子摆放着十多台大屏幕电脑。来自红十字会总会和慈善总会的捐赠数据不停地通过电信网络涌进电脑。 “民间捐款非常踊跃，每隔一会就要整理一次各地传送来的最新捐赠数据。到10日下午4时，捐款到账资金达到1亿5千万元。”值班的工作人员陈伟一边整理汇总数据，一边说：“灾区人民的痛苦和面临的巨大困难，正紧紧揪着每一位中国人的心。”
第二部 面对第22节：中国领导人为国民作表率（1）
佚 名 中国对印度洋海啸灾区的捐款额相当于26万多农民的年总收入。 “看到那一张张愁苦的脸庞；一次次绝望的痛哭；一个个带着惊恐眼神的孩子；我就不由自主地把钱掏出来。”北京一位张姓公务员说。 “华人曾经被不公平对待；海洋领土有纠纷；这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和捐款有什么关系呢？我没有想那么多，我只知道不应该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而减少一丝一毫的同情。” 他只捐了100元，“这100元和李嘉诚的几千万是一样的；他有钱；多捐；我钱少；少捐。” 张先生这样的捐款者并不在少数，这种和人类普世情怀相一致的举动在中国已经不再是新闻。 中国的捐助增加了30倍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灾难在圣诞狂欢的“闭幕式”后袭来。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宣布向受灾国提供价值2163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和现汇援助。 而谁也没有想到，灾难导致的死亡人数会成几何级数的攀升。在海啸冲击波开始向全球扩展时，各国才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巨灾。 美国总统布什在2005年1月3日忽然宣布增大对灾区的救济力度。一些国家也纷纷增加捐款。 中国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援助计划，也主要是由于灾难的扩大和遇难人数的上升。12月29日晚，外交部长李肇星紧急召开财政部、商务部、卫生部、地震局和军队有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商定大幅增加中国政府对受灾国家的物资和现汇援助。 12月31日，温家宝总理在会见受灾国家驻华使节和部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时表示；中国将在以往援助基础上追加5亿元人民币的救灾款；此时；中国捐款总额折合美元达6200万。 外交部负责有关工作的一位官员说，此次大规模对外援助涉及20多个部门，由于灾难巨大，才决定增加5亿元，决策是中央作出的。 “一般来说；外交部会根据灾难进展情况，根据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关系等因素提出建议；由高层决策。按照惯例；上面作出决策后；由商务部外援司来执行；其他机构配合。” 1月6日；温家宝在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承诺；再提供2000万美元用于多边救援和重建。按照2003年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国的捐款额相当于26万多农民的年总收入。 一位参与此次援助协调的官员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能力和灾难的实际情况来综合判断的，我们已经尽力了。”
第二部 面对第23节：中国领导人为国民作表率（2）
我为苦难的人们做了什么 中国领导人为全体国民做了表率，不仅以个人身份捐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海啸峰会时；也将16吨救援物资带上了专机。还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这样做的。 在出席会议时，温总理在发言中说：“我们愿分担你们失去亲人、朋友、同胞的痛苦与悲伤”，“全体中国人民、本地区各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都将与你们同舟共济、共赴时艰”。 在民间，出现了类似于“捐款竞赛”、“爱心竞赛”的情形。公众也对应该如何捐款发生了讨论。 有人问：国内需要帮助的人群也很多，有善心为什么不可以先帮助自己人呢？ 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在1月6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此类问题做了公开回应，“部分公众将这次援助受灾国体现的同情心与国内赈灾情况相比较，这不是国内绝大多数公众的情绪”，“他们没有把这个事情简单地看作是他国的事情，而是真正地把它看作是自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