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自己调情:身体意象与性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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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自己调情:身体意象与性爱成长- 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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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对自己不够坚定的行为能力没有信心,才要规定出一大箩筐的死条文,把自己五花大绑,以免因把持不了而出轨,这确实正是艾里斯所说的“懦弱的表征”。    
    我们现在嘲笑维多利亚时代的迂腐,但我们现代人真的比他们进步吗?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永不凋落的无花果叶(1)

    性器官恐慌症肆虐已久,荼毒之深,连艺术大师的作品也无法幸免。只要涉及裸体,完工后都要把一片无花果叶镶上,遮蔽私处。小小的一片叶子,在艺术史上扬名立万。西方艺术史上有个无名小卒,却经常在大场面中露脸,动不动就看得到它,身价居高不下,它是何方神圣呢?就是无花果叶。    
    在人类对身体羞耻心理的驱动下,许多艺术家创作的绘画或雕塑,只要涉及裸体,完工后都要劳驾它们当一下“纺织娘”,把一片无花果叶镶上去,遮蔽私处,小小的一片叶子,在艺术史上扬名立万。    
    既然谈到遮蔽手法,那么就来个“一言以蔽之”吧,人类对于身体产生这么庞大的罪恶感和羞耻意识,其实主要是围绕“私处”这个元凶所纠结、扩散的灰暗心态。但这一片无花果叶,要遮住的并不是性器官,而是人类罹患了两千年的性器官恐慌症。    
    男性的阳具、阴囊,女性的阴蒂,有时被称为生殖器官,有时则是性器官,前者表示它们居功厥伟,让人类绵绵不息;后者表示它们贡献良多,让人类享受性爱欢愉。照理说,功劳这么多,应该受到人类的重视与宠爱才对,但实际的情形却刚好相反。人类的历史上,从中古到近代,男女性器官这两个大功臣,简直像落难的一双通缉犯,四处被迫打,有时甚至还被追杀,处境凄惨无比。    
    卫道人士追打的“大卫像”    
    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性器官恐慌症肆虐已久,荼毒之深,连光环罩顶的艺术大师的作品也无法幸免。意大利画坛巨擘米开朗基罗完成了旷世巨作《最后的审判》后,即使“奉耶稣基督之名”,也丝毫讨不到庇佑的便宜,该画因为裸体过多,一度曾惨遭摧毁的厄运,幸好有其他艺术家帮忙做假,一一将画中的裸身补画上衣物,才逃过一劫。而他另一项伟大瑰宝《大卫像》,命运也十样多舛,就算到了二十世纪的今日,仍无法摆脱卫道人士的追打。    
    譬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艾佛列镇上,一家喷泉饰物专卖店前矗立着一座五尺高、重达五百磅的大卫像招牌,本来干卿底事,但当地市政府不时接到周边市民的抱怨,说那串东西挂在两腿那儿,太刺眼啦。喷泉店附近一家美容院老板就是其中的抱怨者,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她大刺剌地说:“我甚至不知道那玩意儿是艺术品呢。”于是,喷泉店被要求在裸体大卫像的腰际围上一缕布条遮遮羞,因为连雕像也没有豁免权,不准当众赤身露体。    
    讽刺的是,宛如穿上了可笑丁字裤的大卫像,反而从此吸引更多路人的注意,从雕像旁走过时,大家都会弯一下身,偷瞄那块遮羞布里面的春光。    
    喷泉店主人受访时很有骨气地表示,他会去弄一块有香蕉图案的布,来为大卫像裁缝性感小裤裤,因为假如非得要遮起雕像的话,那么他宁愿选择有格调的遮法。    
    《裸露的男人》(The Nude Male)作者华特丝(Margaret Walters)曾提出一番精辟的观察,十分耐人寻味,她说:“人类动辄要把男性生殖器官隐藏起来,透露出的焦虑情结,说穿了,正是对男性身体阉割的恐慌。不过讽刺的是,想要隐藏男性正面全裸的那份自觉,往往比起裸体本身,还更具有煽情力。”    
    对照前述那则小镇故事,华特丝的见解确实一针见血。    
    大卫像的灾难还没完呢,美国康乃狄克州另一个小镇同样上演了一出荒谬剧。当地一家小学的校车,每天都会行经一处雕塑公园,坐在车窗旁的女学童戴尔维琪望出车外,水平视线就刚好落在大卫雕像的胯下。她回家跟爸爸告状,说那雕像好不知羞,私处袒露让她感到羞耻与厌恶。这位父亲气急败坏跑去跟校方抗议,结果校车从此改道行驶,又是大卫惹的祸。    
    我在另一本着作《裤裆里的国王》里,深入地探讨了历来人们对阳具的恐慌心态,数量多到真是罄竹难书。当时我在写作时惊讶不已,因为收集来的那么多资料,居然全部都反映了人类的这个惊怖。然而,有趣的是,越是追杀讨伐,性器官的生命力越显得惊人,似乎真的就像踩不扁的玫瑰。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不仅反映了嘲讽的意义,阳具则俨然化身为“春风吹又生的强劲野草”。    
    位于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约瑟夫佛伦高中,校区背后的那座山坡地,原本绿草如茵,放眼过去绿油油一片,公认是校园的特色美景。但不晓得哪个家伙恶作剧,某天居然在山坡地泼洒毒草剂,导致一大半的绿草枯死了。要命的是,仍然长得好好的那块草地,在有心人的设计下,谁都瞧得出来,分明是一根男性器官的形状。这根长达二十五尺,由绿草拥簇起来的大阳具,远近皆可视,简直醒目到“普天同庆”的地步,真叫校方急得鸡飞狗跳。    
    学校当局立即会同警方,请了工人连续不休地赶工,整整一个月进行修补,一方面在喷洒毒草剂的地区重新植草,另一方面将阳具形状的草地削砍一番,让那形状至少不要那么张牙舞爪,但终告徒劳无功。一来,毒草剂大量残留,新草长不出来;二来,被刻意砍乱形状的阳具草坪,活力强悍,咻咻两三下又很快长回来了。哇,校方每天欲哭无泪,那阳具怎么这般顽强刁钻,还撑在那里啊?


第一篇 饱受委屈的身体永不凋落的无花果叶(2)

    男性尊严与男体禁忌的封条    
    女体,已流行近百年,甚至成为主流文化的一支,但男体周边仍围绕为避免天下男性难堪,而吹涨起来不让其曝光的重重雾气,两三百年来,除了长久捆绑人心的身体羞耻心作祟外,还因男性主义的风气使然,搅拌着男性尊严与男性价值观,使得男体至今还是贴着禁忌的封条。    
    莱迪克(David Leddick)在著作《现代男性裸体》(Male Nude Now)细数这个心结在近百年的发展脉络。譬如,他追溯在法国拿破仑三世主政期间,商业与艺术受到政府鼓励而兴盛,加上当政者的个人嗜好,女性裸画挂满了上流社会的客厅,但独缺男体裸画。因为当时有权有势的全是男人,他们认为美丽本来就是女人应该有的贡献,男人呢?嘿,忙着夺权、享权就好了。至于女人喜不喜欢被裸体展示,在当时男士心里根本没闪过这个念头,更没人想去问女人这个问题。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成了彰显男性地位与权势的装饰物,不管是绘画或摄影,男性虽不至于穿金戴银,但也都喜欢把象征“老子有本钱”的外观秀出来,而裸体的一丝不挂又能表现出什么金钱、名位?因此男人对此毫无胃口。    
    二次大战后,任何形式的暴露身体还是扛着妨害风化的罪名,美国一份流传率颇广的男体摄影杂志《枞树指南画刊》(Grecian Guide Pictorial)发行人汪麦克(Lynn Womack),在1968年就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辩,终于裁定不是所有裸体都是色情。他的这一小步,成为众家出版事业体跟随的一大步,尺度渐渐打开了。    
    尽管有最高法院的背书,男体在艺术界的处境还是步步艰辛。在这个判例的十年后,第一场以男性裸体为主题的展览于纽约Marcuse Pfeifer艺廊举行,结果被艺评家(当时艺评界主要被男性把持)批得体无完肤。    
    据莱迪克指出,这些男性艺评家的眼中,所谓男体仍不脱是为了服务同性恋者之卑贱目的,或是让女性有机会目睹男人处于被矮化、被攻击的地位,而那正踩到许多男人的痛处。其中只有一位叫做理查(Rene Richard)的艺评家摸着良心,点出了核心顾虑:“然而,难道男人的性器官不是颇有点装饰性的美感,会给人带来某些娱乐吗?”    
    哈,他一语道破了困扰众多男艺评家的不是别的,就是出在那话儿上。或是基于男性自尊,男人们不要这宝贝东西被大众看成“可资娱乐的玩意儿”,而为了避免这种可怕的情形发生,最好的防范措施便是杜绝大众见到男体的机率。    
    佛洛伊德吹落了无花果叶    
    这片无所不在、漫天遮地的无花果叶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性学大师佛洛伊德以平生之力,吹起好大一口气才把它吹走。    
    佛洛伊德全部学说都围绕着阳具发展,例如他主要的两个理论“阳具钦羡”、“阉割情结”。在他的学理假设中,世间彷佛只有两种人,一种有阳具,另一种没有阳具。但不管喜不喜欢他,世人恐怕都必须承认,是他把“阳具”这个敏感得叫许多人牙齿发冷的词汇,放进西方文明世界每一个受教育人士的嘴里、心里,使它变成一个日常名词。    
    写过《佛洛伊德与我们文化中的危机》(Freud and the Crisis of Our Culture)之美国文学批评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崔灵(Lionel Trilling)便称扬佛洛伊德是“历史上的一号人物”。他指出:“无疑地,佛氏建立了某些观念与态度,也因为这个贡献,掀起一阵风潮,吹跑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教文化根深柢固的那片无花果叶。”    
    佛洛伊德的成就,有人称颂为有勇气,但也有人指责为野蛮行径。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维也纳同乡佛瑞德尔(Otto Friedell)更指称他是在膜拜恶魔主义,1933年还写了文章大批一顿:“佛洛伊德居然把阳物崇拜,视为无上的神圣之地。”    
    佛洛伊德本人倒是很清楚他惹出来的滔天风波,死前一年他这样自述:“人们不相信我提出的事实,并认为我声名狼藉,而我心知肚明,因为当你打搅了睡眠中的世界,往往就是会有如此的反应。”    
    不过,有意思得很,佛洛伊德之所以这样惟“阳具”是问,有不少人推敲原因,或许跟他的亲身遭遇有相当深的牵连。在《梦的解析》中,佛洛伊德提到一位男孩连番做着充斥着匕首与大镰刀的噩梦,据他解释这个可怕的梦境,跟男孩的现实经验密切相通,因为男孩的父亲曾威胁他假如不禁掉手淫的习惯,就要剪断他的小弟弟。后来,克鲁尔(Marianne Krull)在著作《佛洛伊德与其父亲》(Freud and his Father)里考证说,这个男孩的故事如果不是佛洛伊德本人的经验,那么就是雷同,因为佛洛伊德的父亲也曾在他童年时,对他做过类似的威胁,阉割恐慌因此如影随形伴着他。    
    佛洛伊德的成长历程似乎都笼罩在阳具的阴影中。他因为拥有犹太血统,且生长在十九世纪种族冲突显著的欧洲,心中早巳明白自己是那些基督徒邻居眼里的病原体。而这个病菌的中心,便是他与生俱来的那根“犹太阳具。”    
    以探讨阳具文化为主的一本史书《它有自我的意志》(A Mind of Its Own),作者佛瑞德曼(David Friedman)指出,罗马帝国时代流行一个充满鄙夷意味的术语verpa,结合犹太人与阳具两个字。那时人们相信犹太男人割礼过的阳具大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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