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风云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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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风云亲历记- 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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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是抗日战争期间的陪都,也算得上是全国的大都市了,但当时各种条件实在很差,而我们又有身在囚笼又是虎穴的感觉,要是生了病就更艰难了。1941年,重庆又遇到日本飞机大轰炸,曾家岩50号的楼房被炸掉一半。我们都只得临时搬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去住,而我们许多工作则仍然在城里。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常常步行到化龙桥,坐马车去上清寺再换公共汽车。夏天酷热,来回奔波,大约不到半年我就病倒了。天天下午发烧,身体疲惫不堪,医生诊断得了肺结核。因怕传染给大家,于是我住到红岩半山腰处。刘太太(八路军办事处的楼房所用土地的主人,是开明地主)家有三间小草房,我和也得了肺结核病的袁超俊同志各借住一间,刘家的工人住在旁边一间。不久,龚澎也得了病,她连发了三天高烧不退,送到重庆中央医院去治疗,医生说是感冒。给她打了两天针,不但未退烧反而烧得更厉害了,最后昏迷不醒。同时她左边的臀部直下至膝盖都红肿起来,只得又送到医院检查。原来是打针时消毒不好,因感染而大面积化脓了。在臀部开了一刀后,挤出脓血一大盆。烧倒是退了,可伤口老是愈合不好。出了医院在红岩办事处也没有合适地方住,只得也搬进我住的茅草房里来。她虽是外伤,可比我们痛苦多了。她整天只得趴在床上,不用说下地,开始时连动一下都痛,不能翻身,不能仰卧或侧卧,所以也不能看书。刚住进小草房时,她见到有我和超俊做伴,倒也高兴了一些。可是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着,什么事都干不了,她逐渐地不耐烦,发牢骚,甚至骂那该死的医院和该死的大夫。我们也只能劝劝。我给她读读报上重要新闻,我爱看说,又给她讲讲小说里的事。过了些时,她伤口好些了,但还是下不了床,走不得路。    
    重庆的夏日,时有大雨。一天半夜,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我们所住的小草房,被震得吱吱发响。龚澎很怕霹雳声,我也睡不着,就想起床和她说说话。突然轰地一声响雷从草房后面炸起,接房顶连泥带草往下掉,龚澎忽然下地跑到我床边来。我摸着火柴点上小油灯,这时超俊也从侧门进来。眼看小草房摇摇欲坠,这时旁边住着的工人也过来了,说两边的小房都没有房梁,会倒塌。他两人正想抬龚澎往中间那草屋去,龚澎却自己一拐一拐地走了,刚过侧门,我们住的那间小草房,啪啪几声就塌了下来,我们都吓得瞪大了眼。超俊说,老天真是有眼,没有把我们砸在土下。我做出轻松的样子:日本人的炸弹都没敢把我们炸了,老天爷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一看,龚澎还站在那里呢,赶紧把她扶到超俊的小床上趴下。龚澎却大笑起来说:其实我能站起来走呀,原先老怕痛,真该死……龚澎就是这样一个既开朗又率直的人。外面仍是大雨滂沱哗啦啦地响。    
    没有过多久,曾家岩50号的房子修好了,小晒台也给堵死了,二楼那些政工队员也不再出现了。龚澎和我搬回曾家岩又忙碌起来。    
    


第一部分第4节:乔冠华与龚澎相识相爱

    我认识乔冠华是1942年他刚从香港来到重庆之时,有一天恩来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室——也是办公室。我站在他桌旁听候他的吩咐,他问我:你知道我国有两个名叫乔木的人吗?我觉得很突然,定了定神回答说:我知道,是南乔北乔吧?北乔我认识,在延安见过面还交谈过。南乔听说过,是在香港常发表国际评论的。是吧?恩来同志说:不错。现在这位南乔已调到我们《新华日报》工作了,他刚来,住在《新华日报》营业部纯阳洞宿舍里。他的经历和你们不大一样,他曾在外国生活多年,以后在张发奎将军处当过幕僚,又在香港新闻界文化界工作,是文化名人。他初到《新华日报》生活条件很艰苦,也许一时会不习惯。接着恩来同志叫我去看望这位南乔,让我转告南乔他这几天很忙,过些天会尽快找南乔谈话的。我答应着正要转身,他又把我叫回说:你带点水果和吃的东西去吧。当天下午,我提着一些橘子、花生去纯阳洞宿舍看望这位南乔。因为我在文化组工作,让我去探望一位文化名人,是分内的事,但心里还是有点纳闷:既然已调来工作了,恩来同志为什么还这样周到和客气呢?我到了纯阳洞宿舍,见到这位南乔。他听说我的来意,很礼貌地站起来,和我热情握手,并感谢恩来同志的关心。他给我第一印象是身材瘦高,有点驼背,戴眼镜,穿着不讲究,也没有摆名人架子。他问起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因为我与重庆文化界的朋友很熟悉,我坐下来和他谈了一会儿就告辞了。以后我还曾经给他送去过衬衫、袜子什么的,他正式在《新华日报》工作后,也常见面,但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后来听他自己诙谐地说过: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党外民主人士。说完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以后我们都称呼他老乔,南北乔之说也慢慢淡忘了。    
    在认识老乔之前,我曾读过不少他写的文章。我们虽住在重庆,香港的报纸还时能看到。自1939年到1940年期间,他在香港以乔木的名字发表了许多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内容丰富、材料翔实而且很有文采。这种文章本来容易显得沉闷,但他的文章却写得生动活泼,很有可读性,当时我们都很爱读。    
    1942年他调到《新华日报》以后,正值皖南事变,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争取国共继续合作,反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所以国际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了,在这期间老乔写的国际评论文章不很多。1943年以后,他就以于怀为名,两周必有一篇国际述评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有很好的反响。20世纪80年代《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史学会,还出版了乔的文集。    
    1942年至1943年,乔冠华与龚澎相识而相爱,大家都认为这是很相配的一对,同志们都为他们高兴,1943年他们就结婚了。当时的革命婚礼是很简单的,不过是大家在一起吃些糖果花生热闹一下。记得董必武同志还为他俩赋诗一首,写在一块红绸上。婚后老乔搬到曾家岩,那时叶剑英同志已返回延安,他俩住在三楼原叶剑英同志的居室。从此龚澎才搬离我们的女生宿舍。我还记得他们恋爱时我询问过龚澎:听说你和老乔恋爱了?该结婚了吧。她表示还有点犹疑,她说感到老乔比较自傲,听说他对爱情有点浪漫。我玩笑地说:浪漫有什么不好?古板才没趣哩。接着我认真地说人无完人,他很不错了。当然龚澎也仅是想说点心里话而已。他们婚后那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大约1945年后,老乔才正式调到中央南方局外事组工作,也还为《新华日报》写文章 。    
    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全国人民都希望和平。我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如今胜利了,但却是民穷财尽,满目疮痍。人民多么希望有个和平环境,重建祖国和家园。中共派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这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情况都十分关注,国外新闻机构派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大大增加,国外使团人员也多了。我们在重庆原有南方局外事组的人员也增加了,而龚澎仍然是主力。她奔忙于记者群中,大力宣传我党主张和平的方针,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恩来同志与国外人士以及新闻界的接触也大为增加,毛泽东同志在重庆的时候,无论是接见外国记者还是其他外国朋友,都是龚澎陪同作翻译,这就使得龚澎更加繁忙了,同时在外国人士和新闻界中,她更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了。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龚澎的身份是记者或翻译,实际上已经是我党的“新闻司长”了。    
    


第一部分第5节: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

    1945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代表团的大部分人员也随后到达南京,在南京梅园新村成立了办事处,并设有周公馆。为恩来同志工作方便,我党当时在上海也设立了周公馆,即上海马思南路107号。1946年,龚澎、乔冠华和部分外事组人员住在马思南路,那时《新华日报》、《群众周刊》都在上海筹备出版,所以我也到了上海。可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批准《新华日报》出版,我就在《群众周刊》任记者和编辑,同时也在上海文委从事文化工作,也住在周公馆内,和龚澎夫妇朝夕相见。那时龚澎和老乔领导几个青年同志,除了每日向国外和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出大量新华社电讯稿,还办了一个外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可能是我党最早发行的英文刊物。刊物主要对外宣传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刊物在国外极受重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国内的和与战十分关注。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根本就没有真实的报道,有的只是谣言,国外得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龚澎他们办的《新华周刊》,虽然坚持我党的立场,但有各种消息,报道也都比较客观真实,所以很受国外人士欢迎和重视。这样,有关我党和解放区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世界各国。这种情况使得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于是下令《新闻周刊》停刊,邮局更不予寄出。这样一来对外宣传的渠道被封死了。    
    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国共和谈已基本破裂,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已完全无望,恩来同志准备率中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撤回延安。恩来同志行前,对留在国统区工作的人员作了细致的安排:大部分同志回解放区,一部分有掩护条件没有公开过身份的同志留下做地下工作,还有一部分同志因工作需要,则去香港开辟新的工作。龚澎夫妇和我都是决定派往香港的。恩来同志离开南京以后,我们有十数人乘坐轮船从上海去香港。    
    抗日战争年代,我们在香港的工作本来有一定的基础,但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占领时期,我们的同志几乎全部撤回大陆。1946年再去香港开展工作,困难必然会多一些。记得初到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先是各自投亲靠友分散居住,一个多月以后在铜锣湾租了两层公寓楼。那时那一带还是很荒凉的地方,交通也不方便,但能集中住在一起,工作上就方便得多了。龚澎一到香港即着手筹备出刊物,乔冠华就是她最有力的助手。乔在香港有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对办刊物能起到很大作用,乔在香港其他刊物上也发表不少文章。那时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英文《中国文摘》半月刊就与读者见面了。这一刊物旗帜鲜明地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为解放区的进步摇旗呐喊,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正义事业和中国的革命形势都起到极大的作用。    
    《中国文摘》出刊了,但条件仍是很艰苦的。龚澎手下只有六七个人,从选稿、改稿、编排以至下厂校对都是这几个人干的。重要文章的翻译、撰写以及定稿、看大样都是龚澎和老乔亲自动手。好在香港没有国民党特务捣乱和审查关卡来束缚,大家觉得天地开阔了,心情舒畅了。放开手脚干工作,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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