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审查和职称审查方面有匿名审查制度，而且对借匿名审查报一箭之仇的人也有防范措施，比如被审查者如果正好是审查人过去批评的对象，他的意见就不一定起作用。现在，我们这儿，公开批评不像公开批评，匿名审查不像匿名审查，没有规范是一个问题，学术道德差也是一个问题。很多人读别人的文章，都是拿它当行为艺术，各取所需，自为新解，特别是如果这文章恰巧于常见的对立两无所取，大有骑墙壁上之嫌，并不符合立场鲜明而又喜欢进入角色的“阅读规则”，那么喜欢寻衅打架的双方，都可能飨之以老拳。在西方，妇女被强奸，罪犯逃跑了，她可以找路灯算账。在饭馆，叫咖啡烫一下，也有人发了财。这两年，有些人正经事不学，讹人倒是学得挺快，你只要一点名，他就不依不饶。轻则让杂志给他开辟战场，睚眦必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直到对方哑巴了才算完事；重则写状子，告你侵害名誉，赔这赔那，也轻饶不了。这再次证明学术和法律有不解之缘！当然，中国空间小，本来白衣秀士专搞窝里斗家里耗肝火太盛二尖瓣狭窄的主儿就多，看家护院争蝇头小利的意识就强，很多人泡在一个单位里，被东家长西家短唧唧喳喳的气氛包围久了，好人都得学坏，不告别人就得让别人告。西方法律意识与中国妇姑勃豀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悲哀。
古人难解心头之狠，比较恶毒的办法是，做个小人拿针扎，画个仇敌用箭射，今人也有在靶场狂射仇敌照片一法，下流学者借笔墨抒愤，庶几近之。这种人为造势，要的就是胡搅蛮缠，跟他较劲，“真理越辩越明”，其实是陷阱。年轻时我也气盛，觉得嫉恶如仇才是道义所在，与人争辩才是是水平表现。特别是一旦发现大人物居然也有“常识性错误”，就沾沾自喜，自以为超过了人家，对“发明权”也是看重的不得了。但现在想想，“不事争辩”才是学术规范的常备解药，“尊重对手”才是学术道德的起码表现。
天地之间最没有常识的一件事就是认为别人没有常识。
仆役眼中无英雄，圣人身边也没朋友（图三九）。
火光明于天者，灯烛何施焉。
1997年5月7日写于北京蓟门里寓所
【附记一】
在《汉奸发生学》一文中，我想指出的是，由“吴三桂变节”所体现的历史悲剧并不在于中国太少投缳赴水之人（崇祯在这方面做的很好），而是在于当一个国家对待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将用什么去让他们爱自己的国家。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人（张学良时代大家反对过的），自己整自己人（文革时代大家经历过的），自己坑自己人（现在我们每天都碰得到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令人憎恶的东西。很多人，他连自己的同胞都不爱，还张口“爱国”闭口“汉奸”，在我看来真是耻莫大焉。我就奇怪，大家对这类典型的“汉奸行为”，自己身边的“汉奸行为”，怎么就没有一点公愤，怎么就没有一点“见义勇为”呢？
【附记二】
孔子主张“交友以信”，但他说的“友”可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两次提到“毋友不如己者”（《论语》的《学而》、《子罕》）。同“不如己者”交朋友，坏处多，一是吃亏，朱熹说“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二是丢面子，古人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杨伯峻先生觉得孔子不会这么牛，故将此句译为“不要〔主动地〕向不如自己的人去交朋友”（《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不交也罢。但只同比自己强的人交朋友恐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那强者也像他一样拿糖和端谱，他的作不成“友”也是明摆着的事。更何况，圣人是“绝顶聪明”的人，在他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附记三】
鲁迅也说过，“孔老先生说过：‘毋友不如己者。’其实这样的势利眼睛，现在的世界上还多得很”（《杂忆》，收入《坟》）。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笨蛋总比坏蛋强（1）
——2000年9月8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研究生新生与导师见面会上的讲话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来念研究生。领导要我和大家讲几句话，谈一点学问上的问题，我恐怕讲不好。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有很多老生常谈，这里不必讲，我也不会讲。比如啥叫“严谨”，啥叫“求实”，我就不会讲。至少比起老同志，我不会讲。我想和同学讲另外两个问题，供大家参考。这就是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大家在今后的求学道路上，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守规矩。
什么叫“有志气”？这就是我们做学问，首先要志存高远，有胸襟、抱负和眼界。比如大家都读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他说古今成就大事业和大学问的人，必定要经历三种境界：第一是“昨夜西风雕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可不是一上来就讲埋头苦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是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是把站位高和眼界广放在第一位。
在做学问的问题上，“严”固然重要，但“宽”也不能少。我理解，“严”应该放在“宽”的前提下去讲。因为大能容小，小不能容大，有宽容才有自由，有自由才能做大学问，特别是人文领域的大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精神，真正的北大精神（图四○）。当时新旧学术并存，从各国取经回来的人都有，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行？我理解，从难从严对年轻学者很重要，对他们的学术训练很重要，但对培养有创造精神的大学者还不够，强调过分，有时还起副作用，束缚思想，压抑个性。因为你们都是研究生，不是戏班子里练把式的小孩，站不直了就踢上一脚，不打不成材。学校呢，也不是军营，全靠立正稍息正步走。况且就是带兵，“团结、紧张、严肃”之外，也还得有“活泼”。中国古代治兵，向有“程李将兵”的不同。“程”是程不识，“李”是李广。程不识带兵是有规有矩，他训练的人也是中规中矩，但部下都不胜其苦，他自己也很苦，批改文件，通宵达旦，连觉都不睡。李广不是这样，他是靠个人魅力带兵，勇武豪爽，爱兵如子，纪律虽松，而士乐为之死。李广带兵，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讲，缺点是效率不高和难以复制，培养一百个可能也出不了一个，不像程不识，可以做到八九不离十。但做大学问，我可以讲一句话，没有李将军的“宽”那是绝对不行。这是为立志者着想，替他们营造环境，不能不事先考虑的一点。学生有没有志气，和当老师当领导的有没有气量直接有关。
我说的“有志气”含义太广，因为时间有限，这里只能讲几点。
第一，我不认为在权威的阳光底下就没有历史，前辈留下的问题堆积如山，我们都是当愚公的命；也不认为做学问就是积沙成塔，沙是我们，塔是学校、教育部和学术界，一味强调从小到大，不是“大道理管小道理”，而是“小道理管大道理”。相反，我们倒是应该从一开始就鼓励学生去发现问题，寻找方向，做别人没有做的事；让他们懂得庄子讲的“小不知大”，知道北溟有鱼，鲲鹏比这样的鱼还大；防止过早特化，学问越大，心眼越小，就像汪宁生先生讲的那种“现代夜郎”，一辈子蹲在十万大山里，根本不知天外有天，以为北京还没他们村子大。
第二，我以为“有志气”的学生要能看破主流学术，就像影评家讲好莱坞电影，它是一种“完美无缺的俗套”。对主流学术，我不主张用“颠覆”或“挑战”这样的字眼。因为你哪有这么大能耐？况且没有主流学术，我们的学术就难以为继，它是像吃饭穿衣一天都少不了的东西。可是话说回来，光有主流学术行不行？我看也不行。我认为，对主流学术，要预流或入流，但又不随波逐流。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咄咄怪事，学校里有很多咄咄怪事，“黑云压城城欲摧”，我看能杀开一条血路逃出来就不错了。“逃跑”也是一种志气。东方朔叫“避世金马门”。
第三，我想拿我老师送我的一句话转赠同学。他跟我说，趁你现在不出名，还不赶紧读书，人一出名就完蛋了，好像“浑身是宝”的肥猪，“只欠一死”。大家要知道，人一辈子能安安心心读书，拢共也没有几天。你们现在读书，没有声名之累，这是好事。我劝你们，一开始做学问，就要明白，你什么也不是。将来出了名，也要知道，你什么也不是。比如我这个名字吧，问我的人很多，还以为有什么深意。其实“零”是什么？“零”是nothing，你以为你是谁？你什么也不是。你就是在名片上印再多的头衔，也没有用。我觉得，如果能保持这种“什么也不是”，挺好，干吗非把帽子全都扣在自个儿头上，也不嫌捂得慌。这也是志气，而不是谦虚。
下面我再讲一下“守规矩”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因为咱们的学术界，不讲规矩的人太多。不仅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不懂，就是写了一辈子文章的教授也未必明白。比如我们将来都要写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你干吗要写那么多脚注，列那么多参考书，这里面的讲究就非常多，你就是志气再大，才气再大，独具只眼，不拘一格，也得守这点规矩。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讲一点我个人的看法，供各位思考。
第一，我想说，学术平等是学术规范的第一要义。去年在武汉开会，我发言说，咱们这个会议开得好，好在哪儿呢？就在它是“学不分古今中外，人不分长幼尊卑”。前一句话是王静安先生提倡，大家不反对，但后一句话在咱们这个学术界就有点不受听，甚至要被很多尊老不爱幼的人理所当然地加以反对。会议论文集的前言用了我的话，把后一句改成“人不分男女老少”，成了蒋介石发表的抗战宣言。它让我想起文革那阵儿的一场批判。当时，两报一刊批彭真，批他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说这是抹杀阶级观点，不同阶级在真理面前怎么平等？现在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是这个想法。他们不知道名片上那些东西什么也不是，懂规矩的杂志绝对不能印，我出自谁的门下也什么都不是，不知道“唯马首是瞻”、“唯马屁是拍”是很丢脸的事，不知道“当仁不让于师”才是作学生的本分。他们以为大人物都是千锤百炼，不犯错误，犯了也是“高级错误”，人人皆可谅之，该诛该讨的都是小人物。人不能犯错误，更不能犯常识性错误，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而且是违反常识的错误。不犯错误不是人。大人物并不能例外。我可以不客气地讲，这种想法是违反学术规范，也违反学术道德的。如果有人一定要反对我的“一视同仁”，那我也是主张“长者从严，幼者从宽”。因为刚出道的人，人家热血沸腾怀抱的就是那么一点理想，焚膏继晷写出的就是那么一点心得，你去当头棒喝，你去一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