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甭说，谢尔盖，你甭说吧。如果鲍里斯退出，砖头势必落到头上了，那么到最后阶段就由另外一个人出来做反对派。现在看来，久加诺夫还有很大的威望，但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人们的头脑清醒过来了，大家都想到，他们拥戴的不是新人，而是反对非常熟悉的旧人。那时候我们就在他们身旁，而那些忠于任何统治者的电力工业职工们都是不可缺少的。”
“我在理论上赞同你的意见，但是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记载和沃兰德所断言的那样，这块砖头根本不会落到谁的头上去。”
“我表示同意。咱们等待吧。还来得及，”福金从桌后站起来：“你替自己的将军服务吧，不要管闲事，避免同古罗夫接触，如有什么事，请你打电话。”
这个鬼东西断言，这块砖头根本不会落到谁头上。在推动石头之前，他们仔细研究了巴图林，正确无讹地向他瞄准了。
每逢星期一早晨，巴图林总要到靶场去，认为他既有武器，就应该善于利用它。
巴图林便用“马卡罗夫”牌手枪对准那背部画有一道道圆圈的人形靶子射击。在他附近射击的是某个民警机关的上校。除开他们而外，靶场上没有任何人。巴图林打掉了一夹子弹，他观察到，这个上校毫无信心地打靶，想了又想，如果靠这种本领密探从五十米的距离也打不中一间屋子。后来上校开了最后一枪，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把手枪放在栏架上。
“怎么样，上校先生，咱们一块儿去看看？”巴图林快活地问道。
“可以去看看，不过我想恐怕这没啥意思。”上校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我已经有二十年没拿过手枪了。”
他们走到了靶子跟前。巴图林的子弹密集地射在一个地方，差不多打中了十环，赢得了四十二分，但上校的情况很糟。
“我打得不好，但不可能打成这个样子，”上校斩钉截铁地说，“这支手枪出了毛病，我相信你用它也打不中靶子。”
巴图林从栏架上拿起上校的手枪，瞄准靶标。
“怎么样，上校先生，我同意调换手枪，比赛比赛，在低级酒馆中赢一顿午餐。”
上校看着手表便回答：
“我同意，明天在这个时候。现在请原谅，我不得不离开，”他把自己的“马卡罗夫”手枪塞进枪套中，“即是说，明天，九点钟行吗？”
“请您携带钞票，上校先生，今日低级酒馆的午餐也是很昂贵的，”巴图林大笑起来。
“我知道已经输了，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我只有一颗子弹没能打中靶标，”上校回答，“明天见。”他走出靶场，坐进豪华的“梅尔谢杰斯”牌小轿车，驶进内务部向古罗夫汇报情况。
克里亚奇科脱下身上的制服，斯坦尼斯拉夫在靶场上打得很差劲，他汇报：
“他一下子抓注了碴儿，卑微的虫豸用不着，叫个专家来，检查检查他，‘把指头割下’，我无论怎样，约定在明天要和他相见，如遇必要时，就互相对射。”
“指纹毫无损伤，”古罗夫回答，他把摆在他面前的手枪看来看去，“他的伙伴肯定会说，没法把巴图林的手枪拴在他身上，而且谁也不会对根卡·维特金的重伤负责任。”
斯坦尼斯拉夫把那套制服挂在立柜里，穿上便服，好奇地望望朋友，厌恶地冷笑了一下。
“列夫·伊凡诺维奇，很明显，我到死也不了解你。你是个这么洁身自好的人，以致使我不禁要用粗野话谩骂，你目前堕落到会做龌龊事的田地，还欢天喜地。我和你以前都不会去想象这种事情。”
“是的，我们在退化，”古罗夫病态地蹙一下额角，“但是从前特工机关的军官不在黑手党中服务，更不会枪杀自己的同事。如果我们不适应于我们生活的时代，人家简直会把我们杀害。”
“那么让我们开始受贿吧，到处有人受贿，我们应该取得一致。”
“理论上你是对的，但实际上，生活迫使我们去走极端，或者被撤职。我们都做过尝试，没有结果，某个人应当为之殴斗，然而我们并不能制定法则。你自己晓得，上级对一切负责，所以这个罪孽不由我负责，也不由你负责。”
“天良嘛，列夫·伊凡诺维奇，真糟透了，我有时候竟不会天良发现。请你原谅我，然而我今天瞧瞧这个蟊贼，我却不明白，我有什么地方比他优越。”
“你想用目的来证明手段是正当的吗？”古罗夫问。“人人都认为，它不能证明这一点，而生活则可证明，这个问题没有雷同的答案。每一次机会都是个别的，我说今日我做了亏心事。你，斯坦尼斯拉夫，请你不要难受吧！”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巴图林坐在古罗夫上校的秘密住宅的桌旁。显然毫无兴趣地睬着摆在他面前的相片，相片上印出的是负伤的维特金、一支带有消音器的“马卡罗夫”牌手枪、子弹壳和从负伤者胸部取出的一枚压扁的子弹。
“您真侥幸，巴图林，我的小伙子还活着，在渐渐康复，否则我们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检察院里谈话，从检察院把你直接送往隔离侦讯室。”古罗夫镇静地说，他收起相片，把它们放进信封里去。
“很有趣，上校先生，”巴图林不自然地打了个呵欠，“我不和您比什么侦缉事业上的经验，但是我在侦缉工作中耕耘了将近十载，我知道什么是证据，而什么不是证据。您向我叙述了一件令人感伤的事情，我只是弄不明白，这一切经过和我巴图林少校有什么关系。如果您将我逮捕起来，有人会禀告中将科尔夏诺夫，他是个专横的人，不喜欢别人冤枉地欺压他的手下人。”
“一定会这样，”古罗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禁止冤枉地欺侮任何人。您在这儿无意地谈到我的侦探经验。那么您认为，一个有经验的侦探没有真实的证据，只凭几张无用的相片就能拘留警卫处的军官吗？”
巴图林战栗一下，仔细看看古罗夫。
“而您会有怎样的证据呢？证实我枪击您的小伙子的证人有吗？您决不会去组织那些很有把握地揭发并且追究刑事责任的假证人。自然再也不存在任何证据了。”
“您深信不疑？”古罗夫的声音中消失了温和的语气，他改用别的语调说起话来，“犯人有时候会在武器上留下自己的指印。”
“那是上世纪的事，今日连孩子们都不会留下指印。”
“而且奇怪的是，在那支用以使人负重伤的手枪上发现了您的指印。”
“扯谎，既然您知道得很多，我不是为作记录才说话，那时候我带着一双手套。”
“我感到遗憾，少校，技术鉴定胜过我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不是为作记录而说的，”古罗夫强迫自己微微一笑并把技术鉴定副本放在巴图林面前。
密探不喜欢巴图林，即使那样还是在进行谈话。古罗夫最初不准备将文件转交给检察院，而打算将他招募到自己帐下。他知道少校和神秘的旧克格勃分子福金很接近，巴图林本人不会是这一阴谋的中心人物，福金很适宜于充任这个角色。他不是贪求领导权的党内旧官员，其实福金完全不懂侦察工作，而是一个次要的以侦探为职业的人，但他在这个世界的强人身边很明显地享有威信。只有借助于一种方法可以影响这种人，即是拥有他们的重要材料。而所有上层人物相信的事情都会引起密探的怀疑，严肃认真的密探只要他愿意就不难弄到必不可少的证据。
福金极其危险而又招人喜欢，巴图林是他的助手，这样的特工非常了不起。古罗夫编织了坚固的网，可以迫使少校通力合作，但密探不能容忍在逮捕威胁下招兵买马。他不知道该怎样开口说，在恐怖压力下工作的特工是一只你紧紧抓住尾巴的猛兽，而他只在想，怎样才能很快地挣脱，然后用牙齿狠狠咬住驯兽师的喉咙。
于是古罗夫寻求与少校接近的途径，即是人类的热爱集体劳动的途径。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巴图林把文件念了几遍，便扔在桌上。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有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古罗夫从容不迫地说，声音中有点怜惜的意味，“您是带着手套开枪的，在这之前一小时由于漫不经心的缘故您拿了一下手枪。您是个活人，因此人类的任何事情对您来说不是陌生的。任何一个以侦探作为职业的人有时会犯最大的错误，很遗憾，这一点我是凭我自己的经验而得知的。”
“请您甭在丸药里再加一点糖，列夫·伊凡诺维奇，我不是婴孩。您为了要把我关进监牢，就不要做这种呈文，而且您和我索兴在检察院或者在部长办公室里谈话吧。您却悄悄地把我从街上拖走，送到了这所秘密住宅。即是说，您打算把我招募。”巴图林耸耸肩膀。
“这句话我是不能容忍的，”古罗夫和气地说，“当每个侦探帮助昨天的敌人对他有利可图时。他的实际生活中有时候会出现这种局面。正如法国人所说的那样，这就是生活。我提出合作建议，这是对双方有益的，短时期的却是真诚的合作，这是没有下流女人参与、没有砍去我的头颅的试图的合作。”
“当然，这是真诚的合作，但是索环在您手中，”巴图林尖刻地回答。
“对不起，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不过这是您，而不是我从谢列梅季耶沃拐走了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并且给这个小姑娘注射麻醉剂。是您，而不是我枪击民警机关的军官，只是碰巧没有打死他。我向您提出平等的合作建议，论理我应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尤里雅·戈尔斯特科娃的事情真使您感兴趣，”巴图林若有所思地说。
“我不打算昧心说话，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你所知道的许多事情使我很感兴趣，”古罗夫说，不知不觉地改称你，“福金使我很感兴趣，顺便提一句，请你同谢苗·彼得罗维奇商议商议，他是个高级特工。”
古罗夫看见，在提到福金时巴图林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颤抖了一下，但是密探用那平静的噪音从容不迫地继续说：
“谢尔盖·维达里耶维奇，我不准备教训你，每个人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配手。但是我向你警告，福金会使你处于受攻击的地位，就像以棋阵为转移去任意摆布象棋棋子似的。他是个政客，而在政治上只有一个法则：获胜的志向，谁也不注意牺牲。我不存心离间你和上级的关系，我只是叫你注意他的本质。”
“而你，列夫·伊凡诺维奇，你正在给我准备奖品。”巴图林讥讽地回答。
“未必，”古罗夫冷冷一笔，“你和我一同工作，这是非常冒险的事业，所以古罗夫这个人物人人熟悉，他在所有特工机关里表现得突出，引人注目。但是你可以问问我的敌人，被我长期关押的刑事罪犯们，许多人不喜欢我，仇视我，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对你说，古罗夫上校作出了承诺之后会自食其言。当然，我是你的敌人，我们的目标各不相同，但若你能帮助我，我本人就在这所住宅中把手枪还给你，这个针对你的案子也会自动地了结。我向你作出军官的应诺。”
巴图林听到的有关古罗夫的一切情况证明他所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少校还不能