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夯不想听，赶紧截住说：“碾子这人不错，忠诚老实，待人厚道，工作肯干，在村里人缘很好。”
“我不是为碾子，是为你！”她委屈地说：“我一天不见你，心里就空落落的，就六神无主，恍恍惚惚。可我嫁到你们村这么长时间了，你却不跟我打照面，我就这么讨厌吗？”说着，那眼泪就涌出来。
大夯好威屈，想解释一下，又不知怎么说，只好打掉牙往肚里咽。春秀接着说：“我一直放不下你，天天想着你。你可好，至今躲着我，不见我，连工作也不给我安排，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人！……”
大夯脑子一片空白，他虽冤枉却不想洗白。疼痛的伤口不需要去抚摸，愈合的伤疤更不应再揭开。他不愿再品尝那杯苦酒，故意把话头岔开：“春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天叫你来，是管委会研究了你的工作，决定让你当妇女主任。”
春秀仍然像刚出笼的包子——满带气，她言不由衷地说：“我工作不工作倒没啥。只要你不忌恨我，别给我小鞋穿，就知足了。”
春秀话里带刺，大夯并不计较。他不愿再跟她谈下去，就说：“你的任务就是把全社的妇女工作抓起来，碾子是民兵连长，李仁杰是团支部书记，你们仨要好好配合。”
春秀有满肚子话要对大夯说，却不知说啥是好，呆呆地愣在那里。
这时窗户上有个人影在晃动。大夯警惕地高声问：“谁？”
那人一闪没了。大夯出来一看，有个人急匆匆地顺墙根溜了……
对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谁也吃不准。东堤下村两个农业社正在深入整顿的时候，县委又下了紧急通知，召开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中心是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批评以“小脚女人”为代表的右倾保守思想。
这个会议非常严肃。在报到的时候，《大会须知》上就强调了大会的纪律：不准迟到早退，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胡走乱串，不准随便找县级领导谈话。石大夯一来，就感到这次会议的气氛很紧张。他还听说，县里有的领导犯了错误。在开幕式上，大夯发现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没有县委副书记梁才，心里不由地一震，莫非梁书记犯错误了？不可能。梁书记最讲实事求是了，怎么会犯错误？
会议由县委书记陈列夫主持并致开幕词。他在认真分析了全县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形势之后，强调说：“这次会议主要是解决各级干部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求大家过好社会主义关。”接着，由新来的县委副书记韩霖传达党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人们一听，就觉得这次会议与当前整社的气氛不一样，充满一股子火药味。果然不出所料。下午，县委副书记梁才就在大会上检讨自己的右倾思想。大伙儿听了，心里都沉甸甸的。
开会之前，杨旭就像知道这次会议精神似的。对鲁子凡说：“我先给你打个招呼。这次会议很有来头，我们要做好挨批评的准备。”老鲁不解地问：“咱区农业社的整顿很有成效，挨什么批呢？”老杨叹口气道：“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罢，摇摇头叹息道，“都怪我思想不坚定，对这股倒退风顶得不坚决。”
“倒退风？”鲁子凡听着有些刺耳，不由地皱起了眉头，“整顿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怎么是倒退呢？”
鲁子凡一听大会报告，便觉得自己的思想与这次会议精神格格不入。他不知道上级为什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知道什么是“小脚女人”。自己平时注意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按照党的指示办事。没想到自己做的，却与这次会议讲的大相径庭。他心情沉重，想找老杨谈谈，老杨却指指墙上贴的《大会纪律》，冷冷地说：“有话会上讲。”他不禁皱起了眉头。
杨旭把自己装扮成个一贯正确者，在会上夸夸其谈地大讲自己发展农业社的功绩，不仅把取得的成绩都揽在自己头上，还大谈自己如何与右倾思想进行斗争，说什么“在我们区的主要领导同志中，有的就被来势凶猛的合作化运动下破了胆，成了典型的‘小脚女人’。由于我们区委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所以顶住了歪风邪气，才没有被‘小脚女人’拖住前进的步伐，取得了现在的巨大成绩。”
鲁子凡想不通，明明是建社的进度太快了，超过了群众的思想觉悟，农业社问题百出。暂时停下来整顿是对的，为什么被说成 “小脚女人”？难道从实际出发就是右倾吗？他想从文件中找到解开思想疙瘩的钥匙。对照文件检查，自己并没有对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只是对运动高潮的到来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难道这就是文件批评的“小脚女人”吗？他问杨旭，“咱们区办社在全县一直居领先地位，怎么能说是左摇右摆的‘小脚女人’呢？”
“有的村终究停下来整顿了嘛！”杨旭严肃地说，“老鲁同志，我们要敢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只有看到了思想上的差距，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只有放下包袱，才能轻装前进。错误思想有啥舍不得丢掉呢？”
“我不能稀里糊涂地瞎检讨，这不是对党负责的态度！”鲁子凡提高嗓门争辩着，“我们党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如果弄不清对错，分不清是非，今后怎么工作呢？”
杨旭用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位共事的伙伴。这些年，杨旭在与鲁子凡的相处中，总感到老鲁有许多与自己不同的地方。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有时又非常固执；他看问题准确，有时又有些偏颇；他勇于承认缺点和错误，又容易反复。他总认为，这与他的出身有关。一个小知识分子，不免有些小资产阶级情调，身上有许多不健康的东西。自己是“班长”，有责任好好帮助他。他语重心长地说：“子凡呀，你最大的缺点就是好站在落后群众一边想问题，而且任性，固执。看问题要看主流，学习上级文件也要吃透主要精神，不能断章取义。你好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喝过几年墨水，肚里有点学问，就提出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下去很危险。”
杨旭说得语重心长，诚诚恳恳。鲁子凡在认真思考着。
杨旭进一步强调说：“我们不能只看表面现象，也不能浮皮潦草地就事论事地检讨。要从世界观上找原因，挖根源。不然的话，就找不到病根儿。”
别管怎么说，承认与检讨错误，是一件痛苦的事。鲁子凡的思想是矛盾的。有时觉得自己做得对，用文件一对照又觉得错了，常常陷于矛盾之中。
这天晚上组织与会人员看电影。他没心思消遣，也就没去。想学习，心里乱糟糟的。于是，就去城关中学找妻子张习之。他来县城开会虽然两天了，由于会上纪律严格，有时晚上也安排讨论，就没顾上去看她。两口子一个多月没在一块儿了，吃过晚饭就去了。
张习之知道鲁子凡在县里开会，报到的那天晚上就等着他，同屋的苗老师也搬走了。等到半夜他也没来。她想，会上第一天事情多，可能抽不出时间来。第二天又等，还是没来。张习之沉不住气了，就去向校长打听这次会议的内容。校长说：“这次会议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整顿思想，开得非常紧张。”张习之也就没了什么非分之想。这天晚上，她与苗老师正在批改学生作业，听有人敲门，心里一动。开门一看，果然是他，不由地一阵惊喜：“你们开会不是挺忙吗？今天怎么有空了？”
苗老师见张老师的爱人来了，就说：“哎呀，鲁区长，这几天张老师光念叨你呢，我给你们腾地方。”说着，就赶紧收拾东西。
鲁子凡不好意思地说：“苗老师，我这一来，又该叫你打游击了。”
苗老师笑笑说：“我那位来了，张老师也打游击呀。”说着，匆匆走了。
鲁子凡问习之：“歌今好吗？”
歌今是他们的宝贝女儿，三岁多了。由于工作忙，鲁子凡很少来看她，他真想孩子了。
“上幼儿园了，晚上不回来。”张习之说，“幼儿园伙食不错，比过去胖了。”
鲁子凡并没有因女儿胖了，表现出高兴。那张胡子拉茬的脸上写满愁容。张习之关切地问，“闹病了？”
“没有。”
“你脸色不好。”
“工作太忙了。”
“都说你是个工作狂，可要注意身体呀！”
鲁子凡笑笑说：“基层工作不比县里有时有晌，有时任务一紧，就不分什么黑价白日了。还经常遇上一些挠头的事，想歇也歇不了。”
“不行就调上来。”习之说，“县农林局长不是叫你来跟他搭伙吗？”
“在下边成天忙忙活活，倒挺充实。上来了，还不一定习惯哩。”
两口子说了一会儿话，习之发现鲁子凡情绪不好，便问：“碰上什么烦事了？”
鲁子凡本来不想跟她说什么，可她一个劲儿地问，就把区里近来发生的一些问题和这次会的内容说了。习之叹口气说：“你办事太认真，又好坚持自己的意见。最近，跟老杨的关系怎么样？”
“老杨就是好大喜功。我不图什么名利，倒没有什么大矛盾。”
张习之从老鲁的口气里听出些问题。关切地问：“你俩闹意见了？”
“也说不上闹意见，就是在一些事上看法不一致。”
“这是何苦呢！”张习之抱怨说，“老杨是书记，他说咋办就咋办呗！”
“我要对群众负责。”老鲁心情沉重地说，“下面明明问题不少，能说形势大好吗？”
“你这脾气不改，非吃大亏不行。”习之规劝说，“看风使舵的人多会儿也沾光，你得学滑点儿。”
“我学不来那一套。”鲁子凡倔倔地说，“我是党员干部，说话办事要讲良心，不能对不起老百姓。”
张习之试探地问：“听说这次会来头不小？”
鲁子凡点点头：“看来上级对合作化的进度不满意。可我总觉着进度已经不慢了，有的地方已经出了问题。如果再加快步伐，恐怕要出乱子。”鲁子凡说着，长叹了一口气，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你不能只看你们区那儿巴掌大的地方。”
“我也这么想。领导站得高，看得远。”鲁子凡说，“可一联系我们区的情况，就觉得对不上号。”
张习之见他如此执拗，规劝说：“上边怎么说，就怎么干。随大流，不挨揍嘛！”
鲁子凡叹口气：“难啊！”
张习之见他挺伤感，便说：“轻易不到一块儿，干嘛说这些不愉快的。你也累了，咱们睡吧。”说着，就去打铺……
大会最后一天，县委书记陈列夫作大会结论。会前，他把杨旭叫到家里，问他能不能在办高级社上给全县带个头？杨旭不假思索，就拍着胸脯答应了。他没跟鲁子凡商量，就在全县大会上明确表态，不仅要把办社进度大大向前推进一步，还要创办彻底消灭私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他讲的不多，但情绪激昂，说得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这位区党委书记紧跟县委前进的决心。
杨旭的表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与会人员的热烈鼓掌和县委书记陈列夫的表扬。这像给他注射了一支兴奋剂。散会后，他嘱咐石大夯：“一定要在办高级社上带个头，在全县树一面旗帜。”
在这次会上，大夯没有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