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不得台面的流氓。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辅粥明君圣主为王者师。这是除苏格拉底的“哲学王”，“撑死了也不过如此”的理想极致。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太史公去势（2）
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霉是倒霉于近代，并且从近代以来每况愈下，有许多“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演变。从前的痛苦，由于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和社会痛苦的压倒一切，好像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或知识分子整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识；比过去，他们有“脑体倒挂”的愤慨；比国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别是他们还常常把自身处境的恶劣归咎于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或曰“同国外的知识分子看齐”（即时下所谓各种“接轨”中的一种）。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欲实现其“现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国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则必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钩（“学而优’不一定要“仕”），二是纳入工薪族（成为“雇佣劳动者”或曰“工人阶级的一员” 三是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让位于商业性的通俗文化）。然后才能角缩于校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既不跟富商巨贾政客者流呕气，也不与商业流俗文化的星腕争辉，养一房一车，安当其“蓝
领的白领”（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①（在美国，常有一件收入比较的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从他们的情况看“倒挂”的问题也一样存在。）这样的巨变仍是近代历史的继续，现在虽未“进行到底”，但传统士人理想的“大势已去”则早成定局。
近些年，与上述变局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于知识分于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了“生产力”，我们曾经幻想就连国家也应由知识分子来管理。②
（当时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政府是由智囊型人物管理，甚至以为他们的政府是靠知识分子支持，故有“舍我其谁”的冲动。但实际上西方人相信的却是由中材之人管理，和先秦法家的想法差不多。）后来，这样的迷梦被打破，我们又有“下海”的热潮。记得若干年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火那阵儿，我们的一位校长曾与一位领导人争论。校长说：“你说让知识分子自谋出路，我们怎么谋？难道我们的化学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大势”已经“趋”了很多年。旧营垒中虽然确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脱贫，但更多的人却“穷且益酸”，依旧骂骂咧咧，自哀自怜，无可奈何地当着他们的工薪族，好像并没有什么款爷出面，“解斯民于倒悬”。特别是那些不能沾“科学”之光，将文化也拔升为“生产力”的人文学者，牢骚尤盛。于是最后，当“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老毛病（李敖语）暴露无遗，我们只好承认，国家嘛，还是交给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员的事情——这些按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当然是西方的定义）．本来就不是咱们知识分子的事。咱们知识分子，观近代国学大师可知，其职任端在“人文关怀”。尽管这样的考虑已接近变局的谷底，比起前一类幻想似较为务实，但听起来却有点像是“临终关怀”，悲壮之中老是透着凄凉。
作为最后一幕—一现在所能看见的最后一幕——是“雅”、“俗”之争，或日“严肃文艺”和“庸俗文艺”之争。只有这一回，有咱们人民政府作主，知识分子才打了一个翻身仗。王朔和贾平凹受口诛笔伐，传统和国学被发扬光大，京剧和交响乐也不绝于耳，占据了许多的电视节目（达到文革以后仅见的盛况）。就连成天整理故纸堆的我们也豪情满怀，一定要把这冷板凳坐穿。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当并举，为了“老少边穷”的“脱贫致富”，现有捐资捐物献爱心的“希望工程”。剩下“脱俗致雅”怎么办？有人正在呼吁。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文人相倾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人”（即知识分子的旧称）本是知书达礼识大体的角色，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排外意识很强的集体或个人。
“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白眼一翻，嗤之以鼻，倒也罢了。但更进一层，则还有“文人相倾”，不但“党同伐异”，有时就连“同”也要“伐”，而且更其要“伐”。手段毒辣起来，并不一定比奸商政客差。比如文革中，知识分子挨整，被人整得死去活来，直接打他骂他羞辱他的人是谁？很多正是同类（学生害老师、同学害同学、同事害同事）。所以我是不大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让他们来代表我或我来代表他们（在我们国家，常有不经别人同意，张口就代表某大组织或多少万人民的发言习惯）。哪个是“脊梁”，哪个是混蛋，全得另着说。
知识分子排他，首先是以集团。正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邦，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圈子。比如“清浊”、“雅俗”之分便是两种较大的圈子，文人为了对付来自圈外的威胁和取得圈内的认可，“清”有时还不是十分必要，①（古之“清浊”是以对统治者的态度而分，有时虽然也可以是一种时髦（“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但圈子总是比较小。它往往只限于接近上层和热衷政治的少数士人，并不是整个读书人的圈子。）但“雅”则一定不可少。例如我们有各种从国外翻过来，港台传过来和古书查出来的“黑话”，可作识别标志（或防伪标志），一对暗号，则友敌自分，这就是“雅”。前一阵儿，商业文化和“痞子文学”抢了我们的地盘，他们对知识分子不理不睬，而知识分子对他们则不依不饶，非要“绝地大反攻”，谋东山再起，“嫉俗”嫉到毫无“雅量”，即使宽容者各打五十大板，临了也不忘不了抢白一句，曰“阶级仇，民族恨”（没上过大学，没出过国），照样蔑视其“出身”，那原因也在于“难伸雅怀”。再比如为了对付早晚要爬上来的年轻人，职称头衔也是一种圈子。评上了是“罪有应得”，评不上是“死有余辜”。教授上面有博导，博导上面有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上面有院士，以及各种会长、理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张名片递上来（正反两面都印不下），也是贵贱立明。②（现在时兴讲“与国际接轨”，但“博导”一职乃国际所无。）特别是近来我们还有许多钦点或自封的“大师”或“学术带头人”（又名“跨世纪人才”），“老有所养”（“论资排辈”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幼有所归”（“破格提拔”评自己的学生或朋友的学生），爵衔后面密布着师生、同学和校系出身的网络。虽然从道理上讲，学者也有按学术观点不同划分的各种“流”与“派”，但它们不是太少，就是淹没于朋党宗派，有时难以分辨。
在“文人相轻”或“文人相倾”这件事上，知识分子排他，可以从大圈子到小圈子，一层层排下去，直到个人（所谓“一条板凳坐不下两个先生）。这对了解“轻”与“倾”的实质很重要。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知识分子唯真理是从，不苟合于世，虽“千夫所指”也敢“横眉冷对”，这本来是他们最可宝贵的地方。
但这种“特立独行”也有它很可怕的地方：如果“真理占有者”认死理，一直认到“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绝不能与他人分享认知上的自由（谬误千百种，真理只一个，二者岂能共容？），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挽救他人于“荒谬”之中，则其专制和侵略性可以超过任何暴君和战争狂。因为政治家还懂得权力平衡，商人也懂得利益均沾，而知识分子却很难在真理的问题上让利分权，实行民主集中，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往往是他们从“独立”走向“孤立”，“一字之差”可以“谬以千里”的深刻原因。
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生活于人群之中。一般地说，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总要受到三种人的限制；一是他们之上的统治者，二是圈子内的同行，三是他们之下的读者或听众。比如战国时代，大家都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一段，当时有诸子蜂议、百家争鸣，一切很自由。春秋末到战国初，礼崩乐坏，大家可以“乱说”，主要是第一种限制被放松。但那个时期，儒、墨、道相互低非，还只限于打嘴仗， 因此“自由”的含义只是随你怎么讲，“说说而已’。这是“文人相轻”的阶段。但到了战国中晚期，知识分子不只是“乱说”，还要“乱动”，当然广告竞争式的“自由”也就式微。这时，人们会感到“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来自同行，特别是自己的老同学。孙膜与庞涓同师鬼谷，庞涓恐膑贤于己，非把孙膑的膝盖挖掉不行；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嫉非重于秦，也一定要把韩非害死于狱中。在“位子”和实行主张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老同学对老同学不但不必客气，还往往会直接向君王建议：为国家安全计，莫如把他干掉（以免被敌国利用）。这是“文人相倾”的阶段。
文人受其读者和听众的限制，一般地说在古代不是大问题。因为比如在上面所说的时代，知识分子鼓如贫之舌，他要打动的只是个把“人主”；就是传播主张，也仅限于同一师门，手抄本已足以对付。大众不懂也不关心他们的高谈阔论。这类事在现代成为大问题，原因主要是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文人在学术的圈子里还可以借学术训练和文凭为壁垒，但在通俗音乐、影视娱乐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北大中文系虽然有个作家班，可以给作家发义凭，但它毕竟不是工商局。“痞子”的“无照经营”谁也管不了。
在“执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有一大发明，那就是科举制和八股文。这样的制度，在西方看来是很有“现代”意味的创设——尽管它的考核内容是另一回事。古代的知识分子曾以此为进身之阶，功名利禄所在，士人趋之若鹜，除了抽疯，几乎没人敢怀疑它。况且它所包含的理性设计就是今天也还管用，砸不烂，捣不毁，绝不是“张铁生罢考”所能替代。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儒林外史》特别可贵。吴敬梓以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起而抨击科举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不但会被圈中人视为“叛逆”，还会招来“酸葡萄”之讥（其实吃到葡萄的人才不会说葡萄是酸的）。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以亲身体验为我们描画出，在这个堂皇的“儒林”之中，作为制度的“效益成本”，有很多人不得不被牺牲，他们明明已被推搡到圈子的边缘或干脆排挤出圈子之外，却还要挣扎着爬回圈子之中的可笑与可悲。他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我看来，意义都不只限于“反封建”，还很有“后现代”（套用时下的时髦术语）的意味。
吴敬梓笔下的“可怜虫”，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