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儿了，又哭又笑。火车什么都不管，铆足了劲开始向前奔，谁要是想跟它较劲可就傻了，龙生是学校数得着的聪明学生，他站住不跑了，不光站住，而且他还飞快地往后退，越来越快，很快就缩成一个小点儿，等到他看不见了的时候我松了口气，退回到车厢里。
车窗外，街道在移动，房屋变化着位置。渐渐城市成了一片灰蒙蒙的影子，像发大水给淹了，满视野都是庄稼地。我弯腰把一个塑料黑提包放到脚底下，里面是我十几年的家当，也算是纪念吧。这么说其实不对，纪念应该是件看不见的事儿，能拿能扔的都算不上纪念。但是人呢？人是东西，看得见，可又没法儿拿，要是能拿我早就把龙生揣兜里了。龙生啊龙生，一想到他我又不好受了。
远远的，一个屯子罩在一团金灿灿的烟雾下，我好像闻见了一股烧苞米叶子的味儿，很好闻，还听见大鹅嘎嘎叫，追着小孩子光着脚丫子四下疯跑。上小学时我写过篇作文，写得就是这样儿的农村生活，老师怀疑我是从哪抄的，因为她认为那篇作文写得真实生动。
半夜我忽然醒来，火车“咔嚓嚓咔嚓嚓”的响声听着挺舒服，好像它会永远这么开下去，你不用担心。我对面的一个男的在打呼，看着他肚子一瘪一鼓一瘪一鼓，让我想起了爷爷，夏天爷爷光身子睡觉的样子。然后我想到我和爷爷差不多，都说走就走了，我坐在火车上，爷爷呢，在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我扭头望望车窗，希望能看见爷爷在跟着火车飞跑。黑漆漆的玻璃上映出车厢里七扭八歪的人影，大伙都在睡觉。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哪地方不对劲，低头一看提包不在脚底下了。我厥屁股趴到地上，看来看去还是没有，老天爷！这时有只脚踢在我屁股上，我费劲地从座位底下爬出来，那个打呼的男的木呆呆瞪着我：想干吗小子？
大钟响起来：东方红，太阳升，这曲调只在北京火车站能听到，所以我很激动。周围的人你挤我拥大包小裹累得半死，只有我两手空空轻松自在。东方红一完就是一声声钟响，一共响了九下，我走出车站来到广场上。
白茫茫的阳光撒满天安门广场，我之所以来到天安门是因为是人就知道这个地方。这地方真宽阔，人一来到宽阔的地方就容易觉得畅快，好像什么事儿都能重新来一回。我妈跟我吹过在天安门上见到过毛主席，说他们怎么又哭又跳，我觉得她一定是记差了。有什么新鲜的，我也见着了，老大一个人头挂在那，又不是瞎子。
中午我在前门吃了碗拉面，我一次次对自己说王高你大聪明了，把龙生给的五十块钱放在鞋案里，不然就得饿肚子了。我没要过饭，这辈子也不打算要饭。可惜了龙生的零花钱，零零碎碎也有二三十块，都喂狗了。晚上我买了两个面包，大钟打十下时我又回到火车站。姥姥家地址我有，可我不想去，下午我去王府井那个大书店，没找着我妈。明天再到别的书店找找，找不着再说，好办。
我打第四次电话才是我妈接的，听见我说我在北京就没声了，我以为她把电话挂了呢。过了半辈子她才问：你在哪？我说就在大院门口，当兵的正用枪对着我呢。
姥姥姥爷逛菜市场去了，我妈让我抓紧时间洗个澡，连说话的功夫都没有。慌里慌张换上她的一件运动衣，走出大院来到街上我才得功夫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她一直有些好奇地看着我，听说我是神秘失踪的，除了龙生没人知道我上哪了，她忽然攥起拳头捶了我一下，骂了我一句“臭小子”，嘻嘻笑了。我一下觉得我妈真可爱，她到底是我妈呀！
她想了想说反正是早晚的事儿，问题是太突然，让她拿我怎么办呢，回姥爷家可能有点儿问题。我坚决不去！我说。她很快地扫了我一眼，那就住旅馆。
旅馆二十块钱一个人，我住了两天我妈就找着房了。她说自己真有运气，同事的亲戚正有房要出租，远点儿，但是便宜，一个月一百二十元。她买了两张行军床，从姥姥家拿的被褥。她当然告诉他们我来了，他们的意见是随你们的便。我和我妈都不会误解。
晚上我躺在行军床上，这是我在北京的床啊！我兴奋得睡不着。
王高，你打算怎么办？我妈在黑暗中问我。
你说怎么办。我说。
你听着，我一个人养不了你，我给你找了份工作，说好后天上班。
龙生：你好！
我上班了，在商店卖汽水。我妈给我买了辆车，六点
起床，骑一小时十八分到商店，这是我的纪录。我和我妈
租房住。昨天刮大风，差点把耳朵刮没了，真惨。你就好
好上学吧。我很好，有五个姐姐，一个妹，我挣钱可以自
己花，我妈不要。昨天我和姐妹们去了麦当劳，是一个美
国人开的饭店，你来我带你吃。不写了，经理要来了。河
沟结冰了吗？奶奶好吗？
想念你的王高
蔡小妹的眼睛瞪得像灯泡一样亮，围着我的有一圈灯泡，照得我心一阵发虚，可我挺住了。
真的吗？！你妈自己在床上生的你！真的吗？！把被子都咬烂了！真的吗？！一脸盆的血！真的吗？！我说是炕，不是床。可她们没见过炕。告诉你们，那会儿她才十六。我本想说十四，又怕太过了。她们互相望望，吃吃傻笑起来。对我妈她们佩服得要命，觉得不是一般人，连她叫高红军她们都觉得了不起。我说那是文化大革命，她们听说过，我说插队她们就不懂了。我告诉她们就是一帮年轻人从城里到农村去，她们坚决不信，骗人吧你，只有人从农村往城里来。我他妈的也解释不清了。
你爸上哪儿去了呢？蔡小妹细心地问。我说我爸在东北，是开车的，他赌钱，所以我妈和他离婚了。
这回她们全明白。
睡觉的时候我和我妈头对头，她一睡着就喘粗气，声儿还不小。我说：妈你睡觉打呼。她说我胡说。我给她学她的呼噜，她笑了，要是光听她笑没准以为是个小姑娘呢，又清脆又开心。我发觉离开东北和我那个爸，她有些改变，比原来爱笑多了。没人和她打架了，她来不来就和我动手动脚，踢我的屁股。
我爸在哪？
我妈不笑了，过了一万年终于问了一句：干吗，想找他呀？
我倒没想过。
我爸是个顽主，顽主这个词我像在哪儿听说过。我妈说顽主的意思就是指胆子大，什么都敢干，到处乱跑的小青年。他那会儿就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集体户里呆不住，满世界疯跑，山西陕西内蒙，他人特仗义，四处有朋友。
那多好玩呀！我听得来劲，不由坐起来。她想了想说：是挺好玩的。
后来呢？
后来他被抓起来判了，七年。
春天的风倒不会把耳朵刮掉了，可它像个大巴掌捂着你的嘴，不让你喘气。我恨透了北京的风，可是和老天爷有什么理可讲。我就学会了一条：忍着。
夏天也不好受哇。人在太阳底下就跟在火炉上烤差不多。蔡小妹她们不愿意在外边卖饮料，怕把脸晒黑了，我反正本来就黑。经理买了把大阳伞，不然啤酒汽水都是烫的。一到中午我就犯困，趴在箱子上什么都不知道了，经理拿走两瓶啤酒我也没醒，他扣了我这月的奖金。小妹她们给我又凑上了，没有我她们的脸能白吗？
有天下午一辆车停到马路边，从车上下来一男的，要一瓶可乐。我收了钱把可乐递给他。他嫌太温乎了，这怎么喝呀！我说是热点儿，可都打开了怎么办？
好办，你喝了吧。他说着就把可乐递给我，我哪能喝，经理知道该扣奖金了。扣就扣吧，我给你补双份。这人说话真他妈怪，是不是有病啊。
我打量他的穿着倒不像个疯子，衬衫白得晃眼，一点儿褶儿也没有，米色的裤子上两条线笔挺笔挺的。忽然我自己吓了自己一跳，这个人长得像谁哪？怎么这么面熟哇！我姐她们走过来，都盯着他看。他笑笑，问：看什么？她们支支吾吾，吃吃直笑。那个男的说：他和我挺像是不是？
是呀，说的就是呀！
那就对了，他是我儿子。
那辆车鲜红鲜红，像人血染的。我坐上去之后他开动了汽车。我一阵兴奋，心直哆嗦。我哪儿都不看，就盯着他开车的手，他开车和王继良不一样，他开车像玩。他看看我，又看看我，忽然问：每月挣多少钱？我告诉他一百二，他“哼”了一声说够黑的。这话我一听就爽。从侧面看他鼻子挺高，带个墨镜真神气。他打开收音机：爱听歌儿吗？我说爱。后来我问：你也是司机？他把音乐关小，你说什么？我又问了一遍。他笑笑说不是。
谁是司机？他想起来了。
我爸，原来的。我磕奔儿了一下。
再后来我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汽车，车在马路上开，就像我的身体在河里游泳，感觉好极了。再后来车停在一座闪亮的玻璃大楼前面，有个人走过来把车门打开，我不明白那人要干什么。这时他摘下墨镜拍拍我的肩膀：咱们走。
这个地方麦当劳可比不了啦，起码高级一百倍。可是也难说，吃饭的时候老有人走过来看你吃了多少，还没吃完就把你的盘子拿走了，换个空的，这能算高级吗？但是实话实说，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我吃了好多，其实我还能吃，可我说我饱了。这顿饭花了二百三十六块！我估量我大约吃了二百块。
吃完饭他开车送我回去，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的？他呵呵一笑：我本事大了，想知道什么就能知道，你小心点儿呵。他说话老像开玩笑。
车停在商店门口，我要下车了，他让我等等。我眼睁睁看着他从屁兜里摸出钱包，从里抽出两张一百元的，“啪”地一声拍在我的大腿上：好好干，小子，嘿，听见没有！我光顾看那二百块钱了。
我站在马路边看他发动汽车，他抬起一只手冲我晃了两晃，我也招招手。车子像条鱼那样轻轻地游开了，可它又停住，一个脑袋从车窗里探出来：嗨，过来！
你知道我叫什么吗？我答不上来。我的傻样儿让他觉得很可乐：记住，你爸叫张峻岭，记得住吗？
他确实爱开玩笑。
姐妹们围住我问这问那，蔡小妹的大眼睛更是直勾勾地对准我，像要咬我，可我却顾不上她了。对所有的问题我都乱答一气，我爸是做买卖的，有车，有公司，有大楼，什么都有。
他有家吗？蔡小妹专爱问这种讨厌的问题。我忽然觉得她很是讨厌。
他没说我不知道，我就说：没有。大姐们有些怀疑，小妹却替我解释：怎么不可能，有钱就非得有家呀，谁说的，不结婚还自由呢。这么一来我又喜欢她了。一下午她老往我身边凑，可不知为什么我并不像以前那么高兴，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也许问题出在她的眼睛上，以前我没觉得她的眼睛那么大那么灵活那么……，我并不是说她的眼睛不好看，我到底是什么意思把自己也弄糊涂了。她好像有所觉察，和我说话的时候渐渐不专心了，一边说一边考虑着千百件心事儿。我觉得有点别扭，可也没什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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