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单田芳长长地舒了口气，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屋顶寻思： 将来会怎么样，谁知道呢？也不操那份闲心了，过一天算一天呗。想着想着，他昏昏沉沉地入睡，不知不觉间，窗外已是满天星斗。
一条病腿也挡不住被遣送下乡，尽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打掩护，造反组织还是对单田芳下了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全家必须在2月2日前赶到下放地点报到。眼看就到春节了，过完年再走不行吗？“造反派”把脑袋摇得拨浪鼓似的： 绝对不允许！
那么，鞍山的房子呢？原来，“组织”上早有规定，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核收，房费外加遣送费，总共七百多块，拿上这些钱，单家四口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从此，与鞍山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与这座城市的脐带，被活活儿地割断了。
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儿不吱声，九岁的老铁可就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儿哭着喊着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全桂急了，举起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呀——你不是最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吗？”
《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 第二部分遇车祸有惊无险 遭流放逆雪迎风（3）
小孩子果然上钩儿，抹了把眼泪，执着地点点头。一看有门儿，单田芳便捡着更好听的说：“你想，毛主席叫咱们去农村，你愣不去，他老人家会生气的。况且农村比城里好玩多了，有山有水，有花草有树木……”老铁的精神头儿来了，追着问：“有苹果吗？”
“苹果？没有。那儿有的是玉米地。”
“好玩吗？”
“嘿！好玩得很，到地方你就知道啦。”
儿子趁机要条件：“去农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
“说！”单田芳倒愿意让老铁趁火打劫，干嘛叫孩子不高兴啊。老铁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你不是说，农村宽广吗？我想在那儿学骑车——你得给我买一辆漂亮的自行车。”
单田芳略加思考，还是咬牙点了头。儿子知道父亲从不骗人，立时擦擦眼泪，心满意足地笑了。
单家的根须，整个儿从鞍山城拔出来，一辆拖斗大卡车塞进了所有的家当。卡车后边还尾随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遣送人员一脸的不高兴，他们面色阴沉地坐在车里，似乎谁欠了他们几百块钱。这种场面使单田芳想起了评书中林冲发配的情景，随即自嘲道： 英雄落难，尚且无奈，我这样的小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单田芳回过头来，摇头苦笑，又想，还提什么评书啊？赶路要紧。
在东北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汽车启动，车辆穿过隆冬时节灰蒙蒙的荒山秃岭，无限悲凉地驶往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泡大队。
单田芳清楚地记得，离开鞍山的那天是1970年2月2日。王全桂把袖筒里捂得热乎乎的右手轻轻放在了单田芳冰冷的手背上，患难中的夫妻彼此凝望着，谁也不说话。然而，互相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两人的手握得很紧，也很扎实，似乎用指尖和掌心就可以默默地交流。单田芳注视着妻子，心潮起伏，暗自说：“全桂啊！谢谢你，危难之中能够常伴左右。现在，只有你，才是我惟一的亲人……”
王全桂与单田芳的婚姻算不上青梅竹马、举案齐眉，俩人的性格确有某些不和之处，年轻时，还经常鸡吵鹅斗、粗脖子红脸。眼下，是单田芳最倒霉的时候，妻子却死心塌地地支持他，下放改造也好，迁户农村也好，从来没有埋怨过。
个别人喜欢搬弄是非，曾当着王全桂说小话儿：“反正单田芳已经这样了，你还跟着他瞎跑个啥？干脆领孩子在鞍山一呆，谁也不能把你们孤儿寡母怎么样。”王全桂把心一横，说：“我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混到今天不容易。他是个说书的，啥活儿也不会做，到农村孤苦伶仃的，谁管？好端端一个演员就给糟践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单田芳到哪儿我到哪儿……”
“文革”时代，因为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反目为仇、妻离子散的中国家庭不计其数。因为政见问题、路线问题，多少亲朋好友“划清界限”、拔刀相向？又有多少恩爱夫妻“反戈一击”、分道扬镳？在时代潮流和政治高压之下，人是那么无可奈何，那么身不由己。王全桂，一名普通的书曲艺人，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能做到“荣辱与共，生死相随”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她陪伴“戴罪”的丈夫下放农村，等于牺牲了后半生的幸福，“生死相托，不离不弃”，王全桂为他们这段并不完美的婚姻平添了一层可歌可泣的色彩。
虽然单田芳讲起评书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是，在夫妻感情方面却内向而细腻，他不习惯在这种问题上单向标榜、自我表白，而是把个人的感受一点一滴地储藏在心底最隐秘的地方。自从1992年至今，王全桂早已过世多年，对她当年慷慨的付出，单田芳至今仍感喟不已。这正应了一位诗人的句子：“花开的时候不说，花落的时候不说。无法报答的时候，只有，默默地记着。”
夫妻俩默默地牵着手，彼此依靠，单家四口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黯然驶向陌生的远方。天地之间，梨花乱舞，苍茫一片。关山渺渺的尽头，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他们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
《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传》 第三部分茅檐三重求残喘 蓬荜一家讨余生（1）
第十三回 茅檐三重求残喘 蓬荜一家讨余生
● 大队部办公室里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侍立。
● 单田芳赶到老队长坟前，长揖不起，眼泪刷刷点点地淌下来——当年蒙难时，那个帮助过自己的人哪里去了？那个尚未接受自己报答的恩人哪里去了？现在，纵然有条件置办好烟好茶好酒席，当年的恩人也不会再同自己一起享用、一块儿唠嗑儿了。坟前的单田芳深深嘱告：“老哥，我来看您来啦。我会一辈子记着你，想念你……”
杜大连泡大队，是台安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距离县城大约二十多华里。单田芳他们的卡车在大雪里爬行了两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杜大连泡。
住处已经安置好了。房东姓张，单家住一间，房东住一间，厨房合在一起。乡下住房面积很大，屋里同时坐七八个人也不显局促。卡车刚进院子，村里男男女女几十口便跑出来迎接，他们像办大喜事儿似的张罗着。热情的社员早就给新迁来的住户烧好了土炕，这时候，三间旧草房，屋门大开，灶膛里的青烟和锅台上的热气不停地往外涌，村民们都笑呵呵地立在门外，上上下下地打量刚下车的单家人。
古道热肠——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农村越是完好地保存了这种遗风。杜大连泡的人厚道，直言快语，到家里来串门也不见外，有烟就抽，有茶就喝，碰上吃饭也不拘束，主人一让，抄筷子就吃。单田芳家宽大的黄花松木炕沿上，几乎接待过全村几百口人当中的全部精英。
杜大连泡的第一顿中午饭是生产队包做的，人们并不在意单田芳是“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一口一句“阶级斗争”地耍官腔，反倒显得格外亲切，这使单田芳心里很暖和。第二天，他就去第三生产队报到，随即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名普通的社员。
安家后第三天，春节就到了。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单田芳一家胡乱地吃了一顿除夕饺子。惠丽和老铁欢天喜地，有说有笑，夫妻俩却倍感背井离乡的无限凄凉。年，没滋没味的，有什么意思啊？
鞭炮的硝烟味儿还在街上弥漫着，大队里的通信员便找上门来。刚刚大年初五，大队领导就开始上班了，他们通知单田芳马上到大队部去一趟。还用问吗？肯定组织上有事儿！
此时，大队部办公室里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侍立。
大队长开了“当头炮”：“单田芳，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知道。我，是说书的。”
“住口！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的身份。”
单田芳支吾道：“我就是个说书的、演员——还有什么身份？”
大队长立起眼睛训斥道：“还他妈的装糊涂！什么说书？你是‘现行反革命’，知道不？现在还顽固不化、死不改悔！你的材料，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告诉你，下放到杜大连泡你的问题也没结束。听好了，从明天起，社员同志们休息，你——继续参加劳动。先清理卫生吧，大队小队院子里的积雪，全归你了。告诉你，放明白点儿，老老实实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刚消停了两三天，锁具刑枷又套上了。回到家，单田芳摔上门，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王全桂试探性地问：“他们找你，是不是……”
“是！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玩意儿。妈的，没完没了啦。”
妻子赶紧凑上来，从头看到脚，又问：“他们，打你没有？”
单田芳唉了一声，说：“也没怎么着，挨顿臭骂呗。”
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单田芳便跑到大队部报到。他拎着一把大扫帚东边忙完西边忙，积雪那么厚，地面又很宽大，一个人猫腰驼背，扫啊扫啊，时间不长，袄领子就湿透了，鼻腔和口腔里不停地喷出粗壮的白气。村里人都知道新搬来一家说评书的，在鞍山定成了“现行反革命”。有人远远地袖手站着，或者叼着纸烟，或者交头接耳，品评这个打扫卫生、接受监督改造的“活怪物”。
东北雪大，三天两头飘啊飘啊，单田芳手里的扫帚就没有闲下来，“刷——刷——刷——”从正月初五一直响到元宵节。乡下人勤快，过完正月十五就要预备开春了，大队长派给单田芳的任务就是——起粪，农村人都知道，这可是庄稼院里最埋汰、最叫劲儿的活儿。
猪屎狗尿牲口粪，再加上秸秆杂草、大便小便，掺和在一起沤烂，一到冬天便冻成了钢铁似的砣儿，把这些东西破成大大小小的块块儿，再码成垛，小的可以用铁锨铲，大块儿只能下手搬。大冷天，根本没有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你脏你臭你活该。尤其难挨的是“起圈”的时候，一铁镐砸下去，冰屑、粪渣四处乱飞，连个躲闪的地儿都没有，溅到脸上还生疼呢。
冬天遭罪，夏天也好不到哪儿去。单田芳跟社员学沤麻，把稀烂无比、奇臭熏天的粪汤子倒进土坑里搅拌，他甚至真被粪汤浇头，尝到过大粪的滋味。后来他曾对新闻记者们说：“我知道，大粪是咸的。”
作为一名艺人，抡鼓鞭还行，那些扯骨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