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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梓笔下的“可怜虫”，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搁到现在简直算不了什么，就是其中最无行者，与今相比都反见其忠厚。所以当人们言必称“我们知识分子”，靠人多壮胆时，我心里想：
“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说校园政治（1）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当中，有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过渡的性质而造成，实出无奈，但也有些是人为造成，则属火上浇油。比如工资统配、职称统配，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体现计划经济特点的东西，带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性质，就还没有医治的良方。铁饭碗，国外也有，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就是吃教书这碗饭人的梦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稳。我们这儿穷归穷，但位子多，一水儿都是“终身职”，课程满打满算没多少，剩下一大堆时间可以搞科研（当然也可以让某些人睡大觉或干其他什么事儿），我跟外国的同行吹，他们甭提多羡慕。这样的铁饭碗，我看还是有好处，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处。它是保障知识分子生存，防止他们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说穿了，是一种保险制度。
大锅饭吃着，铁饭碗端着，有些事，咱们就得忍着。比如“职称”，明明就是个“猪肉票”，怎么匀也匀不过来，怎么评也评不合理。“二级评审，系为基础”，多少人的命攥在几十个评委手中，他们是如今的“文章司命”。这些人要是老板，雇谁开谁，大家没脾气，但非得挂上个“评”字，问题就多了。一堆不同学科搁一块，萝卜白菜怎么比？论资破格，双轨并行，往往导致某些人用前者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评自己的学生或自己朋友的学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孙相继”），关系学的影响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级，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际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叫你有火没处撒。有人“五项全能”，科研立项、教学量、获奖、著作、社会工作，样样行，只因没有“大树”（强硬的导师），照样淘汰出局。本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图三三），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学生的旗号，能霸一个算一个。这样的风气，我看是该杀一杀了。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说校园政治（2）
其次，和上一问题有关，还有一个问题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叠床架屋，人为制造的层次太多。现在提倡竞争机制，不但人与人比，系与系争，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也要一决雌雄〔零案：现在国家已明令禁止企业评比〕，胜者大名大利、大权大势集于一身，败者只能自认倒霉，这未必真有好处。比如一个学校，本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三个层次也就够了。但现在因为新老代谢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钱，非得多加几顶帽子在头上，不足以显示其身份与他人有别。我们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导教授（现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与前者合一）和博导教授（老教授）好几种，而且还设了“政府津贴”、“突出贡献”、“跨世纪人才”等各种名衔，经常评这评那，连死人都参加评奖（只能让家属领），如果再加上各级学术评委以及首席科学家（这是从科委系统套来的）、院士（听说正在酝酿），实在是一种“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现在时兴讲“国际接轨”，其实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无法接轨。比如“博导”，美国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头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当我们的讲师）也都叫“教授”，他们统统都可以当“博导”，比我们简单的多，也平等的多，绝不会像我们这里把所有头衔都印在名片上，就连到国外转了转，也能写进百科全书。现在我们把教授分成“碩导”和“博导”，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把研究生分成两道坎，硕士、博士接不起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般都是以博士为主。特别是文科，那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险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没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学问，清清苦苦当老师，就趁早别进这个门。这样的课程不但不限年头，什么时候读完什么时候算，而且往往是硕士、博士一条龙，主要是冲博士去的。可见要废“博导”，也应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做相应的改革。“博导”是国际丑闻，政府已宣布废止，明确声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难免死灰复燃。最近我的学校又搞“老博”评“新博”，其实还是老一套。我们的评职称、评头衔是“水涨船高”，从前的行情，当个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满足了；现在不行，好像不当博导就誓不罢休。乱加头衔的结果是头衔贬值。我想，现在做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妨调查一下，做点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么分配时间。现在的大牌学者，学问大了，“浑身都是宝”，难免挨人宰。别人宰倒也算了，还自己宰自己，整天评这评那，什么会都开，什么书都序，这种“充分利用”，其实是既毁自己，也毁别人。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当过“博导”、“课题主持人”，也没搞过“大项目”，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官员和承包商。他们靠本事吃饭，靠著作讲话，比什么都强。正如太史公讲李将军，“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们当老师的，如果日事钻营而无心学问，将何以为人师表？何以鼓励学子从教。
第三，现在的广大教师，不包括上面所说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谁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学校，要说名气，在全国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篮子都成了问题，我跟面的司机讲，他们根本不信。过去，大家开会就哭穷，我烦。因为经济改革，该倒霉的肯定是咱们吃国家饭的人。况且，有人成天嚷着要蹬板车卖带鱼，拎大包倒衣服，光扯着嗓子喊，没见谁动过窝。但现在，一想到上面那种乱造，我就心里难受。觉得与其这样花钱打水漂，这样给少数人“锦上添花”，还不如“雪中送炭”，给大家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权当是“希望工程”吧。我想，只要大家生活无虞，安定团结，一门心思搞学问，所出成果当不在“长城”之下。总之，以现在的国情，我以为慎重立项，减少层次和抑富济贫，不但很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做得到。
【附记】
此文原载《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11期。我有个习惯，是像传统文章或书画落款，每成一文，必在文章结尾处记录写作时间和地点。但这篇文章，我无存稿，印出的东西上面没有，也许是编辑以为多余，把它删掉了。这篇文章是我读韩毓海文（《北大：魂兮归来》，《中国青年》1996年4期）的感想。该文曾在北大引起巨大反响，但遭封杀和批判，没人公开支持，即使同情者，也一定要说，这里不妥，那里不当，事实不准确，策略不得当，作者有私心，等等。现在有一种怪说，北大，前一百年，是蔡元培等五人一手之烈；后一百年，则是或将是另外五人的丰功伟绩。对比此说，“魂兮归来”，还是我们的心声。所以，我写了这篇小文，予以声援，今天仍不后悔。其写作时间必在韩文发表后不久。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书不是白菜
现在的书真是越做越大，越做越滥，不但砖头一样的厚度和重量早就控制不住，鸿篇巨制一发不可收，而且卷数、册数也不断膨胀，动辄以“丛书”、“全集”、“大典”、“大全”豪华包装，隆重推出（多为死人和资料着想），领导疼，专家爱，媒体吵作很热闹。然而结果怎么样？做书的人都说，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反而把道儿全堵死了，就像高峰时刻的马路，半天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